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之战
2020-01-28 15:19 新型冠状病毒 疫情 武汉 武汉政府

瘟疫之战

作者|清和社长   来源|智本社(ID:zhibenshe0-1)

这次疫情的传播速度及严重程度,远远超出了国人的预期。不少人在恐慌刷屏、抢购口罩中度过了一个“拒绝往来”的春节。

疫情正在肆虐,教训极为深刻。很多人都在问,为什么疫情突然就遍地开花?

这里有些客观因素,如适逢春运人口大规模流动、武汉九省通衢的区位特点以及病毒存在较长潜伏期。

为什么突然出现物资紧缺?武汉封城后,各大医院频频发布江湖救急,请求捐助、援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这代人第一次感受到稀缺的威胁。各地疯抢口罩,囤大米食盐及生活用品。制造大国(世界第一大口罩生产国)为何突然供应不足?

这里有些特殊因素,如春节假期工厂停工、疫情全国性“突然”导致需求暴增以及市民恐慌性抢购。

除以上客观与特殊因素外,信息失真导致的市场失灵,公共用品的供给差距及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空间,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本文继《瘟疫战争》后,以信息理论及公共用品理论,探讨这次新型肺炎的教训与启示。

本文目录:

一、信息失真导致市场失灵

二、武汉封城考验政府效率

三、市场时代提升治理能力

01

信息失真导致市场失灵

我在《瘟疫战争》中说过,瘟疫灾害是病毒与人类的一场边际赛跑。本质上这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即市场资源配置效率能否跑赢病毒。

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鼠疫、霍乱、流感犹如幽灵时常光临人间,每次都掳走一大群人的生命。

直到近代市场兴起,医疗技术进步及公共卫生发展,人类才跑赢大部分病毒,人口规模及人均寿命持续上升。

但是,这一次,我们发现,市场失灵了,病毒跑到了前面,我们暂时落在了后面。

在这场竞速赛跑中,物资供应不足,特效药及疫苗研发还没取得实质性进展,病毒传染尚未迎来拐点。

市场为什么会失灵?

市场正常运行离不开信息。传统经济学家错误的认为,市场需要充分的信息,其实充分完整的信息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信息完全透明、充分,市场则不存在。

所以,关键的不是需要充分完整、绝对真实的信息,而是不应该垄断信息、屏蔽信息及人为干扰信息。

武汉方面承认前期信息披露不及时。

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发现感染者,到春节前夕全国突然高度戒备,期间有一个多月时间。这段时间,武汉方面也没有充分公开信息,还处理了8位“发布不实信息者”;有记者、媒体人到该市场采访试图报道相关信息,也被当地宣传部门人士劝退。这实际上构成了人为干扰信息,阻碍信息的正常流通。

事实证明,信息失真的结果是灾难性的。

信息披露前,武汉市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正常生活,街上戴口罩的人非常少,增加了交叉感染的概率;武汉500万流出人口,其中包括120万大学生,分流到全国各地,回家喜迎春节,一些患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病毒感染给了家人;少部分市民则安排出国旅行,将病毒带到了国外。

2020年1月20日官方突然公布疫情激增信息,之前毫不知情的全国人民为之惊恐,纷纷抢购口罩和生活物资,引发了医疗用品及部分生活用品短缺,打乱了节后工作安排。

更严重的问题发生在湖北重灾区。武汉、孝感、黄冈等封城后,医院紧缺护目镜、口罩、医用帽、防护服、手术衣、防冲击眼罩、防护面罩等关键医疗物资,部分城市出现生活用品短缺。

由于试剂盒短缺,部分病人无法及时确诊,奔波多家医院不被收治,只能在家自我隔离。

如果最开始信息是公开的、透明的,是否还会引发医疗物资短缺?

答案是肯定的,毕竟传染疾病具有突发性、偶发性及不确定性。

但是,程度会有差异,市场会在那宝贵的一个多月中起到关键作用。

市场如何起作用?

