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60后，胡祥的脸经得起细细端详。

这个男人长了张少见的娃娃脸，天生不显老，但你还是能够看得出来，它不折不扣是属于中年人的。这种印象主要来自神情，而不是某些衰老的迹象。事实上，整张面庞没有任何松垮、褶皱、坑坑洼洼的痘疤或者针孔般密集的毛孔，除了两颊的一些晒斑和痣，再无岁月痕迹。

这张脸就这么紧绷着，好像刚刚在逆风中行走过。脸的主人非常乐意地告诉别人：“我给自己打干细胞。”

“我也给我太太打干细胞。”他说，“她40多了，每隔几个月就会求我打，脸和脖子都变紧了，显得年轻。”

他又说：“将来，每个人都打干细胞，细胞生成一倍，寿命就能延长一半。像张朝阳想活到150岁，不是不可能。”

过了一会儿，他打开电脑，滔滔不绝。“你看，这是两组同时出生的小鼠。一组正常喂养，到两岁的时候就衰老了，皮是皱的，毛也掉光了，蹲在角落睡觉。另一组给它打干细胞，毛光水滑，满笼子爬，寿命延长20%-30%??这个市场大不大?太大了吧。”

话说得热切又熟练，是职业习惯。作为深圳北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兼董事长，胡祥的确是个尽责的好商人。他使尽浑身解数，抓住每一个机会，向每一个半懂不懂的陌生人普及干细胞常识，同时推销自己的理念和产品。

胡祥就是干这个的。他的公司做的是干细胞的买卖。如果说干细胞真是某种灵药的话，最早，他的理想就是把这灵药卖给每一个人。

干细胞(Stem Cell)，是一类具有自我更新能力，并能分化成各种终端体细胞的细胞。简单来说，我们人体是由400万亿-600万亿个细胞组成，共230 多种，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功能细胞，第二类细胞则可以自我更新、无限分化，新生出功能细胞，从而代替凋亡和坏死的细胞——这类能产生新的功能细胞的细胞就是干细胞。

干细胞的这一特点，使它成为21世纪再生医学的基础。一位干细胞研究者解释说：“从原理上讲，干细胞可以分化成任何类型的东西。它就像个神奇的种子，你把它放到这个环境里面去调控它，它就朝着这条路生长，放到那个环境去调控，它就朝着那条路生长。比如说，你调控它向胰腺的方向生长，它可能就会长成能分泌胰岛素的干细胞，去降低你的血糖，治疗糖尿病;你要是把它弄成神经干细胞，它可能就能治疗各种运动神经损伤。”

更通俗点说吧，很多传统的放射疗法、化疗和手术难以治愈的病，像肿瘤、糖尿病、脑瘫、黄斑变性??干细胞从理论上都能治。德国科学家就曾在临床试验中以干细胞疗法治愈过一例艾滋病，只不过还无法证明其具体作用机理，因此也无法复制。

好了，要三言两语解释清楚干细胞是什么、有什么用，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不过，要搞清楚北科生物到底是什么路数，就要容易得多。

公开资料会告诉你，这实在是一家成就斐然的体面公司。它的履历适合朗读：2005年成立于深圳，是一家致力于成体干细胞技术研究和临床转化的世界领先企业，拥有“BEIKECELL干细胞治疗技术”，可针对的适应症有20多种。北科生物在国内21个省和东南亚地区总共拥有70多家干细胞治疗中心，这些中心都和当地医院合作，向病人提供干细胞临床治疗。近7年来，这家公司积累了国内外1万多例病例，申请了14项专利，并拥有全球最大的间充质干细胞库、全球最大的干细胞临床研究和应用推广的渠道网络。

不过，对于这家公司的公开评价却莫衷一是。公司成立不到一年，2006年3月，美国《商业周刊》就报道了北科生物。这项被广为流传的评价是：“干细胞科研的前沿，不在剑桥，不在斯坦福，不在新加坡，在中国深圳。”

北科生物的确领一时风气之先。就像这家公司的董事、首席战略官杨向阳所说：“曾经我们给病人打一针，就意味着人类知识的一次进步。”

野蛮生长

一家中国民营企业，竟然在21世纪前沿的生物医药领域做到了局部领先，这听起来的确新鲜，但原因也很简单：北科利用国内外干细胞政策的差异，玩的是擦边球，也尝到了政策红利的甜头。

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曾两次通过国会议案，以基督教伦理为由，禁止进行胚胎干细胞的研究。干细胞主要有四大来源：胚胎、胎盘及其附属物、自体骨髓和自体外周血。其中，胚胎来源的干细胞活性最强，是最有希望用于疾病治疗的。一般来说，14天以内的胚胎最有研究价值。“但是，一个受精卵细胞到底在几天之内算细胞，在几天之后就算生命?在基督教国家是很有争议的。所以，干细胞研究的伦理风险始终难以解决。”一位业内人士分析说。

早在2004年，杨向阳就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资助一项干细胞研究。他记得：“当时，美国整个领域非常冷，没有钱愿意进来。这还不光是基督教的原因，也跟大药厂有关系。大药厂体制希望研制出能治同一种病的药，像干细胞这样的个性化医疗并不符合大药厂利益。”

美国不让干，中国却既不说让干，也不说不让干，基本处于没人管的状态。当时，除一些部门规章外，干细胞临床应用既没有行业管理办法，也没有国务院令级别的上位法。在药监局成立之前，归卫生部管;药监局成立后，归药监局管;2007年，药监局不再受理任何干细胞项目;后来，又归卫生部管。

