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投资家李世默TED演讲录:两个制度——中国的崛起与西方元叙事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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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投资家李世默TED演讲录:两个制度——中国的崛起与西方元叙事的终结

此篇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校董李世默先生6月13日于TED全球大会上所做China and the End of Meta-Narratives的演讲,对社会主义及民主制度均发表独特见解。此演讲引起诸多争议,之所以刊登,希望同学们以己之思度之,勿盲从,勿轻信,公民素养和思想需要训练和培养。

整理:MBA(微信:EMBACLUB)

此篇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校董李世默先生6月13日于TED全球大会上所做China and the End of Meta-Narratives的演讲,对社会主义及民主制度均发表独特见解。此演讲引起诸多争议,之所以刊登,希望同学们以己之思度之,勿盲从,勿轻信,公民素养和思想需要训练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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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崛起与“元叙事”的终结(注:法国著名哲学家利奥塔定义元叙事为“确切地是指具有合法化功能的叙事”)

我出生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时的上海。

外婆后来告诉我,她当时抱着襁褓之中啼哭不止的我,心惊胆战地听着“武斗”的枪声。

在我少年时,我被灌输了一个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大故事,这个“元叙事”是这样说的:

所有的人类社会都遵循一个线性的目标明确的发展规律,即从原始社会开始,经由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过渡到(猜猜这个终点?)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政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所有的人类社会,不管民族、文化、语言有何异同,或早或晚都将演进到这一阶段。人类社会自此大同,彼此相亲相爱,永远过着幸福的生活——人间天堂。但在实现这样目标之前,我们必须投身于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即正义的社会主义与邪恶的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正义终将胜利!

当然,这就是从马克思主义发展而来的社会发展阶段论,这一“元叙事”在中国影响甚广。我们从小就被反复灌输了这个宏大故事,几乎融化到了血液之中,笃信不疑。这个“元叙事”不仅征服了中国,也影响了全世界。世界上曾经有整整三分之一人在它笼罩之下。

然而,忽然一夜之间,苏联崩溃,世界沧桑巨变。

我赴美留学,改宗成为伯克利的嬉皮士,哈哈!

就这样,开启了我另一段成年经历,我又被灌输了一个全新的宏大叙事,仿佛我这辈子只经历那一个还不够似的。这个宏大叙事的完美程度与早前的那一个不分伯仲。它同样宣称,人类社会遵循着一个线性的发展规律,指向一个终极目标。叙事故事是这样展开的:

所有的人类社会,不论其文化有何异同,其民众是基督徒、穆斯林还是儒家信徒,都将从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在传统社会中,最基本的社会单位是家庭、氏族、部落等群体;而在现代社会中,最基本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单位是原子化的个人。所有的个人都被认定为是理性的,都有同一个诉求:选举权!

因为每一个个人都是理性的,一旦有了权选举,必然会选出好政府,随后就可以在好政府的领导下,过上幸福的生活,相当于实现大同社会——又是一个人间天堂。选举民主制将成为所有国家和民族唯一的政治制度,再加上一个自由放任的市场让他们发财。当然,在实现这个目标之前,我们必须投身于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即正义的民主与邪恶的不民主之间的斗争。前者肩负着在全世界推动民主的使命,必要时甚至可以动用武力,来打击那些不投票不选举的邪恶势力。

上述宏大叙事同样传播甚广。根据“自由之家”的统计,全世界采用选举民主制的国家,从1970年的45个已增至2010年的115个。近20多年来,西方的精英人士孜孜不倦地在全世界奔走,推荐选举民主这一救世良方。他们声称,实行多党选举是拯救发展中国家于水火的唯一良药,只要吃下它,就一定会实现繁荣,否则,永无翻身之日。

但这一次,中国敬谢不敏。

历史是最好的裁判。仅仅30多年间,中国就从世界上最贫困的农业国,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现6.5亿人脱贫。实际上,这期间全世界80%的减贫任务是由中国完成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中国的成绩,全世界的减贫成就不值一提。所有老的、新的民主国家的脱贫人口加起来,都不及中国一个零头。而取得这些成绩的中国,没有实行他们所谓的选举,也没有实行多党制。

所以,我禁不住问自己,我眼前画面到底哪里不对劲儿?我的故乡上海,一切都已今非昔比,新生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中产阶级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和规模在增长。但根据西方的那个宏大叙事,这一切繁荣景象本不应该出现。

面对这一切,我开始做我唯一可以做的事,即思考它!

