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数十个国家于2012年年底拒绝签署一项新的互联网管理国际条约时，各类积极分子深感欣慰。在他们看来，这项由国际电信联盟(ITU)主持修订的条约会授予政府干涉和审查互联网的可怕权力。数月来，诸如“马上进入”(Access Now)和“为未来而战”(Fight for the Future)等团体一直为反对这项条约造势。他们的游说时有夸张。不过，这也是该条约遭美国等许多国家拒绝的部分原因，因而实际上它处于无效状态。
国际电信联盟迪拜会议上的胜利使网络积极分子在这个重要年份中的活动达到高潮。2012年1月，他们出手相助，在美国国会打败了由好莱坞资助的反盗版立法，即人们熟知的首字母缩写为SOPA的法案【1】;一个月后，在欧洲，他们把目标对准了ACTA，为寻求强化知识产权，这项晦涩的国际条约很少顾及言论自由和个人隐私【2】;在巴西，他们比人们所能相信的还要更接近于完成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互联网民事法案，即《全国互联网民事总则》;在巴基斯坦，在他们的帮助下，一项全国性防火墙的计划或许被永久推迟了;在菲律宾，一项网络犯罪法律在他们发起反对活动后被最高法院搁置。
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的知识产权专家詹姆斯·博伊尔(James Boyle)说：“这感觉就像《寂静的春天》问世那会儿。”雷切尔·卡森对农药危害的长篇控诉报道的出版被普遍认为是当代环境意识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意识出现的标志。50年后，世界真得是在见证并形成又一场这样的运动吗?——这次是围绕着新信息技术促进言论自由和创新的潜力与政府和公司对它们施加的威胁而展开。
新绿色运动
对由信息技术传播引发的问题的辩论和争议并不新鲜。在上世纪90年代，包括电子前沿基金会(EEF)在内的公民自由团体造势反对《通信规范法案》(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最终使这份法案的部分内容被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如今，数字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有自身的利益团体：消费者保护网络隐私;黑客拒绝过度延伸软件专利;研究人员推动公开获取在线科技论文;知情权的捍卫者呼吁政府公开数据库——或者将公开权交到他们手里。
正如博伊尔的类比所揭示的那样，上世纪60年代早期的环保主义也有类似的多样性。有人想要清洁哈德逊河，有人想要阻止在塔斯马尼亚岛的伐木行为，有人想要禁止核试验。不过，按照已故美国环保主义者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所言：“生态学的第一定律是，每一种事物都和别的事物相连。”既然它同环境有关，那么它就随着环境保护主义而变化。经历了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后，各种不同的关切被凝聚成一场单独的、但远非没有裂痕的运动，直到目前仍在继续发挥着真正的力量。
如果不是一种互联互通的实践的话，互联网就一无是处。因此，其政治似乎是在呼唤一种类似的趋同性，而且形成网络运动的各类利益集团之间的联系确实在变得更加密切。超出特定链接之外，他们还同共享有西班牙社会学家曼努埃尔·卡斯泰勒斯(Manuel Castells)所谓的“互联网文化”，这是上世纪60年代反文化运动(孕育了大多数环保运动)的当代翻版。其成员信奉技术进步，信息自由流动，虚拟社区和创业精神。他们在“非会议”(unconferences)上(代表们在此制定他们自己的日程)和“黑客空间”(最初是指摆弄电子元器件的机会)中会面;他们对在线论坛的选择会是像维基百科那样的所有人都能为其做出贡献并且帮助塑造的地方。
在有些国家，初期网络运动孵化出了聚焦于网络政策问题的“海盗党”;第一个这样的政党出现在瑞典，她脱胎于“海盗湾”(Pirate Bay)，这是一个在成功的音乐共享网站纳普斯特(Napster)被关闭后创建出来帮助文件共享的网站。伞形团体“国际海盗党”已经把28个国家级的组织发展成为其成员。除创建于2006年的德国海盗党已经在地区议会中获得了席位外，大多数海盗党规模不大。