“既没有明确归哪里管，也没有明确不归哪里管，这时候，如果创业者有决心，又有创业激情，反而能够抓住机会，实现一段快速成长。”一位医药行业的VC投资人说。

胡祥的确抓住了机会。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违法的不干，没说能干不能干的，还是可以试试”。最初的两年，北科生物不断传出这样的消息：脑瘫男孩经过治疗会喊妈妈了，视神经萎缩的男孩能看见东西了，多年运动神经损伤的人能够感知温度了??胡祥足够高调，国内外患者源源不断涌来——对于绝望的人来说，不管有多大疗效，总归是最后一线希望。

不过，短短一年之后，2007年4月，《商业周刊》又写了另外一篇文章，观点与前截然相反：“中国医生无法证明其疗法行之有效，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翰·斯蒂夫斯的话说，这是因为缺乏有效的样本统计规模，而且缺乏控制主体。”

事实上，干细胞这件事情虽然神奇，也仅仅只有十余年的研究历史。按照一项药物或者治疗技术的研发规律，必须经历实验室研究、临床前研究、动物试验、临床试验，最后才能进入临床治疗阶段。在美国和欧洲，这往往是一个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的漫长过程。2011年5月，美国FDA批准了一项治疗前列腺癌的细胞类药物。此前，这项研究投入23亿美元，耗时10年以上，经历过上百项临床试验，但也不过只有16%的有效性而已。

从事医药行业的研究，就是这么残忍的一件事情，必须耐得住寂寞。你要花上好多好多的时间，不计其数的金钱，还有宝贵的耐心。有说法称，在美国，一般一项新药研发至少需要10年时间和10亿美元的投入。

北科生物是一家一无所有的公司，根本没有讲究的条件。作为一家民办公司，它很难申请到大学和政府的研究经费，也不会有任何VC或者天使愿意趟这趟浑水。对于胡祥来说，要活下来，似乎唯一的办法就是跟医院合作建渠道、搞临床，管它有用没用，只有先用起来，才可能有现金流。

 

要用，也得有技术可用。胡祥的技术来源非常直接：他从2003年起，曾经不间断地资助郑州大学杨波教授进行神经干细胞的临床研究，“有时一个月1万多，有时几千，但是没断过”。这项研究取得了一些突破，积累了几十项案例，据说对于包括“渐冻人”在内的神经损伤有一定疗效。2006年，胡祥和杨波在大学学报上联名发表了相关的论文。

不过，现在回想起来，杨向阳直截了当地说：“当时根本没有技术可言。”就连胡祥自己也承认，最早，那些所谓的神经干细胞其实是一些简陋的单核细胞。“因为简陋，所以安全，整个使用过程跟抽打骨髓差不多，甚至都不用做分离。”

以这样的本钱，胡祥一家家医院开始谈。这简直是流浪汉的冒险。不过，胡祥动了些心思：“首先，我不可能找大医院合作。大医院不缺效益和病源，没有合作的动力。我的定位是，找那些效益不是很好的二级甲等医院，院长很急切地想要有效益，想要提高员工待遇，有共同的诉求。”

2005年，北科投资100多万元，在沈阳463医院和深圳南山医院建立了头两家干细胞医疗中心。医院出一个科室的人员配备，北科负责病源、细胞技术和治疗方案，双方共同在医院设立一个实验室，北科统一定价，双方按比例共享收入。

以北科当时的实力，显然不可能设立一个高水准的标准实验室。事实上，463医院的实验室就建在女澡堂的楼上，由一个肿瘤实验室改建。北科的钱基本上都投在做空气百级净化的基础设施上了，根本没有多余的钱添置昂贵的设备。胡祥承认，一开始，诸如病毒检测这些程序，都要委托医院或者交给第三方完成，实验室里只有显微镜等简陋的基本设备。

从北科成立的第一天起，围绕着这家公司临床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争议就没有断过。有些话说得很难听：“不就是蛇有蛇路鳖有鳖路吗?不贿赂医院，根本玩不转;不就是卖大烟的吗?不死人就行了。”更理性一点的分析是：“细胞进入人体以后，到底去哪了?没法证明。有的研究说，有20%可能性会变成肿瘤。你说有效果，到底什么效果?就拿1型糖尿病来说，病人花20万人民币，还不知道管用不管用，有的管用，有的不管用，但管用的也只管用三个月罢了。”

对于病人来说，他们最终看到的“灵药”是一支拇指大小的管子，里头是透明或者半透明的液体。有时候，这些液体通过静脉注射进入他们体内，有时候，得是煎熬人的、长达半小时的腰穿，之后还要卧床6小时。这样的一次治疗，收费1.2万元，四次一个疗程，国内病人收费5万人民币，国外病人收费2万美元。

以尚未经过严谨科学证实、又未得到国家正式认可的技术给病人治病，并且收取不菲的费用，这一点，不仅在当时，一直到7年之后，仍然让包括创业者在内的所有人耿耿于怀。

“我那时候老跟胡祥说，很危险啊，真是如履薄冰，这个公司的压力大到超乎你的想象。其实，从一开始我就不赞成这个模式，但是又没办法。”杨向阳说。

至于胡祥，他只有不断地接受采访，不断地进行政府公关，为自己的事业辩护。有人私下说，北科生物在院士级别的大专家那里有非常强硬的资源，所以每每能够化险为夷。这个说法并未得到证实。不过，杨向阳承认说，早年间，他曾经为了北科亲自给领导人写信。

“我是很乐观的人，但是创业这么多年，你真要说困惑??”胡祥沉默了，“你以为，我收人家的钱，给人家做临床，我心里不愧疚不纠结?可我没办法。”

事实上，在胡祥创业的同时，国内不止一家公司也盯上了干细胞这个行业。

一位投资人说：“有一家金卫医疗，后来被收购。有一家吉林通源，号称用的是俄罗斯的技术，但据我所知跟吉林大学有关系。这家公司正打算港板上市，不过他做的是胚胎干细胞，争议比较大。还有一家科宇联合，这家公司的命运更值得玩味。”