经济学家哈耶克说:“市场竞争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发现程序。”这句话非常准确的阐释了市场运作的过程。

假如2019年12月中旬,武汉海鲜市场发现新型肺炎后,官方及时公开信息,让真实信息在市场中传播,会触发供求预期以及价格机制。

市场会根据疫情信息而调节,市民出现恐慌性囤货的可能性会下降,工厂也会根据疫情适当增加口罩、防护服的生产,甚至可能增加工资雇佣工人,延期休年假。物流及商家则根据销售预期安排配货。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12月中下旬及2020年1月上旬,还有不少工厂没有放假。但很可惜,信息失真,市场错过了最黄金的一个月。工人大部分返乡,工厂、物流及商家都准备休假过年之时,武汉方面公布疫情杀了个市场措手不及,没有给市场留下太多反应的时间。

要知道,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口罩生产国,最大产能达每天2000多万只,但是春节前后多数企业都停产休假,产能只有平时的40%左右(工信部长苗圩)。

不可否认,医疗技术时常落后于病毒变异,市场一时间也没能研发出新型肺炎的疫苗及特效药,但是如果信息及时公开,医疗用品如口罩、防护服、试剂盒可获得更好的供应,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病毒传染。

不可否认,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准确识别专业的疾病信息,但是每个人都能够看懂价格信息。

价格是一个简易的信号机制。当疾病扩散时,口罩、防护服的价格会上涨;当价格上涨时,就向市场发出需求增加、供给紧张的信号。市民可以从价格信号中评估疾病的传染程度,有时间作出相对理性的预期安排;厂商也会根据价格信号增加或降低生产及供货(与发国难财不同,后面论述)。

这次新型肺炎的深刻教训之一是,信息管制导致信息失真、市场失灵,引发更大规模的灾害。

有些人反对开放信息管制,甚至对支持新闻自由言论者破口大骂。事实上,反对者忽略了他们破口大骂本身也是新闻自由的一部分(涉嫌人身攻击、诽谤、诬陷的另当别论)。

如今这么多人付出生命的代价,整个国家陷入恐慌,如此惨痛的教训还不能够说明信息充分表达的重要性吗?

有些人担心,开放信息管制会导致思想混乱,群氓迭起,谣言横飞,诽谤遍地。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这次新型肺炎信息公开后,大量谣言便在社交媒介中飞扬。

有人建议,民智未开之前,不能放开信息管制,否则群氓猖狂、社会秩序混乱。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如果信息管制不开放,民智如何启蒙?

如果信息被管制,信息失真,相当于思想市场供需失调,群氓运动忽左忽右,观点极端,普通人无法建立理性思维,只会反复发动群氓运动。

同时,信息管制,增加了充分表达的风险,“搭便车”现象会成为一种常态,“沉默的大多数”导致市场出现信息真空、需求真空,思想创造、技术革新、艺术创作以及商品供给都将受到抑制。

当信息管制解除后,会出现一个阵痛期,谣言可能更加汹涌,群氓运动可能更加剧烈,斗争异常激烈。就像1月20日疫情信息公开后,恐慌性言论(事实与谣言一时难辨)铺天盖地。这其实是自由的代价,也是信息管制付出的成本。

但,只有开放信息管制,让谎言与事实交锋,让谬误与真理较量,就像让次品与真品在市场中竞争一样,人们才能在广泛的信息、充分的表达及激烈碰撞中逐渐回归理性,真理才能被大众所掌握,谎言才无处遁形。(详见《自由代价与人类前途》)

思想家米尔顿曾在他伟大的宣言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虽然各种学说流派可以随便在大地上传播,然而真理却已经亲自上阵;我们如果怀疑她的力量而实行许可制和查禁制,那就是伤害了她。让她(真理)与谬误交锋吧,谁看见在自由而公开的交战中,真理会败下阵来?”(《论出版自由》,米尔顿,1644年)

值得注意的是,开放信息管制不等于放任言论自流。事实上,开放信息管制,反而会倒逼政府提高对言论的管理水平。

真正的充分表达权,并不是什么都可以说,更不是等同于诽谤、谎言与谣言。任何言论自由都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

哈耶克曾引用了康德的话定义自由:“如果一个人不需要服从任何人,只服从法律,那么他就是自由的。”

当然,信息管理不能伤害充分表达权,二者之间如何平衡?