绿色运动有来自学术界的理性领导，如康芒纳以及时常同他有分歧的合伙人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的领导。网络运动亦是如此。这场运动的先驱者之一是劳伦斯·莱西格(Lawrence Lessig)，他的最有影响力的书籍是《代码和其他网络空间法律》(Code and Other Laws of Cyberspace)。他指出，计算机代码在监管行为方面与法律代码同等重要。另一位重要人物约凯•本克勒(Yochai Benkler)在《网络的财富》(The Wealth of )一书中对“共同对等生产”的优点大加赞扬，这种生产方式同在开源软件社区中所见到的有相似之处。在开源软件社区中，自愿者把编写和调试代码当做是送给整个社区的一件礼物。
如同环保运动在组织方面有诸如“地球第一!”(Earth First!)和“地球解放军”(Liberation Army)等激进团体一样，其数字运动的继承人也发展了一支直接行动的力量。在2012年10月上旬，由“黑客行动主义者”组成的“匿名者”攻陷了一批位于瑞典的网站，以此反对将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从英国引渡到瑞典的努力。
难以想象人们会像对待核灾难或全球变暖一样，对个人信息的泄漏或是对版权法的收紧感到越来越激动。国际电信联盟似乎不像。“多数[互联网问题]具备交通设施计划的选举的性感吸引力，”哥廷根大学研究海盗党的斯蒂芬·科勒查(Stephan Klecha)调侃这样道。
不过，一种貌似合理的说法认为，把一生中大部分时间用来上网的人可能会对他们所依赖的技术的和意识形态的基础设施逐渐产生强烈的感受。组织反SOPA 运动的利益集团之一、“为未来而战”的蒂凡尼·程(Tiffiniy Cheng)坚持认为，“如果他们把它视为威胁，他们就会做出反击。”据波士顿咨询集团对13个国家的消费者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不得不进行选择的话，平均75%的受调查者愿意放弃酒精，27%的人愿意放弃性爱，22%的人愿意放弃日常淋浴，以此确保上网一年。
就像环保问题一样，这场新运动关心的问题也能够被当做是经济的问题;当以此来看待问题的时候，两者看上去有些相似。自盖瑞特·哈丁(Garrett Haardin)在1968年发表《公共资源的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以来，环保问题日渐被当做“消极外部性”来看待。哈丁认为，公共财产被过度开发是因为开发的效益会被实施开发的人看中，而成本下降对所有人来说都是相等的。
共同的事业
部分是因为这种经济逻辑，让污染者付出代价——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就是让外部性内部化【4】——的原则是为污染物设置的碳税以及总量管制和交易体制【5】的根本，推动这种交易体制是务实的环保主义者(尽管他们那些更激进的伙伴对将所有一切都消减到能够计算出来的经济代价和经济效益的行为感到愤愤不平)。
网络政治也经常被公共资源带来的问题所困惑。互联网——对多数激进主义来说即是手段又是动机——就是这种数字资源的一个明显的案例：任何人都可以在同等的条件下接入互联网，而且，至少从理论上来说，网络中的所有交通都能被平等对待的(这个就是所谓的“网络中立”状态，并且是许多人的战斗口号)。不过，此处未被市场捕获的正外部性要多于负外部性。一种经常的情况是，人们对此类公共资源的分享和使用越多，他们的收获就越多。
当外部性有害时，使它们内部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外部性有益时，情况就有点复杂了。某种程度的内部化可能是必需的：事实上，这就是知识产权的基本论据。没有了它们，创新者可能不会从分享他们的发明创造中获得足够的效益，从而降低发明创造的动力。但是，为最大化私人利益而设置的体系必定不会将全部的利益最大化。