按照这位投资人的说法，当年，科宇联合想走的是跟北科一样的路子，并且请到了北京大学教授、国家973干细胞项目主持专家之一李凌松挂名为创始人之一。不过，李凌松很快退出了公司，据说是因为不同意用尚未成熟的技术做临床治疗。这家公司有11个股东，后来弄得四分五裂。2011年4月份的时候，公司申请破产，法院拍卖公司的固定资产。有人去中关村的公司看了看，发现人去楼空，到处都是灰，一台200多万的流式细胞仪摆在那儿，根本没用过。

科宇联合的滑铁卢更像是一个寓言，它似乎证明，在中国，专家创业往往不成功。“不但不成功，这些创过业的专家几乎都有一段悲伤的过去，之后，他们谁都不相信了，生怕被骗。”

无论如何，北科生物完成了它的野蛮生长。它活下来了。

这家300万人民币启动资金的小公司，第一年亏本，第二年就开始赚钱了。2008年，北科生物的合作医院达到50家，年收入5000万人民币，其中利润1700万-2000万。2010年，公司年收入超过2亿人民币，员工超过700人。

屡战屡败的创业

2004年底，胡祥在深圳筹备创建北科生物。他快要40岁的人了，有过三次不成功的创业经历;他有韧性，愿意一次又一次不停地跟自己说“再来”二字;他人缘很好，交了不少朋友，就算是赔钱的合作伙伴，也并未与他交恶??

 

胡祥最经常得到的外界评价是“科学怪人”。

胡祥一点都不喜欢这四个字，他更愿意自称“搞科研工作的”。

很多时候，胡祥成了北科生物的缩影，对他的评价也跟对公司的评价一样，颠三倒四的。

有人说，胡祥肯定是个理想主义的拓荒者。“不管在美国还是中国，干细胞都是个高度不确定性的行业。这种行业还有人愿意继续做，多多少少是有理想主义情结的。不管别人说什么，反正，我们搞运营的人都很服他。”

有人说，胡祥不过是个很会赚钱的投机分子、行业边缘人。“有时候，他去参加那些正规的行业论坛、会议，他一出现，其他教授、研究员、院士都不说话了，心想，他怎么来了呀。”

有人说，胡祥虽然做事激进，但人却很随和。“早年间，他做的事情业界都不认可，很多人骂他。可他倒也不介意，过了些年，他企业做起来了，也赚钱了，见了当年骂他的人，照样叫老师，跟谁都说话，态度很好。”

还有人说，不管胡祥本人性格如何，他一定很孤独。“他开始做干细胞的时候，前头没有榜样。不但国内没有，国外也没有。他要为投资人负责，为员工负责，要不断做选择，找未来的方向，还要承担外界的各种指责和压力。我感觉，他一定有相当长一段时间都在黑暗里摸索，对于创业者来说，这种孤独是很难避免的。”

不论胡祥是否孤独，他绝对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他曾经在贵阳医学院、瑞典和加拿大有过长达14年左右的学院生涯，但这14年里，从1986年到1999年，他从未安安分分地在实验室里待过。他开过美容诊所，卖过草皮，倒腾过二手医疗器械，做过工艺品贸易，生产过试纸，卖过牙科填充材料，帮人谈过医院并购??总之，从20岁出头开始，胡祥就没断过做生意的念头和行动。

大学快毕业的时候，胡祥的妈妈退休，跟朋友一块开了家诊所，白天喝茶看报，有人来了就给看病。除了病人，也有想美容的女人来，胡祥就帮着他妈，用小刀把硅胶削成鼻梁的形状。

这时候，胡祥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到赚钱是怎么回事。他毕业留校做辅导员，一个月工资100块，每天帮着在诊所看两个病人，收入就超过一个月工资了。有了这家诊所，家里条件明显好起来。胡祥在朋友们里第一个买了凤凰26自行车，又第一个买了台铃木摩托。他算是小城潮人，敢玩别人没玩过的东西。

1991年，胡祥收到了来自瑞典的入学通知书。这打乱了他的人生计划。本来，他打算跟一个家里做包工头的同学一起再开家大点儿的诊所，好好挣些钱。不过，出国的诱惑还是大，用胡祥自己的话说，“我的奖学金一个月就有1万人民币呢，那时候公派出国的人才2500。”

瑞典像童话一样。学校的中央有一棵梨树，梨子掉在草地上，直接就拿起来吃，特别甜，都不用洗皮。瑞典最差劲的工作好像就是地铁售票员了，因为老是看不到阳光。胡祥心想，这辈子就算做地铁售票员也不再回去了。

胡祥并不热爱他的专业，对于实验室生活也根本没有兴趣。他在哥德堡大学的专业是蛋白分子。“这个专业已经几十年没有任何突破了，我的导师研究这个，我导师的导师研究的还是同一个点。非常枯燥，没意思。”

胡祥陆续又开始做小生意了。他把瑞典的草皮带回贵阳老家，承包了农村的几十亩地，专门养草皮卖。当地农民种粮食，一亩地能挣几毛钱?改种草皮，一亩地能挣几十块钱。这桩生意算不错，他爸爸从粮食局退休，帮着他管，在田野里被晒得黑黝黝的。

 

没过多久，胡祥又动脑筋经把学校医院弃置不用的二手医疗器械买回国内，这又是一笔小钱。放假回国的时候，他也带些国内的小工艺品回去卖。总之，虽然不用勤工俭学，胡祥的博士生涯基本都在做买卖里度过。