中国的确是个一党制的国家,由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不实行西方意义上的选举。按照当代主流的政治理论,人们据此可以生成三个判断,即这个体制一定是僵化的、封闭的、不具合法性的。

但这些论断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事实恰恰相反,中国的一党制具有与时俱进的能力、选贤任能的体制、深植于民心的政权合法性,这些是确保其成功的核心要素。

大多数政治学家断言,一党制天生缺乏自我纠错能力,因此很难持久。

但历史实践却证明这一断言过于自信。中共已经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连续执政64年,其政策调整的幅度超过近代任何国家。从激进的土改到“大跃进”运动,再到土地“准私有化”;从“文化大革命”到邓小平的市场化改革。邓小平的继任者江泽民更进一步,主动吸纳包括民营企业家在内的新社会阶层人士入党,而这在毛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事实证明,中共具有超凡的与时俱进和自我纠错能力。

过去实行的一些不再有效的制度也不断得到纠正和更新。比如,政治领导人的任期制,毛时期,政治领导人实际上是终身任职的。这容易导致大权独揽、不受制约等问题。毛泽东作为现代中国的缔造者,在位晚年也未能避免犯下类似的严重错误。随后,中共逐步实施了领导人的任期制,并将任职的年龄上限确定为68到70岁。

最近很多人声称,相比于经济改革,中国的政治改革严重滞后,因此当前亟需在政改中取得突破。这一论断实际上是隐藏着政治偏见的话语陷阱,这个话语陷阱预设了哪些变革才算所谓的政治改革,只有实行这些特定的变革才行。事实上,中国的政治改革从未停滞。与三十年、二十年,甚至十年前相比,中国从基层到高层,从社会各领域到国家治理方式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没有根本性的政治改革,这一切变化都是不可能的。

我甚至想大胆地判断说,中共是世界第一流的政治改革专家。

西方主流的观点认为,一党制意味着政治上封闭,一小撮人把持了权力,必然导致劣政和腐败。

的确,腐败是一个大问题。不过,让我们先打开视野看一下全景。说起来可能令人难以置信,中共内部选贤任能竞争之激烈程度,可能超过世界上所有的政治组织。

十八大前,中共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共有25名委员,其中只有5人出身背景优越,也就是所谓的“太子党”。其余20人,包括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政府总理温家宝,都是平民出身。再看300多人组成的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出身显赫者的比例更低。可以说,绝大多数中共高层领导人都是靠自身努力和激烈竞争获得晋升的。与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统治精英的出身相比,我们必须承认中共内部平民出身的干部享有广阔的晋升空间。

中共如何在一党制的基础上保证选贤任能呢?关键之一是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机构,即组织部。对此西方鲜有人知。这套机制选贤任能的效力,恐怕最成功的商业公司都会自叹弗如。

它像一个旋转的金字塔,有三个部位组合而成。

中国的公务人员分为三类:即政府职能部门、国有企业,以及政府管辖的事业单位,如大学、社区组织等。公务人员既可以在某一类部门中长期工作,也可以在三类中交替任职。政府以及相关机构一年一度地从大学毕业生中招录人员,大部分新人会从最低一级的科员干起。组织部门会根据其表现,决定是否将其提升到更高的管理职位上,比如副科、科、副处、处。这可不是电影《龙威小子》中的动作名称,而是严肃的人事工作。

这一区间的职位包罗万象,既可以负责贫困农村的卫生工作,也可能负责城区里的招商引资,也可能是一家公司的基层经理。各级干部每年都要接受组织部门的考察,其中包括征求上级、下级和同事的反馈意见,以及个人操守审查,此外还有民意调查,最终择优提职。

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中共的干部可以在政府职能部门、企业,以及社会事业单位等三大领域内轮转任职。在基层表现优秀的佼佼者可以晋升为副局和正局级干部,进入高级干部行列。这一级别的干部,有可能领导数百万人口的城区,也有可能管理年营业收入数亿美元的企业。从统计数据就可以看出选拔局级干部的竞争有多激烈,2012年,中国科级与副科级干部约为90万人,处级与副处级干部约为60万人,而局级与副局级干部仅为4万人。

在局级干部中,只有最为出众的极少数人才有机会继续晋升,最终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就职业生涯来看,一位干部要晋升到高层,期间一般要经过二三十年的工作历练。这过程中有任人唯亲的问题吗,当然有。但从根本上,干部是否德才兼备才是提拔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上,中华帝国的官僚体系有着千年历史,今天中共的组织部门创造性地继承了这一独特的历史遗产,并发展成现代化的制度以培养当代中国的政治精英。