我们需要防止的是,以打击谣言之名打击、打压充分表达权。正如这次武汉方面以散布不实信息为由,“依法”处理了8人。那些少看手机、避免恐慌的建议,更有掩耳盗铃之嫌。

充分表达权,是个人的基本产权,也是抵御病毒传播的重要力量,更是对抗强大势力成本最低的手段。

所以,既要保障好个人的充分表达权,又要防止劣币驱逐良币,只能靠完善的独立的司法体系。

02

武汉封城考验政府效率

疫情期间,一些自媒体挖出薛兆丰教授之前的公开观点:“我们应该赞美那些发国难财的人”,经济学家集体躺枪。

薛教授的主张是,发国难财的人,恰恰给那些遭受灾害的人更多的帮助。其实,大名鼎鼎的弗里德曼、贝克尔、弗农·史密斯都持有这种观点(注:非囤积居奇、非垄断哄抬的正常价格上涨不视为发国难财)。

他们使用的是芝加哥学派的价格理论,唯市场效率至上。但是,他们忽略了一点,经济学不完全等于价格理论,国难当头之际公共用品应该发挥作用。

我们在第一部分中,强调了市场的价值,但并不唯市场论。灾难面前,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并不属于发国难财。

这次疫情大数据,客观上给我们展现了市场资源配置的神奇之手。事实上,发达的市场流通,也是疫情快速传播的重要因素。人流、物流、商品在发达的市场网络中川流不息,同时也将病毒传播到全国各地乃至全球多个国家。

所以,当疫情严峻时,封锁城市,切断人流,隔离人群,确实是应对之策。假若最开始信息便公开,疫情也发展到这一步。那么封城断流,阻断市场,也是无奈之举。

封城定然导致市场效率下降,这时政府的效率就必须弥补上。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支持发国难财的经济学家,忽略了公共用品的作用。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平日里,国人缴纳了税收,疫情来临,政府也应提供合理的公共用品。

公共用品的作用是保障社会稳定,应对不时之需。随着城市化加速,更多人口涌入城市,政府需要建立城市公共卫生系统、传染病预防系统,战略性储备医疗资源及生活物资。

疫情爆发后,尤其是封城后,我们不是要鼓励发国难财,而是要政府启动应急预案,提高统战能力,动用战略储备,保障医疗物资及基本生活品的供应。

武汉及周边市果断封城,应以保障基本物资供应为前提。既然不让市场发挥作用了,那么政府必须顶上。但是,遗憾的是,封城后,城内不少医院发出急求信息,向社会寻求捐助,让国人颇为揪心。

这里反应了两个问题:

一是战略性医疗及生活物资储备不足。

有人说,疫情在全国大规模的爆发,哪里有这么多储备。确实如此,但是疫情的爆发是一个持续过程。

在过去一个多月里,市场没有接收到信息,但是武汉方面、湖北方面是掌握着信息的,他们完全可以增加生产、采购甚至进口。他们也掌握到了500万人即将、正在及已经流向全国的信息,这一信息若上报到中央,中央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增加采购及供应。

换言之,信息被封锁,市场失灵了,但是垄断了信息的政府,为何没有提前大规模增加采购及供应?

当然,这里存在一个问题是,政府也没有办法完全充分地掌握信息。

根据哈耶克信息分散理论,每个人的信息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任何个人及政府都无法掌握完整的信息。

加上信息管制,导致充分表达权被压制,疫情信息暴露不出来,政府也无法完全掌控疫情的扩散程度、规模及密切接触者。只有当信息公开后,各个疫情信息暴露出来,政府才能根据大数据追踪并掌握几万名甚至十几万名密切接触者。

武汉市长坦言,这次疫情其实各方面对我们信息的披露都是不满意的,我们既有披露的不及时的一面,也有利用有效信息来完善工作不到位的地方。

所以,这暴露出了政府效率的天然弱势。作为一个中央权力机构,政府需要掌控完整信息才能更好地配置资源,但这是不可能的。将原本属于每一个人的信息披露权力都交给一个机构,风险是非常大的。

市场则没有这种烦恼,市场自身是信息之源,也是信息的使用者。它是一种自发秩序,每个人根据自己掌握的已有信息行事,在竞争与博弈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不过,政府的目的,除了效率,还有稳定。即使掌握有限信息,政府从社会稳定考虑也需要加大采购及供应。毕竟,保障是政府职责所在。

第二个问题是前线的统战能力。

26日晚上湖北领导班子召开了新型肺炎发布会,省领导公布了湖北省的口罩生产能力,先后透露了完全不同的三个数据:

开始,省领导说:湖北年生产各类口罩108亿只;话音刚落,隔壁递了一张小纸条,领导马上改口:口误,口罩的生产数量不是108亿只,而是18亿只;之后,领导又在纠结这个口罩数据,称:湖北年生产各类口罩的数据应该是108万只,而不是亿只。

108万只?