纽约卡多佐法学院教授布雷特·弗里希曼(Brett Frischmann)在其名为《基础设施：共享性资源的社会价值》(Infrastructure: The Social Value of Shared Resources)一书中对此问题提出了一个深刻的见解。基础设施——无论是数字的还是其他种类的——被许多人用来从事各种各样的活动，而且经常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非竞争性的”，即一个人的使用并不会妨碍另一个人的使用。限制对它们的使用，例如依据使用的人和目的为它们定价，能限制它们的价值并且妨碍创新。
弗里希曼指出，为了收获最大的利益，“我们应当在可行的时候以一种开放的、无差别的方式分享基础设施资源。”这未必就是取消所有权;但是，这确实意味着要避免将所有事情都当做是一个仅有唯一一个所有者对其有利益瓜葛的真实存在的小玩意来对待的诱惑。历史事实表明，各种风俗习惯、社会准则和其他非市场性的机制能够在各种条件下让公共资源远离悲剧。
博伊尔在他的着作《公共领域》(The Public Domain)提出了相同的论点。他认为，各种社会需要达成“一种介于开放和封闭、私有和免费之间的平衡”。正是他的力争以及网络运动其他参与者的努力才让人们明白，政府在处理这种平衡时犯了系统性的错误。他指出，各国政府都深陷绝大多数商品是排他性的并且不能被轻易分享的现实世界。他们指出，反过来说，积极分子认为一切都能用来分享而且所有权完全没有必要的想法犯了同样的错误。
这样的想法解释了多数网络积极分子行为的驱动力：他们把网络中立夸赞成一种理想是因为他们害怕将网络变成一条限制表达思想和限制进行实验的收费公路;他们害怕过于宽泛的专利会妨害科研;他们认为，让政府数据随手可得会激发新的用途。这种见解有助于解释那些被德国海盗党当做政治纲领的看上去包罗万象的问题——包括对免费的公共交通的要求，生活在德国的外国人的投票权，以及针对所有人的由国家资助的基本收入。这些建议将信息公共资源的想法应用到在海盗党看来是所有一切的“平台”上：将公共交通、选举和社会当做是一个整体。
互联网的新鲜程度和与众不同的程度也反映在网络运动的实践中。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凯文·沃巴赫(Kevin Werbach)说：“互联网从根本上降低了组织的障碍。”志同道合者不必再为构建一种组织结构而绞尽脑汁;一份邮件列表经常足以将网络上的人团结在一起。
消弱民主
哈佛大学的本克勒及其研究团队对网络出版物的内容以及各类积极分子的网站之间的联系进行分析后认为，反对SOPA活动始于博客和其他网站上的讨论。博客网站Techdirt和其他数家专业网络出版物刊登出新的立法内容。随着人们逐渐对此感兴趣，诸如EFF和公众知识(Public Knowledge)等具有更加明确主张的团体开始充当信息的清算机构。像Avaaz、“为未来而战”和“要求进步”(Demand Progress)等目标定位于调动网民的团体开始提供工具以帮助人们通过向国会议员写信等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不满：最后，共有数百万网民使用了这些办法。以Reddit 和Tumblr为代表的互联网公司提供了组织方面的支持，更大型的公司成为游说努力的一部分：同绿党相比，网络积极分子回避同其自身利益相一致的企业利益的可能性较小。在它的地位对等的制作人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后，维基百科加入了这场运动，并且极大地提升了该运动的影响力。
德国的海盗党以闪电般的速度进入政坛。2011年大选前几周在柏林进行的民调显示，这个政党的支持率仅有不多的几个百分点。但是，该党以最少的资源通过利用社交媒体调动选民并且以众包【6】的形式提出竞选口号设法进行了一场有效的选举。她以8.9%的得票率在地方议会中赢得了15个席位。
不过，将活动迅速团结起来不是长期承诺的明证。有人对反SOPA运动和其他一些网络活动提出指责，认为它们仅仅是一种“点击主义”，除了游戏参与者指头的活动之外再没有更多的承诺。反SOPA运动联盟正视图利用成为网络防御同盟展示其持久力，网络防御同盟从本质上说就是一个在线的电话网。人们通过提供他们的电子邮件地址进行注册;网站可以增加一个显示其成员资格的标志。若这个同盟的领导人发现一个对他们互联网概念的威胁，他们就可以发出警告。
