另一方面，中国模式不太适应Di国竞争，但在适应“拐点时代”方面有其优势。
摘要
中美模式从历史中来、到历史中去，没有普适而完美的模式，只有阶段性的绽放。
根据上篇的深度剖析，作为中美两国长期发展潜力角力的根本所在，中美模式构成元素众多，既有不同之处亦有相似之处，并非如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简单或者非此即彼（要么市场原教旨、要么政府原教旨）。
并且，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两种模式在不同时间、空间，各有长短。
美国模式的核心优势是市场经济
就时空大背景而言，美国模式适应经典市场经济与经典的Di国战争，但目前来看还不适应不对称的市场竞争与政治军事。
可以说，如果以本世纪初中国加入WTO和美国发生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为背景转换的分水岭，那么在此之前，有着“充分自然发展的市场经济”和根深蒂固的盎格鲁-撒克逊征服文化的美国，发展可谓如鱼得水。
这不仅体现在美国早已吻合经济规律地完成了从工业到金融、从实体到虚拟的递延、独占金融文明鳌头，充分收获以货币换资源好处，并第一时间享受了新经济文明的便利与暴利；而且在以往主要以侵占和掠夺为目的、以军事打击为手段的国家竞争中，美国更成功塑造了以其为核心的单极世界。
然而，随着上述背景的转换，深谙丛林法则的美国人不仅在全球化的自由贸易中失分，在宿命般的金融危机中“伤敌一千，自损八百”，而且对伊拉克、阿富汗的战争也一再地失控、陷入泥潭。
可见，虽然美国的军事、科技、经济实力冠绝全球，但全球化的竞争其实就是不对称的竞争，既有赤裸裸的实力的碰撞，也有“田忌赛马”、“暗渡陈仓”。
美国模式在面对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政府与市场的“二人转”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土八路、游击队时确是力有不逮。
中国模式的核心优势在于非典性
相比而言， 一方面，现有中国模式既有适应经典市场经济的方面，也更有适应非典市场经济的方面。
“系统适度开放”使特有的国民禀赋优势尽显，以致在全球化第一阶段商品贸易的自由竞争中中国已先胜一筹；而接下来的金融贸易竞争看似经典实则非典，金融危机动摇了美国自由市场金融的传统，却将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举国体制”（经济刺激计划）和“国家主义与市场经济奇特嫁接”下高度趋稳的金融体系推上了历史舞台。
此外，在新国企、新产业等新兴非典领域，中国模式的体制和禀赋优势尽显，中国高铁走向世界即是明证。
另一方面，中国模式不太适应Di国竞争，但在适应“拐点时代”方面有其优势。
客观上讲，作为后发国家和人口大国，中国的发展离不开技术的引进和外部资源的补给， 而与通过战争方式攫取相比，依赖全球化的共享、互利互惠无疑来得更加可持续。
再加上主观而言 ，缺乏攻击、扩张性的国民性格也更倾向以和为贵和偏安一隅。 不过，正是由于这样的禀赋和性格，多多少少又促成了中国模式中灵活但不冒进（实用主义加渐进思维）的一面， 例如中国的“试点文化”和反周期的宏观调控，既有效推动了改革小步走，又能在形势看似变得更糟之前予以制止。
毫无疑问，在法律、条文以及体系固化的国家则往往无法适应这样的做法（如日本虽欣赏中国的“试点”但受其法律限制不能推行），但反之在“拐点时代”、在转型国家，经济急剧转弯，传统一再被颠覆，实用主义只能大行其道，而中国的这一套，显然是满足了为自身过渡转型保驾护航的历史需要。
美国模式内在的“病灶”
就模式本身自我调适的时间空间而言，现有的美国模式终极导向往往过犹不及，无法从模式上自我调整。
其一，赢得了世界却赢不了自己，美国模式难以摆脱特里芬悖论式的宿命。
“世界一钞”美元终于因不可替代的过度使用、滥用而走下神坛，而作为“世界警察”，近年来，美国更是疲于奔命，从1991年海湾战争、1993年索马里……到2001年阿富汗、2003 年伊拉克，越来越力不从心，庞大的军事开支也极大地透支了国内经济。可见，盛极而衰的国运铁律是放之全球而皆准的。
如今特朗普强调“美国优先”显然是有意对此进行调整，但美国骨子里的争强争霸的思想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折腾并不会因此而根本改变。
其二，在市场经济充分递延深化过程中，国策效率将被民主与边缘化民众天然结合体所递减。
工业经济的过剩推动了美国经济向信息和金融的延伸，并由此带来产业的高端化、虚拟化、空心化以及中产阶级的下沉，经济活动日益为少数精英所掌控。
这样一来，经济上的“多数服从少数”和政治上的“少数服从多数”作用的结果使美国国策越发难以达成共识，奥巴马上台后，医疗保险、金融监管等一系列改革之所以推行的甚为艰难，就是因为遭到了代表企业集团利益的共和党人的强力抵制。
中国模式的短板制约长远发展
同样地， 中国模式也并非完美无缺，比如现有模式并不适应常态机制、长效机制。
“摸着石头过河”的惯性思维，在确保改革的稳定性连续性同时，也加大了经济的波动性、短期性。 忽松忽紧、忽热忽冷，相关部门翻烧饼式的政策扰乱了市场预期，使得企业决策、投资者行为难以长期化，普遍重投机轻事业、重利润轻责任。
除此之外， 现有中国模式也难以遏制寻租与官僚，以及难以让社会公民自我发展、自我担当。 无论是房地产市场，还是股票市场，从红顶商人落马到金融腐败每每层出不穷，根源就在于脱胎于计划经济全能体制的中国模式，本质上强政府弱社会，体制内外先天不足地缺乏权力制衡与监督；而相应地，社会在强势政府大家长式的呵护下，自主性的公民社会与文化发展相对滞后，几年前红极一时的网络词汇“打酱油”、“做俯卧撑”无疑反映了这种社会责任意识的淡漠。
当然，近年来由于网络的发展，每每有重大社会性事件，民众至少在舆论层面展现了极高的参与度。
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大国崛起靠经济，长久运行靠法治。 罗马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靠的是战争、武力，第二次是宗教，第三次是法律，而第三次才是罗马最辉煌的、现在全世界所公认的。所以， 中国要成为一个长治久安的大国，没有法律对权力的遏制、对公正的维护是很难实现的。
两种模式的未来
总之，中美模式从历史中来、到历史中去，没有普适而完美的模式，只有阶段性的绽放。
目前来看， 依托于中国模式的长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仍然呈现上升势头，而美国目前更多被短板所困扰，对其长板的发挥形成掣肘和消解之势。
如此一来，中美一个在前面踉踉跄跄小步慢跑，一个在后面快速追赶，不断逼近。 这个过程根本上是双方模式的赛跑。
真正的冲突或将爆发在两国国力并驾齐驱之日。届时，领先的美国会焦躁，追赶的中国难免因虚骄的民族主义膨胀也出现急躁情绪，但新的世界性协调机制又尚未真正到位，于是，两个没人能压得住的“暴脾气”一点即燃、一触即发，假如一言成谶，中美关系可能还是会有意想不到的波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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