1998年，胡祥拿到博士学位，他决定立刻带着老婆孩子移民加拿大。“那时候，我30岁了，有了儿子。人生第一次，我开始为以后打算。留在瑞典的话，会很漂泊，总是这个学校的经费申请完了，又再换一个学校申请。我不想带着儿子过这种漂泊的生活，决定移民加拿大，一边做博士后研究，一边去那边做贸易。加拿大不像美国人多，又是北美关贸总协定的地区，机会比瑞典多多了。”

恰逢九七回归之后，加拿大的境况远不如他想象。大量的香港人移民过去，人家有资源、有渠道、有经验、有规模，他一个兼职博士后，做贸易哪里做得过港仔。胡祥签了两年的博士后合约，不到半年，他就辞职了。

1999年，胡祥32岁。他一边在加拿大的两家医药公司做兼职，一边从那边挖了团队和项目，打算真正回国创业。一家药厂、一家牙科医疗器械公司、一家医院管理公司，这三次创业，全都不成功。

“不过，我从这三次创业里头学到了很多东西，没有这三次创业做伏笔，我做北科不可能成功——都做不起来。”胡祥说。

第一个机会在老家贵阳。世纪之交，贵州的医药工业算是发达，贵州神奇等好几家药厂都在那边，加上朋友多，资源多，胡祥的第一次正经创业理所当然地选在了贵阳。他从加拿大兼职的公司挖了人，又做了市场调查，准备开家药厂，做尿液试纸的生意。

“强生的试纸卖5块6一条，我们的成本才几毛钱，就算卖一块多我也是赚的，而且这个患者每天都要用，得是多大的市场啊。”胡祥按照书本上来，决定一环扣一环地做。为了节省150万的成本，他放弃了直接买美国的现成设备，而是从上海轻工设计院订制了新的生产设备。接下来，他从国外订购了生物试剂生产原料，又在几个重点省份设立办事处，培训了不少销售人员。就在他想要雄心勃勃大干一场的时候，掉链子了。

“上海那边设计的设备迟迟达不到要求，出不来，一推就是半年。这半年里，我订购的生产原料过期了，销售人员因为没有提成也跑了。我那时候也不懂国内的潜规则，省长把我作为人才引进，很支持，但是到了药监局那个层面根本推不动，批文拿不到。很快，资金链断了，赔了700万，我自己的钱也就几十万，大部分都是合作伙伴的钱。”

现在看来，这是胡祥试水国内市场的第一仗，完败。事实上，做企业岂止跟实验室是两码事，跟做小买卖也完全不是一回事。他非常理想化，根本不懂管理技巧，也没有市场意识。他根本没有考虑过做经销商渠道，而是想着一开始就要做正规军，要布局，每个办事处都花了好几万来做人员培训，结果，等到设备晚到、原料过期、人员离开，所有的培训费都打了水漂。

胡祥还年轻，还有机会。这时候，他还有选择：是回加拿大找份工作，安安稳稳过下半辈子，还是留在国内继续创业?事实上，这也不是个选择，因为要是回加拿大，根本找不到工作来还那700万元的债务。

别无选择，只能创业。

胡祥去了深圳。他找了个新起点，把瑞典和芬兰最好的牙科材料技术引进来，开了个牙科医疗器械公司。深圳市对于医疗器械产业有扶持政策，不过胡祥一头雾水，根本就没去申请。

这一次的市场调查结果也很棒：中国有20亿颗龋齿，而这项技术的口号是不钻、不疼、不打麻药，理应非常吸引人才对。的确，一开始，市场反响很好，很快就回了几百万元的款项。但是接下来，胡祥发现，自己对于中国医疗市场还是不够了解，这个项目在定价策略上有巨大的问题。

“我们的技术很先进，但是我忘了，中国的牙医是靠时间挣钱的。他要花时间跟病人解释这个东西好在哪，推广上就很麻烦，大大提高了推广费用。算下来，这种材料的成本太高，中国消费者很难接受。现在，这个公司还在，但不是一个赚钱的公司。市场空间有限，做不成一个大企业。”他说，“现在我们知道了，投资也好，做企业也好，首先是选方向、选产业，不能做没落的产业，要做朝阳产业。朝阳产业你跟着平均水平进步就好了，没落产业天天都在跌。”

北科生物之前的最后一次创业，是跟人合作的一家医院管理公司。现在看起来，这次创业几乎完全是在为创立北科做人脉、资源和行业上的准备。很可能，后来北科渠道优先的战略思路也是从这时候就有雏形了。在这个项目里，胡祥作为背景资料搜集员和谈判员，参与了对青岛第五人民院的收购。这次历时两年的收购虽然没有成功，但是胡祥了解到中国医院的管理方式、资源运作和种种潜规则。

胡祥似乎应该是个按部就班、深谋远虑又世事练达的人，不过，直到现在，胡祥说话依然给人一种腼腆的感觉。当他说到“民族”、“使命”、“国家的未来”这些字眼时，像是个真心要背好课文叫老师满意的乖学生。

“我嘴巴很笨，特别不会说话。一直到现在，要我上台演讲我都还是紧张。”就是这么一个人，当年在贵阳上大学的时候，曾经带领全年级男生冲进进修武警的宿舍，把欺负女生的家伙揪出来一顿暴打，打完还要求对方写检查。“我这个人，有时候做事情会不计后果。”现在回想起那次浩浩荡荡的群架，胡祥还是笑。估计他不打架已经20年了。

话说回来，对于胡祥个人来说，要做干细胞，这绝对是个理性的选择。

跟那家不温不火的牙科材料公司不一样，干细胞这个行业足够大。国际上公认，干细胞是21世纪生物医疗技术的核心领域，是各个国家要抢占的战略阵地，甚至是应对21世纪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只不过，这个行业大得有些没边，也有些没谱。有资料说，到2009年，美国成体细胞疗法的销售总额会达到1亿美元，另外三个参考数字是：2015年800亿美元，2018年，整个干细胞疗法带来的收入将是82亿美元，以及2010年4000亿美元。

