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技术进步步伐令人目不暇接，我们倾向于把这个时代当做是有史以来最具创新性的时代。我们生产出智能手机和超级计算机，拥有海量的数据和纳米技术，掌握了基因疗法和干细胞移植。政府、大学和公司每年用于研究与开发的支出加起来约为1.4万亿美元，比之前任何时候都多。
然而，人们最近一直没有见识过相当于本期封面所示发明一半用途的发明。这种大众式的厕所有简洁的线条和直观的使用界面， 它改变了数千万人的生活。它不仅仅是传承自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发明家的现代卫生设备：他们发明了汽车、飞机、电话、收音机和抗生素。
当代科技没能带来同等影响的发明，同时这也是越来愈多的思想家宣称创造发明的速度已经放慢的原因。有趣的是，悲观论者不仅包括学术界人士，如发起非发明性厕所大赛的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也包括像脸谱背后的风险投资人皮特·泰尔那样的企业家。
如果悲观论者是正确的话，那么这种悲观背后的寓意是深刻的。经济能够通过增加更多的生产资料带来增长：更多的工人，更多的投资和更多的教育。但是，个人产出的持续增长，这对于提高收入和增加福利来说是必需的，涉及用更好的方式——换句话说，就是创新——使用我们早已具备的生产资料。如果我们创新和传播创新的速率减缓下来，那么，其他的事情也会如此，最终增长率也将放缓。
末日论、悲观论以及生产力论的观点
自从马尔萨斯预言我们都会挨饿以来，人类的创造力已经证明了这种末日预言是错误的。但是，创新的影响力如今确实看上去正在一点一点地衰退。例如，同20世纪早期相比，自1980年以来，美国人预期寿命提高的速度要慢许多。如今，在经过了一个世纪左右的飞速发展后，至少在富裕国家中的旅行速度经常比一代人之前还慢。据戈登称，生产力的情况也支持悲观论者的观点：生产力在19世纪中期开始起飞，在20世纪早期加速发展，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20世纪70年代头几年;之后，生产力大幅下滑;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计算机的普及，生产力又提高了;2005年之后，再度下滑。
不过，这种模式并不像末日预言者宣称的那样完全悲观。预期寿命仍在提高，即使在富裕国家也是如此。虽说生产力提高是在电气化普及之后才实现的，但却是一点一点实现的;2004年以后的下降可能与经济危机的关系更大，而不是潜在的缺乏创新。除此之外，现在就一笔勾销当代的创新影响力还为时尚早。
我们这代人对技术进步的贡献主要在于信息技术(IT)。通过让能源在远离其生产地被加以利用，电气化改变了一切。与此相比，通过让人们以远远超出其本身的能力进行计算和联络，计算机技术和通讯技术改变了生活和商业。但是，就像对待电力那样，公司需要时间来学会对它们的应用，因此，可能在数十年后才能感受到它们的全面影响力。
计算机能力对巨大进步的贡献早已超出了IT的范围。3-D打印技术可能会带来新的技术革命，像谷歌生产的无人驾驶汽车等自动车辆可能会在10年内遍布街道，人造肢体的性能正在迅速赶上自然肢体。
尽管判断这些创新的影响力有多大还为时过早，但是，全球化应当会使目前成为创新的丰收期。同100年前相比，如今更多的发明创新者在致力于这项工作：美国和欧洲的发明创新者已经加入了由日本、巴西、印度和中国人发起的竞赛以此带来时尚新产品。
多投入些资金
因此，有充分的理由认为21世纪的创新成果会快速扩展。不过，也存在着对各种障碍保持警惕的原因。政府是最大的威胁。
政府越小，创新就更容易。在没有政府部门的人宣称某些规则被破坏的条件下，实业家会引进新的生产过程或是改进产品设计。如今，药物接受严格检验、工厂排放得到控制是好事;但是，官僚好为公共产品制定一些不必要的规则;林林总总的繁琐手续制约了创新，就连许多原本制定出来帮助创新的规则也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比如说，西方的知识产权体系就一团糟，原因在于这种体系对太多的动机不纯的专利实施了保护。
政府也没能明确地对创新实施开放的态度。公共部门的生产力大部分都是僵化的。工会甚至经常阻止政府公布各种绩效指标，因为这些指标鼓励管理方创新;只要医疗保健和教育部对变革再开放一些，那么利用IT提升它们的生产力存在着巨大空间。
富裕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快速增长得益于对基础设施(包括排水系统)和基础研究的支出：计算机、互联网和食品技术的绿色革命都出自科研，并且这些科研不带任何的、直接的任何商业目的。战争为政府开支的创新力提供了最突出的例子：无人机和义肢技术——更不用说喷气发动机——的令人瞠目的新进展就是苦乐参半的明证。即使在追求直接效益的当代，资金仍就应当投入像碳收集及储存这样的基础研究。
对在这些方面——为企业家铺路，改革公共部门并且明智地进行投资——做地不错的政府来说，回报可能是巨大的。创新放缓的风险是确确实实的，但风险是可以避免的。创新放缓会不会发生，就像大多数的人类命运一样，是由人类自己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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