习近平的履历就是非常鲜明的例证。习的父亲确实是中共的一位前领导人,但他的仕途也历经了30年之久。习近平从村干部做起,一步一个脚印的走到今天这个岗位。在他进入中央政治局之前,他领导过的地区总人口累计已超过1.5亿,创造的GDP合计超过1.5万亿美元。

千万不要误解,这不是针对具体的人,仅仅是事实的陈述。如果要论政府管理经验,小布什在任德州州长前和奥巴马第一次问鼎美国总统时,他们资历还比不上中国一个小县长。

温斯顿·丘吉尔曾说:“民主是个坏制度,但其他制度更坏”。可惜,他没有见识过组织部。

西方人总认为多党竞选和普选是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曾有人问我:“中共不经选举执政,其合法性从何而来?”我的回答是:“舍我其谁的执政能力。”

我们都知道历史,1949年中共执政时,由于战火肆虐,外敌横行,中国的国土四分五裂,满目疮痍;中国人的人均寿命仅为41岁。但在今天,中国已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在全球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人民生活迅速改善,人均寿命排名奇迹般地列中等发达国家前茅。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在中国的民意调查报告,其中一些数据反映了中国的主流民意,其中大部分数据在近几十年来十分稳定。

高达85%的中国民众,对国家未来方向表示满意;70%的民众认为在过去的五年生活得到改善;82%的民众对未来五年颇感乐观。

英国《金融时报》刚刚公布的全球青年人民调结果显示:93%的中国90后年轻人对国家的未来感到乐观。

如果这不是合法性,那我就不知道到底什么才是合法性了。

相比之下,全世界大部分选举民主制国家都处于惨淡经营的境况。关于美国和欧洲的政治困境,在座的听众都了然于胸,无需我再详述。除了极少数例外,大部分采用选举的发展中国家,迄今为止还在遭受贫困和战火的折磨。政府通过选举上台后,其支持率在几个月内就会跌到50%以下,从此一蹶不振甚至持续走低,直到下一次选举。可以说,民主已经陷入“一次选举,长期后悔”的周期性怪圈。这样下去,失去合法性的恐怕不是中国的一党制,而是选举民主制。

当然,我不想造成一种误会,认为中国成为超级大国已经指日可待了。中国当前面临重大挑战,巨大变迁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数不胜数,譬如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人口问题。在政治领域,最大的挑战是腐败。

目前,腐败猖獗,危及中国的政治制度及其道德合法性。但是,很多分析人士误判了腐败的原因,他们声称腐败是一党制导致的,只有终结一党制才能根绝腐败。更严谨一点儿的分析将证明这种观点毫无根据。

据透明国际发布的全球清廉指数排名,中国近年来的排名在第70到80名之间。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选举民主制国家,排名第95位,且逐年下滑;希腊排名第80位;印度尼西亚与阿根廷排名并列第100位;菲律宾排名第129位。排名在中国后的约100个国家中,超过一半是选举民主制国家。如果选举是根治腐败的万灵药,为何在这么多国家不灵呢?

我是做风险投资的,长于预测。因此,不做几个预测就结束今天的讨论似乎不妥。以下是我的三个预测:

未来十年:

1. 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按人均收入计算也将在发展中国家里名列前茅。

2. 腐败虽然无法根绝,但将得到有效控制。在透明国际的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上,中国有望继续提升10到20名,跨入全球最清廉的前60国之列。

3. 经济改革会加速实施,政治改革也将继续推进,中共仍稳固执政。

我们正在见证一个时代的落幕。共产主义和选举民主制,都是基于普世价值的“元叙事”。在20世纪,我们见证了前者因极端教条而失败;到21世纪,后者正重蹈同样的覆辙。“元叙事”就像癌症一样,正在从内部吞噬民主。我想澄清一下,我并不是要谴责民主。相反,我认为民主政治对西方的崛起和现代世界的诞生居功至伟。然而,很多西方精英把某一种民主形式模式化、普世化,这是西方当前各种病症的病灶所在。如果西方的精英不是将大把的时间花在向外国推销民主上,而是更多关心一下自身的政治改革,恐怕民主还不至于像今天这样无望。

中国的政治模式不可能取代选举民主,因为中国从不将自己的政治制度包装成普世通用的模式,也不热衷于对外输出。进一步说,中国模式的重要意义,不在于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一个可以替代选举民主的新模式,而在于从实践上证明了良政的模式不是单一而是多元的,各国都有可能找到适合本国的政治制度。

让我们为“元叙事”的时代画个句号吧。共产主义和民主可能都是人类最美好的追求,但它们普世化的教条时代已经过去。我们的下一代,不需要被灌输说,世界上只有一种政治模式,所有社会都只有一种归宿。这是错误的,不负责任的,也是乏味的。多元化正在取代普世化。一个更精彩的时代正缓缓拉开帷幕,我们有没有勇气拥抱它呢?