在2004年，一家毫无专业背景的民营公司要搞干细胞，这就更让人觉得不靠谱了。且不说胡祥离开实验室多年，就算当年还在实验室做研究，他也算不上是个专注的科学家，更何况他的专业跟干细胞根本不沾边。没错，在美国，的确有Osiris Therapeutics、Stemcells、Geron、Bioheart这样的公司在进行干细胞产品研究，但是这些公司都有能力从一期临床开始融资。以Geron公司为例，当公司开发的某项产品进入二期临床的时候，公司市值一度达到40亿美元。

事实上，不论在美国还是中国，干细胞领域的主战场还是在大学和专业科研机构。中国从2001年设立973计划开始，就一直有国家资金投入干细胞研究领域，在“十二五”规划中，干细胞研究也是重点项目。只不过，这些总计上百亿元人民币的拨款又凭什么进入一家一穷二白的小民办公司呢?

胡祥打定了主意：“这一次，我不能自己干。我需要资金，我需要跟大学合作，我需要跟医院合作，迅速地建立起可以挣钱的商业模式。”

以他先前创业所习得的教训，胡祥希望能够把公司挂靠到一家大学里面。将来，他要申请实验室、申请科研经费、申请跟医院合作，“有大学跟没大学完全不一样”。胡祥在瑞典留学时有个同学，回国之后去了北大做教授，胡祥找到他，希望能够跟北大合作。对方告诉他，要在北大，这一套程序走下来非常麻烦，而且你人在深圳，公司又在深圳，根本犯不着。最后，老同学推荐他去找深圳产学研基地。

深圳产学研基地，是香港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和深圳市政府在深圳联合成立的一家类似研究院的机构。几个月后，胡祥带着自己的哥哥来到这里寻求合作。当时，松禾资本的投资人罗非也被邀请过来，在他的印象里，“胡祥的哥哥北大化学系毕业，是个典型的学者;但胡祥就不一样，他能把干细胞这件事情用非常普世的语言表达出来。”

很快，胡祥带着产学研基地的人去郑州的医院参观，了解干细胞移植技术的临床效果。接受胡祥一年多资助的杨波教授向投资人展示了神经干细胞临床的几十例成果。某种程度上，这叫人放心——有一定效果，也没出过什么大事儿。最终，北科生物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北”是北大，“科”是香港科技大学，产学研基地投资35万人民币，成为这家公司的股东之一。

这点钱远远不够。事实上，胡祥需要的只是大学的技术和政策支持，他一直在找钱。一开始，有两个朋友愿意投资，一个做房地产，另一个是做公路的。事情进展得很顺利，但在签约前的一个礼拜，两位投资人闹翻了，“谁都想当老大”。最终的结果是，一位投资人彻底退出，一位投资人继续，但投资金额大大缩水。胡祥面临的紧急状况是，他必须在一个礼拜内筹到公司所需的启动资金。东拼西凑的结果是，胡祥拿到了300万人民币，公司如期成立运转，不过从北科生物成立的第一天开始，这家公司就拥有多达十几位股东。

对于一家争议性行业的争议性公司来说，这无疑是个不稳定的伏笔。

转型做“全产业链”

2009年3月，奥巴马总统签署行政命令，宣布解除对联邦政府资金资助胚胎干细胞研究的限制。这意味着，北科模式的政策红利吃不了多久了。

胡祥和杨向阳，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人。

胡祥随和，是不会说NO的好好先生，杨向阳强势，是个骄傲的战略家;胡祥想到什么事情就去做，喜欢动手，杨向阳则是做事情之前会想清楚，否则绝不插手。2005年，他们刚刚认识，两人间的力量对比就是这样：胡祥是寻求投资的创业者，杨向阳则是江湖成名已久的投资人，他投资的海普瑞、赛百诺都是中国医药行业的经典案例。

杨向阳对胡祥的第一印象不错：“小伙子蛮有激情的。他是科学背景出身，自己创过业，人也很勤奋，又很重视临床实践。不错。”

其实，杨向阳不过比胡祥大四五岁罢了，但从一开始，他就像胡祥的老大哥。最初杨向阳并没有投资胡祥，他刚刚经历了退出赛百诺的事件，还在疗伤，深感对人的判断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不过，两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年之后，北科生物和产学研基地的合作出现问题，杨向阳出手了。

胡祥老实承认说：“我想要做的是比较离经叛道的生意，但是大学对于风险这个东西很防范，这导致很多事情在董事会没有办法迅速决策。”

2006年，深圳产学研基地退出北科，杨向阳接盘，担任北科生物的董事和首席战略官，同时也是大股东。一年之间，当初产学研基地35万人民币的投资升值为350万。“是我找的大杨。”胡祥说，多年来，大家都这么习惯叫他，“去的路上，我还在想，要不要讨价还价一下。我是当事人，不好开口，可大杨竟然也没开口，他非常爽快，直接350万就签了。”

好不容易，杨向阳成为胡祥事实上的合作伙伴。不过，从第一天起，杨向阳就在给胡祥泼冷水。

“公司最早挣了点钱，但都是小钱，那不叫个生意。他们很得意于自己的商业模式，觉得这个就是核心竞争力，这是错的。做那些边缘化的东西是为了生存，但要真正走下去，最关键的是能不能给社会提供价值，能不能自己发展技术、引进技术，并且推动国家政策的完善。说到底，做药就不能是件急功近利的事情。”

杨向阳的话，胡祥听了，但听没听进去，难说。事实上，胡祥当时满心满意要做的事情是进一步拓展渠道，跟更多的医院合作，一旦这张网形成，他就可以利用渠道垄断，做“干细胞领域的连锁药店”。