省领导在会上坦言,口罩、防护服等防护物资,现在特别紧缺,目前正千方百计缓解缺口。

但是,武汉市领导却在会上说,武汉方面的防护服、口罩、护目镜得到了很大缓解,防护服已得到全面缓解。

封城,意味着阻断了市场自由供给,全城市民的物资供应都只能依靠政府的统战能力。

事实上,武汉及周边市封城,其城市的市场功能基本断送,自身产能定然不足,需要举全国之力保障供应。

封城与否,其实是在市场与政府中二选一的选择题,应当慎之又慎。之前,汕头市发布封城信息后又快速撤回。如今,广东省领导表示,广东各地不会“封城”。

目前这种情况,并不适合全国大规模封城,尤其是制造基地珠三角与长三角的城市。如今湖北、重庆的大量缺口的物资,得依靠珠三角和长三角供应。如果这些地区的城市封城,无法支援湖北不说,自身的物资也可能会紧缺。

与封城举措类似的是,延长假期。目前,发布的通知是,将假期延长到初九。延长假期的好处是,全国可利用大长假大隔离、大消毒,避免返程高峰引发更严重的交叉感染、病毒传播。

但是,假期延期不能过长。这样考虑的原因,不是GDP能否保6,而是假期过长可能引发全国性物资紧缺。

对于一个制造大国、人口大国来说,每年春节长假是一项艰巨挑战。年底,各大小工厂都开足马力,为全国乃至全球各地追星赶月般生产及供应商品,以支撑接下来的春节长假。

春节期间,不少工厂的假期长达10天甚至半个月,这是中国产能供应最脆弱的时期。中国很多工人来自四川、河南等内地省份,上亿人口的返程与迁徙加剧了产能恢复的难度。如果迟迟不复工,全国性物资供应都将面临紧缺。

所以,湖北以外的省份,尤其是浙江、江苏、广东等经济强省,需要在市场与政府之间找到平衡,既不封城,不过度延长假期,保障生产,供应全国,又要防止被病毒攻陷。

03

市场时代提升治理能力

2003年的非典,人们将锅甩给果子狸;这次适逢鼠年,竹鼠和头型似鼠的蝙蝠,乖乖地把锅背上了。

若每次都从动物身上找原因,而不是人身上,说明我们并未真正从灾害中汲取深刻的教训。我们真正需要反思的是,市场时代的城市及国家治理能力。

千百年来,人类与动物一样,只要大规模集中居住、生活,定然会爆发瘟疫。瘟疫一次次爆发,一次次剥夺无数人的生命,以此控制人口增加或集中与资源稀缺之间的平衡。

工业革命爆发后,英国纺织工业产能大增,大量廉价的棉被及衣服降低了风寒感染的风险,提高了英国人口出生率。

在短时间内,英国人口规模迅速膨胀,并不断涌入城市。1801-185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从890万增加到1790万。

人口急剧增加给城市管理、安全及卫生带来严峻的挑战。像伦敦这类大城市不断扩张到乡村,但是对于地主、投机建筑商和居民来说,城市仅仅是更大的乡村。他们将源自乡村最原始的生活方式迁移到了城市。

当时的伦敦,到处都是冒着浓烟的工厂,布满粪便的街道,破旧不堪的出租屋,充斥着腐臭味的河流。英国的工业化城市还没有建立一套公共卫生体系,人口集中及这种原生态的生活方式给这座城市带来灾难。

