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行与外资银行:对近代中国的激励
2011-09-14 06:41 外资银行 近代中国

洋行与外资银行:对近代中国的激励23

文 / 王巍

1757年,清朝再下锁国令,仅保留广州一地与外商交易。1782年,美国商船经理在广州设立了第一家洋行柯克斯·理德行,专业从事代客买卖。此后,各国洋行陆续进入广州营业,白银、茶叶、丝绸、瓷器、工艺品与农产品成为主要商品,当然也有鸦片贸易。

洋行初期的主要交易对象是集中在广州的所谓“十三行”,即得到政府特许经营外贸业务的中国商行。尽管中国长期与世隔绝,但以十三行为代表的官办民营贸易垄断集团在从事国际贸易中也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与清朝中国最有财势的山西晋商和两淮盐商成为民商的鼎力三足。其中,伍秉鉴的怡和行富可敌国,以拥资2600万银元成为当时世界十大首富之一。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清朝被迫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等五口通商,十三行的专营权也被废止,洋行纷纷入华。到1860年,洋行已经有200多家,控制了国际市场的对华贸易。这些洋行已开始从商品贸易转向经营轮船、船舶修造、码头仓栈、保险、银行以及为贸易服务的加工制造等各种行业。与此同时,提供结算和汇兑服务的外资银行也陆续进入中国经营。这种完全不同于票号和钱庄的现代融资业务开启了中国官方和民间对金融业的理解。

第一家进入中国的是英国的丽如银行(Oriental Banking Corporation),它在1845年进入香港和广州,1847年进入上海营业。此后,以英国系为主体的银行主导了第一波。到19世纪60年代,已经有11家银行进入上海,10家属于英国。这与当时英国在全球的经济、产业和贸易的地位相关。不过,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后,英国纺织业严重过剩引发了首次世界经济危机,导致参与金融投机的在华银行纷纷倒闭,包括汇隆、呵加刺、利华、汇川和利生等银行机构。只有丽如、有利、渣打、法兰西和汇丰犹存。

在清廷启动洋务运动的三十年间,洋行商人多以天津为跳板,与北京的大清政府打交道,通过安排政府借款来获取铁路、邮政、水电、海防、市政等建设项目的投资权。辛亥革命前,进入中国经营的外商洋行已经接近三千家,英商和日商占主导地位,投资领域包括棉纺、采掘、冶炼、食品、造船等实业领域。许多洋行甚至获得一些地区或行业中的垄断地位。洋行已经从贸易服务过渡到项目投资,与大清政府建立合资企业、进行长期经营的新阶段。

同样,外资银行也开始规模进入中国。基于早期开放和江浙民间资本活跃等因素,上海一直是外资银行的首选之地。到1911辛亥革命时,上海有外资银行27家,同期武汉有19家,天津8家,广州7家。不过,到1936年时,外资银行的重心已经有所调整,上海外资银行27家不变,而天津也有了总分行21家。外资银行北上天津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参与大清政府的融资和银团贷款项目。袁世凯和历届北洋军政府也是依赖外资银行融资来安排财政运转和军事作战。同时,现代产业投资的银团贷款也多在与政府部门往来方便的天津进行。

早期的外资银行基本业务是汇兑、头寸融通、商户担保、货物抵押等贸易融资,基本是依赖外商客户提供与中国洋行贸易的金融服务。面对外资银行的渗入,中国传统金融业承受了巨大的冲击,大清政府和北洋军政府也大梦初醒,积极筹划对应。长期操控中国海关系统的英国人赫德提出建议,希望能借助海关贸易融资的市场筹备一家海关银行,引起朝野的强烈反弹,推动了时任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大臣、太常寺少卿的盛宣怀倡议在上海建立了中国通商银行(1897年)。

考虑到大清财政的控制和力图主导中国金融格局,大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了户部银行(1905年,后改名大清银行)和交通银行(1908年),在全国各个行政辖区建立了分支机构,除了公款存储汇解等财政性金融业务方面,还承担发币、对外国债对内公债和长期产业项目的融资等大宗金融业务。从这个历史进程中可以看到,近代中国的银行体系也是在洋行和外资银行的步步进逼中诞生的,而且中国早期银行的几乎所有业务都是与外资银行接口,两者在相当长时期都是合作多于竞争。

我们再看一个案例。英资汇丰银行(HSBC)1864年在香港发起,1865年同时在香港、上海、广州和伦敦开始营业,2010年总资产超过五万亿港元,居全球金融500强之首。汇丰银行创始人汤马士·修打兰是长期活跃在中外贸易的洋行商人,他敏锐地感受到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洋务派要求改革和开放的大趋势,特别体验到金融当地化服务在提升效率和把握需求方面的优势,执意在中国建立一个专门从事汇兑结算和贸易融资的现代银行,从为与中国打交道的外商服务逐步调整到为中国商人和政府服务。

汇丰银行决策委员会中的十四名发起人,都是当时香港主要洋行的老板,是对华贸易的主要操手。很快,汇丰成为香港地区政府往来账户的官方代理银行,同时得到了在香港的发钞权,并成为第一家大规模给清政府直接放贷的国际银行。清末朝廷建淞沪铁路、开平煤矿等项目都向汇丰贷款。汇丰银行也一度取得中国关税、盐税的收存权。至于甲午战争赔款、大清西征,袁世凯政府和北洋政府等各项重大项目都少不了汇丰的身影。到20世纪初,汇丰已经成为远东地区第一大银行。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即便在共产党建立新政权之后,汇丰银行也是少数几家维持大陆与全球联系的国际银行,在香港20世纪六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两次空前的金融危机局面下,运筹帷幄稳定了局面,得到历届中国政府的高度评价。

洋行和外资银行在过去百年里都是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和民众心理的大患,价格剥削和市场压榨自不必言,互相勾结掠夺中国核心产业的利益,长期压制并扼杀民族产业则是延续到今天的罪状,特别是从事鸦片贸易的历史更是让沉迷于阴谋论和民粹主义的人士理直气壮地泛泛谴责国际势力的万恶不赦。尽管最近三十年来,洋行和外资银行已经成为创造中国财富和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历史篇章却始终掩盖着,很少有机会得到正视。

洋行和外资银行是第一批进入中国的现代企业,他们借助军事霸权和产业技术优势进来,残酷地打碎了大清政府和闭关自守的自然经济的全部屏障,用西方殖民霸权和市场经济的规则来双重洗牌我们孱弱的经济体系和民生格局。我们曾承受了血与火的掠夺和压迫。

我们应该看到,近代的铁路、桥梁、公路、电力、纺织、水泥、矿山、钢铁、制造、城市建设等硬件,邮政、教育、法律、金融、财务等软件,甚至科学、民主、自由、革命、共产主义等意识形态,这些近代文明的种种要素的形成与引进,都与那些早期的几千家洋行和几百家外资银行在中国的经营息息相关,密不可分。洋行和外资银行对中国现代化的启蒙和推动,是不能仅仅用掠夺和剥削而矢口否认的。

笔者特别举出汇丰从洋行到外资银行到今天全球金融巨头的经历,希望表达一个历史的逻辑:商品贸易和观念交流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动力和文化传递机制。文明的进步是有代价的,社会结构的演变也是有成本的,商业与金融作为进步的杠杆远远比武力和垄断更为有利有益。与动辄几百年历史的全球金融集团相比,汇丰能够从一个小小的洋行迅速成为全球金融牛耳,这是中国经济历史崛起的重要标志,也是国际商业和金融力量推动落后国家转型的不可忽视的杠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