“我一直到现在都觉得这张网非常有价值。”胡祥说，“北科要两条腿走路，一边做上游的技术，一边做下游的临床治疗网络。将来，国外的大公司都做干细胞，他们要想进入中国市场，就一定要跟我这个渠道网络合作。”

 

事实上，关于北科这家公司的战略重点，杨向阳和胡祥始终没有达到完全一致。胡祥觉得渠道有价值，杨向阳则认为那根本不是金凤凰，唯一有价值的就是产品和技术。他把话说得很重：“说实话，(渠道)那个东西，有一天彻底没有了都没关系，重点是你有没有自己的新产品和新技术，那才是梧桐树，能招来金凤凰。要搞清楚战略重点。就像今天红军要撤了，你还带着印刷机，明天不知道还有没有觉睡了，你还带着被子。”

杨向阳的话，胡祥不听，或者说，听了，但做得不坚决。很快，他付出了代价。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北科生物的海外病源大幅度下降。

2009年3月，中国颁布了《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将自体干细胞移植划归第三类医疗技术，由卫生部管理。这样一来，所有已经开展干细胞移植临床治疗的机构必须半年内提出能力审核申请，审核通过之后报卫生部审批，获得第三类医疗技术准入许可，两年之内，必须每年向卫生部汇报临床状况。

这个政策简直炸开了锅。

此前，跟北科合作的医院都很赚钱。以某家部队医院为例，治疗床位需要提前3个月到半年预约，一共100多张床位，一个病人一个疗程收5万人民币，一年的流水就是1个多亿人民币。

有利可图的生意人人都想做，更何况，经过将近3年的实践，很多人发现，做干细胞这事，难者不会，会者不难。你要说做神经干细胞，治疗脑瘫，固然不容易，可是做出一些间充质干细胞来，治不好脑瘫，但一时半会儿也看不出有什么大毛病。再说了，一般来说，寻求干细胞移植的都是绝症患者，“与其等死，不如死马当活马医”。用一位投资人的话来说：“这是个轻资产的行业，它还不像药厂要有生产线，弄个2000平米的实验室，一年营收几个亿很容易。”

市场很大，技术门槛又可以放到很低，这桩边缘化的生意迅速成了红海。有人粗略估计，从2008年到2011年底，全国至少有200多家从事干细胞移植治疗的公司和机构，每个省会城市至少都有两三家。

“老实说，这个市场现在是鱼龙混杂，真伪难辨。”一位行业人士分析说，“北科算是好的，他们把间充质干细胞这件事情做得比较成熟、比较稳定，但其他的就难说了，像莆田帮也进来做，一些县医院都有干细胞治疗中心。有些医院做的根本不是干细胞，他们把你的细胞抽出来，直接给你打回去。我去一家医院看过，他们打回去的细胞液都是黄色的，我管这个叫打大油。”

当干细胞成了一种被滥用的好东西，北科的医院网络也开始松动。就在国家法规出台后不久，最早开始合作的南山医院终止了合作协议。有人私下解释说：“国家开始管了，人家也担心自己的乌纱帽。”这个时候，胡祥发现，自己的公司在跟医院的合作关系上相当弱势——一旦遭遇政策风险和巨大利益诱惑，有的医院干脆不干了，有的医院宁可自己干，有的医院则另结新欢。

 

其实，胡祥有十几年的创业经验，他还不至于天真到觉得医院合作网络就是铁板一块。杨向阳一直以来的劝告，他也不是完全当耳边风。北科算得上是家艰苦勤奋的公司，从创业第二年开始，一旦挣钱，胡祥就把利润用到上游，设立实验室，招募科研团队，添置器材，完善各种技术标准。只不过，就连他自己也承认，这样的事情，他“执行得不够坚决”。

面对危机，胡祥甚至认真考虑过另外一个方向——干细胞非医疗项目的产业化。说白了，就是间充质干细胞加上某些整形美容的制剂，有一些美容抗衰老的效果。跟干细胞移植治疗相比，这是一个更大、更乱的市场。胡祥跟罗非不止一次讨论过，甚至做过市场调研，最后，胡祥决定放弃。

胡祥的危机感之所以不像杨向阳那么强烈，很大程度上跟国家的政策性缺位有关系。尽管出了一个管理办法，但这个行业仍然完全缺乏标准。举例来说，什么样的公司和机构够格做干细胞，它的实验室达到什么样的硬件标准才能做干细胞，做出来的干细胞活性如何??都没人管。

“这一点上，美国的监管是很严的，同时又很专业。美国FDA有2000多人，一年不到200个批文。中国FDA才200人，一年2000多个批文。美国FDA光是管干细胞的就有109人，中国呢，管整个生物技术领域的才只有4个人。”一位专家介绍说。

换句话说，一个没有游戏规则的游戏，当然怎么玩都可以。

不过，当遭遇现实生存危机的时候，胡祥也开始意识到，大杨可能是对的，医院渠道不可能无限爆炸式扩张。这已经是个坏生意了，必须往上游走，做体系建设。

“我反思过，跟医院的合作有很多弊端。第一，医院和医院是竞争关系，所以它总是希望你跟它独家合作，但企业肯定不希望只在一个点上投;第二，一家医院的病人数量有限，仪器成本分摊下去，就变得很高，病人难以接受，但如果实验室的投入不够，质量控制又不会好，所以这是个两难;第三，如果全国所有的合作医院，每家医院都建实验室，将来卫生部要一一监管的话，难度也很大。”

2008年，北科生物和江苏泰州市政府合作，在当地建立了第一个区域性的中心实验室。按照胡祥的计划，到2012年，北科生物会在全国建立6家中心实验室。这好比餐饮业的中央厨房，既降低成本压力，又能够解决跟医院合作过程中的管理问题。