1831年,一场霍乱席卷欧洲大陆各国,正向英国扑面而来。这时,英国枢密院严正以待,并设立中央卫生委员会,旨在应对霍乱灾害。

这个委员会请求埃德温·查德威克给予帮助,此人是律师兼记者,曾是哲学家、古典经济学家杰里米·边沁的秘书。他是人类城市公共卫生改革的重要推动者。

查德威克在查阅了来自533个区的反馈后,绘制了“卫生地图”,清楚地显示出传染病与居住拥挤之间的关系。他指出,这种病是由肮脏、拥挤、排水不畅以及供水问题造成的空气污染蔓延开的。

查德威克一系列工作,让西方国家意识到城市公共卫生建设关系人类的生死存亡。受查德威克的影响,美国、德国及其它西方国家开始积极推动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纷纷出台卫生法案,建设城市供水系统、污水系统、公共厕所以及公共卫生事故应急系统。

受查德威克影响,马斯克·冯·佩滕科弗尔设计了慕尼黑城市污水系统,推动了一系列防治霍乱的有效措施。他也因此成为德国第一位卫生学教授(1859年)。

过去四十年,中国城市化一日千里,数亿人涌入各大城市。如今,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重庆及武汉都是人口达千万级别的城市。

但是,我们的城市公共卫生管理,处于什么水平?

前些年,每当暴雨袭城,段子手便上线,北京、广州、武汉等大城市都看过“海”。人们调侃排水系统时,却很少人关注到,它是排污生命线,也是城市公共卫生的关键所在。

再看武汉华南海鲜市场,与全国各大城市的菜市场没区别,肮脏不堪、污水遍地,这些水直接排向不过硬的下水道。

野生动物、家禽及宠物身上都携带着不少病毒,这些病毒何时变异,如何传染给人类,我们并不容易知情,更难以控制。我们能够控制的是,除了不杀不吃野生动物外,更重要的是,提高公共卫生管理能力。

除了城市公共卫生管理外,这次疫情给城市及国家发出了警告,在市场经济时代,如何提高国家治理能力。

此次疫情随着市场网络四处扩散,市场越发达的城市,人流、物流越密集的城市,疫情越严重。大数据显示,与武汉往来密切的广东、北京、重庆、浙江、河南被感染人数偏多。与武汉来往较多的美国、日本、欧洲有被感染案例,非洲、中东及伊朗则尚未发现感染案例。

在农耕计划时代、工业计划时代,严格管制如思想管控、迁徙管控、交易管制是最好的手段——与计划相匹配。

但是,在市场时代,经济及城市的灵魂在于流动——思想碰撞、信息共享、人员交流、商品交易、资本流通。当然,病毒也在其中流动。

如何管理一个流动的国家?

这是我们当前面临的挑战。市场开放,财富与病毒都可能滚滚而来。最关键的是要相信市场,相信市场能够跑赢死神,相信市场力量推动的科技进步可以战胜病魔。

事到如今,深刻的教训之一是在关键时刻,武汉方面选择不相信市场,选择封闭信息,试图利用政府手段压住一切,包括病毒本身。

不相信市场的后果是,人为制造了市场失灵,最后不得不放弃市场——封城(补救之策)。如今,湖北只能靠政府之力协调全国市场之力量,全国其它城市则更应该相信市场,用市场的力量助湖北助国人度过难过。

这次教训告诉我们,发达市场经济,定然需要发达的思想市场。

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提,除了劳动分工、资本、制度、私人产权及契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思想市场。

如果没有充分的表达权,又如何铸造发达的思想市场?没有发达的思想市场,又如何创造先进的技术,如何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没有先进的医疗技术及国家治理能力,又如何对抗不断变异的病毒?

市场时代的流动属性,本质上与集中管控是相冲突的。我们不能既要信息管控,又要市场发力供应物资,还要市场助力科技医疗进步应对瘟疫。

当然还包括国际方面的要求。如今,全球人类属于一个命运共同体,武汉染病波及欧美日韩。我们只有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才能更好地在全球化时代赢得尊重与竞争。

我在《瘟疫战争》中发出警告:病毒不会等人类“打盹”。中国需要迫切解决治理能力问题,以支持更加发达的更加国际化的市场经济,推动科技的进步。如此,才能跑赢周期性的传染瘟疫灾害。

最后,令人遗憾的是,这场灾害中,有些人的逝去在“光伟正”的媒体中只是个数字,有些人甚至连统计数字都不算。

敬畏生命,尊重生命。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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