更让人感兴趣的是，就像传播采取行动的呼吁那样，技术也可能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逐渐发挥作用。德国的海盗党在一个网络论坛上坚持不辍地举行名为“流动反馈”(Liquid Feedback)的党务会议，目的在于化解直接民主与代议制民主之间的区别。除了直接对一个问题进行投票和选举代表之外，党员还可以将他们对特定问题的选票委托给另一位观点值得他们信赖的党员——如果他们不同意代理人的决策就可以收回这些选票。委托人反过来也可以将他们搜集的选票传递给另一位党内成员。于是，这些行为加起来就可以使“委托链”变得长而又畅。
这种体系没能创造一个民主的天堂：大多数海盗党成员不使用这种体系。但是，马丁·哈斯(Martin Haase)指出，这种体系让决策非常透明。马丁·哈斯可能是德国海盗党最有影响力的人物，这可以从活跃在“流动反馈”会议上的近5000名注册者中有237人将他们的选票委托给他的事实中得到证明。“冒烟的密室内没有交易，”他解释说，“你总能分辨出谁支持什么。”
不过，令人感兴趣的内部基础设施不是进一步政治成功的保障。德国的政治体系令创建一个新的政党相对容易，这是绿党于上世纪80年代在那里获得成功的一个原因。然而，海盗党缺乏政治理性以及绿党那样的广泛吸引力。近2/3的海盗党支持者是男性。尽管网络运动的理想经常是平等主义，但其实践既可以是大男子汉主义也可以是精英主义。被海盗党在柏林的成功所吸引进来的数以千计的新成员包括相当数量的大言不惭之人、麻烦制造者和更差劲的人。
在该党的邮件列表中，“流动反馈”的使用者是否应当被允许保留匿名或是议会中的海盗党成员应当被允许挣多少钱，有关这些问题的讨论常常升级为令人心情大怀的“口水风暴”。一部分领导人已经带着厌恶和疲惫辞职而去。全国性的民调显示，该党的支持率已经从2012年5月时的13%多跌至目前的3%左右，这个水平低于在今年的选举中进入州议会和全国议会所必需的门槛。
是黑客还是操作系统?
新政党不是通向政治成功的唯一途径。在世界的绝大多数地区，绿党运动的胜利来自于将压力施加于已有的政党，来自于推动新机构——环境部、环保署、国际性条约组织以及于此相类似的部门——的建立。虽说网络运动仍处于初期阶段，但此类机构的建立对于它们来说是难以想象的。网络政治是有关解放人们进行实验而不是控制人们的表达。尽管国家能够保证自由，但是从目前的一项项的政策来看，处于环境恶劣的前沿的网络政治倾向于做得更好
除此之外，网络积极分子但大多是自由主义者，他们不可能呼吁建立“网络部”。许多人更多地是想要劫持政治——利用聪明才智和通过强迫来自外部的不可知的力量起作用，找到一种方法让这个体系成为一个他们期望的结局——而不是想要操弄政治。
网络运动的持久影响力有可能在于为怀有其他政治目的的人提供新的工具和策略。当前所有的政治抗议和政治花样都有一付社交媒体的外表，无论是茶党还是“占领”运动抑或是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都是如此;所有这些都寻求互联网能够给予激进主义和起义的快速扩张效应。像“流动反馈”这样的“委任制民主”实验可能会重新接通政治从内部起作用的方式，同时还会加速事件的进程。在德国，其他一些政党正在对此类体系进行实验;与此相类似的事情使意大利的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获得了权力。
当被问及为何她的组织不具备一个完全成熟的政治平台时，德国海盗党的领导人之一玛丽娜·威斯班德(Marina Weisband)曾经这样回答说：“我们不提供一个现成的计划，但我们提供一个完整的操作系统。”也就是说，互联网政治的真正潜力在于重塑人们能够做什么，而不是为特殊的利益而造势。
以操作系统的术语来设想世界的那种人将被证明是利用这种新潜力的最佳人选，或是从中找到力量来保护自由以及所有他们所关心的基础设施的开放。虽说这尚不明显，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正在对尝试变得日益严肃起来。
【注】：
1.《禁止网络盗版法案》(Stop Online Piracy Act 缩写为SOPA)，该法案由美国众议院得克萨斯州共和党议员兰默·史密斯于2011年10月26日提出，得到了众议院两党共12名众议员的连署支持。反盗版法案要求司法部获得法庭禁令，迫使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搜索引擎、支付处理机构和在线广告网络，阻止与盗版有关的非美国网站的业务或停止与之做业务。这些提案将授权私人版权持有人获得法庭禁令，迫使支付系统和广告公司切断与这些网站的联系。