“这个城市本来20家医院可以建20个实验室的钱，我们集中起来建一个实验室，这个实验室的水平就可以建得很高，用很好的团队来管理，我的产能产量可以很大，我分摊到每一份细胞的成本就低了，质量控制也做得好，另外行政主管部门管起来也容易，同时又是区域性的，三个小时车程都能满足周边的需求。”

 

[quote2]13.000千万

863/973/国家自然基金：全部设有干细胞专项科研基金

十二五期间，863干细胞研究全部指向临床

先导基金：2011年干细胞研究经费共计5亿元

2011年863，干细胞临床研究资助经费为1.3亿元[/quote2]

 

再生医学与干细胞产业需要国家战略

胡祥认为，20世纪医药产业由欧洲公司所具的领先优势逐渐被后来居上的美国公司取代了，这其中决定性的因素就是国家层面制定的有利于医药工业快速发展与成熟的产业政策、专利保护以及有利于人才流动的产业环境的营造，这一系列的国家战略与相关法案奠定了美国制药工业的全球领先地位。

处于以再生医学与干细胞产业为核心的人类历史上第六次科技革命——生物技术革命的历史关头，今天的中国，GDP位居世界第2，有机会也有能力铸造中国的生物产业。

由于环境因素、过度医疗等导致今天人类疾病发的原因变得更复杂，技术的进步也让我们对疾病观察更深入，过去西方国家占尽先机的制药工业与评价体系已开始凸显困境。据2012年1月《Nature Biotechnology》的评论文章，目前全球90%的药品仅对40%的病人有效，也就是约有3.5万亿美元的药品属于无效处方。

另一方面，由于人口老龄化，导致本已高居不下的医疗成本继续攀升。而疾病谱向慢性病高发转移，如心脏病、中风、神经性疾病、糖尿病、肾病以及肿瘤等，又带来沉重的社会经济负担。这些因素都在国家层面对国家长期发展形成负担，同时这些困境亦可转化为中国发展创新性的医疗技术提供了机会。

中国要将目前在再生医学与干细胞产业中已建立的先发优势转化成国家产业竞争力，无疑也需从国家层面制定能吸引全球范围内流动的先进技术、人才与资本的国家法案、产业政策以及管理法规，以把握住人类历史发展赋予中国的机会。

同样在2008年，同样在江苏泰州，北科生物与当地政府合作挂了好几块牌子：江苏省干细胞与生物治疗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江苏省干细胞库、江苏省干细胞产业化基地、江苏省干细胞工程中心。胡祥管这个叫“江苏模式”，它意味着这家公司想要往细胞收集、储存、制备的上游走。

其中，最重要的是江苏省干细胞库项目。这个项目占地3万平方米，前期投资3000万人民币，号称拥有100万人份的间充质干细胞。为了这个项目，2008年，北科生物获得了深创投和松禾资本联合投资的8000万人民币。

松禾资本投资人罗非承认，早在杨向阳进入北科的时候就找过他，希望一起投，他也跟胡祥一起去南山医院考察过。当时之所以没有投，还是觉得商业模式上风险太大。等到2008年，胡祥做出上游转型的努力时，罗非决定跟进。

“干细胞产业链无非是上下游两点，上游是细胞制备，下游是细胞移植。现在，北科既做了下游合作医院网络，又做了实验室和库，就是个全产业链的公司了，这样一来，竞争对手很难复制。”罗非说。

另外一位投资人分析说：“做库要有国家支持，要花大量的资金，这个生意门槛比较高，不像下游的医院合作那么好复制。另外，这个库也算是实物资产，将来国家政策批准干细胞产品面市了，企业要申请上市的话，这种实物资产还是很重要的。”

除了实验室和细胞库，更多的利润被花在了人才上。2011年，北科生物员工700多人，其中60%都是科研人才。“老实说，北科直到现在，股东们从来没有分过红。”胡祥说。

要做这么多事情，钱不是每一次都够花。有时候，胡祥也能够从政府拿到一些研究经费。北科生物先后承担各级政府项目28项，其中包括863及国家火炬计划。不过，按大杨所说要有自己的新产品和新技术，这些钱就杯水车薪了。前面说过，要有一项成熟的产品技术，在美国至少花10年、10亿美元，在中国，尽管这个过程和规模有可能被缩短，也至少是5年5亿美元。

一盘更大的棋

逆流而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市场和大杨在要求胡祥去做一件事情，而这件事情是他原本的创业基因里没有的。

“不就是5年5个亿的事儿嘛。”杨向阳说。

他能够这么轻描淡写，是因为这家公司正在秘密进行一项不可多谈的大动作。2011年夏天，由杨向阳牵头，北科生物开始和几位业内大有影响的投资人接触。12月份，他们已经合作成立了一家基金公司，一期投资额为3.8亿-4亿人民币。这些钱将全部花在上游技术研发和引进上。

年底的时候，也是大杨牵线，北科生物出资1000万人民币，占股40%，购买了美国一项早期免疫技术，用于肿瘤治疗。

“老实说，美国的成熟技术不花个一二十亿美金，根本买不到。但是，早期项目还是有可能的。这样的项目，有它10个，将来只要有一个批了新药，那就是几十亿上百亿的生意。”大杨说。

关于这家基金公司，记者联络过其中一位著名投资人沈南鹏，他不仅不愿意谈，甚至都不愿意承认此事。胡祥也不愿意多说，不过，他除了确认这件事情是真的，还不小心透露说，这些投资人的进入让北科原本的股东有些顾虑。

“这次合作是渗透持股??以后，我就不再是北科最大的股东了，这家基金才是??我们股东觉得，我是冲着你胡祥才来的，现在来了些职业投资人，我们都要听他们的吗?”

媒体上没有关于这件事情的任何信息。胡祥闭嘴了，他不再透露事情的任何进展。

胡祥虽然是实验室出身，但他对于创业和商业的全部经验都来自于销售和渠道，现在要一步一步往上游前进，甚至动用资本的杠杆去接触核心技术，这对胡祥来说无异逆风行走。

更不用说，外界的非议让他深感委屈。

在中国，对一家民营公司来说，技术理想和生存压力永远是个两难。他何尝不愿如大杨所说，把所有的力气花在技术研发上，孤注一掷，但早年创业失败的经验告诉他，做企业必须要务实，不能过于理想化。当这个行业还不被资本看好，所有的VC谨慎观望、天使小规模进入的时候，他必须一边稳住医院渠道，带来赖以生存的现金流，一边有选择、有步骤地做体系建设，既为将来的竞争做布局，也算是洗白自己的名声。

可以说，最近这两年是胡祥人生中最焦虑的关键时刻。他的父亲被检查出晚期癌症，他的情绪变得很焦躁，和和气气的一个人，经常发脾气。公司的压力也很大，2009年，利润大幅度下滑，并且出现了核心团队集体流失的事件。

最近两年，北科生物简直成了行业黄埔军校，单单就我们采访所知，北京就有一家干细胞公司的技术负责人、另一家公司的销售总监，都是前北科人。

“弯拐得太大了。”胡祥说。

“公司十几人的时候好管，700人的时候就很容易出问题。北科的确一度养了不少懒汉，嘻嘻哈哈不干活。另外，以前都是销售，现在一下子多了这么多搞技术的，企业文化的融合也出现问题了。”胡祥觉得自己是不是性格太好了，跟谁都不说NO，大家很自由，几个副总权力都很大??他开始问自己，“我是不是不适合做管理?是不是我的性格造成了公司的低效?”

出于某种自我怀疑，两年前，胡祥全面退出公司日常管理，把运营大权交给公司总裁叶圣勤。叶是事业单位出身，以强势铁腕著称。更早些时候，胡祥担心叶的性格很难跟技术人员相处，特别委派他负责江苏的项目。叶的强势和开拓性优势在江苏模式的推动上表现得很充分，于是胡祥觉得，也许叶从性格到管理，都已经成熟到适合做公司的操盘手了。

结果表明，事情并不如胡祥的预想。一年来，公司的技术副总、行政副总和运营副总相继出走，其中两位去了竞争对手公司。胡祥后悔了。

“现在看，当时退出太草率了。我应该跟大家一起成长。”胡祥打算重新出山。

接近年底了，他最近每天都泡在公司里，还组织下属开会，学习乔布斯传记。乔布斯告诉胡祥的是，不要追求做一家赚钱的公司，要做一家注重客户体验的公司。话虽这么说，他胡祥可是两件事都得做。

胡祥原本有个习惯，每天早上八点去高尔夫球场打两小时球，18洞，90杆。现在他已经很少有时间如此享受了。他和记者坐在这家高尔夫球场的会所里，花了5个小时采访，其中他有一个小时用于不断接各种电话，只留了十分钟给一碗海南鸡饭。

他的时间根本不够用，因为他既要做对的事情，又要把事情做对。

尾声

就在所有的采访结束之后没几天，2012年1月6日，国家卫生部发文，规定中国将在7月1日前停止在治疗和临床试验中试用任何未经批准使用的干细胞，并停止接受新的干细胞项目申请。

有专家分析说，将来，这个行业可能会开始分级管理。“胚胎干细胞和IPS多功能干细胞属于科研领域。成体干细胞中，异种成体干细胞也属于科研领域，异体成体干细胞可以多种手段管理，而自体成体干细胞则可以适当放宽，有个绿色通道。”

“这对北科绝对是好事。”胡祥在电话里说，“很多技术不合标准、操作不规范的企业，很快就会被淘汰了。”

显然，胡祥的指望是，通过更加细致规范的管理条例，能够把北科从目前泥沙俱下的干细胞行业乱象里给“摘”出来。

曾经有投资人告诉记者，前几年，做干细胞的小公司越来越多，他们不仅抢了北科生物的病源，甚至抢了北科的合作医院。北科的治疗安全性和有效性尚且饱受争议，这些新晋小公司就更难说了。

“相比之下，北科已经算是靠谱的。起码安全，没出过事。不是每一个都有效，但起码也有一些效果。”他说，“至于那些小公司，说句不好听的，连细胞运输过程中的冷藏冰块要怎么放都不知道呢。”

然而，仍有大量投资者和创业者想要进入，挣这笔快钱。这位投资人曾经见过不下50位创业者，这些人的说辞都是想要复制北科。

“你给我500万，我弄个几百平的实验室，再请几十个销售，一家一家医院去谈，谈下来一家算一家。医院挣钱了，我再去弄个库，慢慢挣上面的钱??”

“可我只要问他一个问题，你在人身上用过吗?他们就不说话了。”

新的法规会是个门槛，把这些新的逐利者挡在外头。问题是，如果说会有大量小公司因为新法规而被淘汰，那么北科生物和它们的巨大区别又在哪里?

有一天，胡祥和杨向阳真的能够用资本杠杆撬动出一项震惊世人的新产品新技术吗?

只要这一天尚未到来，相当一段时间里，他们就仍然会面对从第一天起就有的原罪争议：就算国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是把一种在安全性、有效性、伦理性和经济学评价上都没有得到明确答案的技术用在病人身上，并且收取大量费用，这难道是值得鼓励的吗?

有一点，胡祥和大杨始终有共识：目前，干细胞还远远谈不上是什么“灵药”。在中国，它不过是个被搞乱了的大行业，不能因为倒洗澡水把孩子也倒了。不过，他们必须先证明自己是孩子，不是洗澡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