该法案得到依靠版权的机构包括美国电影协会、美国唱片业协会、Macmillan US、Viacom等以及其他从事收费电视、电影及音乐行业的企业广泛支持。
1月17日 维基百科宣布关站24小时抗议网络反盗版法;
1月18日 谷歌宣布响应维基百科 18日通过主页以示抗议;
1月18日 微软发布声明反对网络反盗版法;
1月19日 FacebookCEO扎克伯格首次公开反对SOPA;
由于IT业界的反对，美国国会两院在1月下旬先后取消了对法案的表决。
2.《反仿冒贸易协定》(Anti-Counterfeiting Trade Agreement，简称ACTA)是一个国际知识产权协定。自愿加入的国家将建立一个国际法律框架，并建立一个国际机构以外的理事机构。该协定由日本发起，并获得各大行业巨头的支持。协定已于2011年底被多个发达国家签署。
3. 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在1971年出版了《封闭的循环》一书。他在该书中详尽地分析了环境危机与经济增长和技术变革三者间的关系，指出自二战以来的美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依赖于工农业和运输业中不断的技术变革，但在新旧技术变革之际，通常是那些对环境污染多、能源浪费大的技术代替了对环境影响小的技术，这样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环境危机也就成了不可避免的结果。他还从生态学的角度揭示了现代技术失败的原因，并反思了其科学基础中固有的缺陷。
4. 让外部性内部化 (internalize the externalities)，即通过制度安排经济主体经济活动所产生的社会收益或社会成本，转为私人收益或私人成本，是技术上的外部性转为金钱上的外部性，在某种程度上强制实现原来并不存在的货币转让。外部性又称为溢出效应、外部影响或外差效应，指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行动和决策使另一个人或一群人受损或受益的情况。经济外部性是经济主体(包括厂商或个人)的经济活动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非市场化的影响。即社会成员(包括组织和个人)从事经济活动时其成本与后果不完全由该行为人承担。分为正外部性 (positive externality) 和负外部性 (negative externality)。正外部性是某个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益，而受益者无须花费代价，负外部性是某个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损，而造成外部不经济的人却没有为此承担成本。
5.总量管制和交易(cap-and-trade)是指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基础上，通过买卖行政许可的方式来进行排放。具体来说，就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对于空气品质未达标准的污染源(这些污染源多分布在发展中国家)，依照其空气品质改善目标配给“容许排放权”，并规范其逐年应削减的排放量比例、达成的目标年及最终容许排放权。各污染源取得容许排放权后，即能于开放性市场中自由进行交易买卖。这一机制为《京都议定书》首创，旨在通过对排放权的限制来减少碳排放量。
6.众包(crowdsourcing)是互联网带来的新的生产组织形式。《连线》(Wired)杂志记者Jeff Howe于2006年发明的一个专业术语，用来描述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即企业利用互联网来将工作分配出去、发现创意或解决技术问题。通过互联网控制，这些组织可以利用志愿员工大军的创意和能力——这些志愿员工具备完成任务的技能，愿意利用业余时间工作，满足于对其服务收取小额报酬，或者暂时并无报酬，仅仅满足于未来获得更多报酬的前景。尤其对于软件业和服务业，这提供了一种组织劳动力的全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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