二、西方民主正在走向灭亡

人类社会的政治史长达数千年,在这一历史长河中点缀了两次西方式民主制度的试验。第一次试验是古希腊的城邦雅典,其民主制度从公元前6世纪维持到公元前4世纪中叶,持续了一个半世纪,实际上只能算是一次昙花一现的失败。第二次试验是现代西方世界,如果把民主定义为一人一票的普选制,那么美国民主的历史是92年,如果更严格地按诸事实,从1965年《选举权法案》颁布算起只有47年。这么说来,美国民主的寿命迄今为止还比不过元朝,后者是中国古代主要王朝中最短命的一个。

既然如此,为何会有那么多人敢公然宣称,他们已一劳永逸找到适合全人类的理想政治制度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就要追本溯源,回到当前西方民主试验的精神源头。当今西方民主的滥觞,是孕育了现代性的欧洲近代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核心思想,可以归结为两条基本理念:首先个人是理性的;其次个人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两条理念在本质上都是基于信仰,而非现实的经验。比如在美国《独立宣言》中,托马斯?杰弗逊就写道:“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Creator)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Rights)。” 这个大写的“造物主”是谁?当然就是基督教信仰中的上帝。与此相对应,“权利”一词也用了大写,以强调这条格言的神圣性。美国《独立宣言》中的这一表述,与法国《人权宣言》中“自由、平等、博爱”的信条,一起组成了所谓的“现代性”信仰的基础,而“现代性”在政治上的终极表现形式,就是西方式民主制度。

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政治体制中的民主因素促发了工业革命,西方世界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前所未有地突飞猛进。不过,领导西方崛起的领袖们从一开始,就清醒地看到民主试验中天然蕴涵的致命缺陷,他们想方设法试图遏制其消极影响。比如美国的联邦党人就明确提出,他们希望建立的是共和国家,而不是民主国家。为此,联邦党人在宪法中竭力遏制大众意志的过度膨胀。可是,就像任何一个宗教一样,信仰的力量最后总是压倒规则。民主的结果是公民的政治权利无限膨胀,参与决策者越来越多,参与面越来越泛。在美国人们常说,加利福尼亚就是美国的未来。这个未来又是怎样的景象呢?只有无休止的公民投票、政府瘫痪和财政破产。

对美国而言,这个共和国的开创者们有许多理由来限制民主,例如大众素质太低,缺乏见识,易走极端。但随着电视和互联网的兴起,这些壁垒都轰然倒地。归根结蒂,既然人们都是理性的,拥有上帝赋予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并且一切知识都触手可得,那么他们为何不能参与一切决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城邦由于民众无限参与政治,导致了煽动家的上台。煽动家西亚比德用慷慨激昂的演说鼓动起民众的狂热,让雅典派出其强大的舰队去远征叙拉古,结果被斯巴达所打败,这次致命的出征成为雅典衰亡的开端。再回到当下,现在金钱成了煽动政治的最大推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一语道破天机,他说美国的民主先后经历了几个历史阶段:最早是“一个有产男人一票”,接着是“一个男人一票”,然后是“一人一票”,现在正向“一美元一票”迈进。

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当今美国都只是徒有虚名的宪政共和国,实际上已经堕落为雅典式的民主政体。被选举上台的民众代表们根本没有自己的主见,其唯一关心的就是迎合一时的民意,好在下次选举时保住位子。当今信息的丰富和传播的迅速,都堪称史无前例,这诱使民众陷入自己什么都懂的幻觉。利益集团则从中播弄民意并操纵投票,结果是不断减税,提高政府支出,甚至发动自我毁灭性的战争。选举因此沦为游戏,不同的利益集团都在利用这个制度寻租。民主制度之所以陷入这种恶性循环,是因为这一试验的深层基因所致,即对个人理性和权利的迷信。不仅是美国如此,欧洲各国也在上演同样的戏码。相较于当今风雨飘摇的西方民主制度,古代的罗马共和国的历史要长得多,这是因为后者从未自饰为民主,也从无这样的野心。

因此,西方与中国的理念之争,不是出于民主与专制的对抗,而是由于对政治制度完全不同的理解。在前者看来,民主本身就是最终目的;而在后者眼中,任何政治制度都不过是工具。美国人普遍相信,民主就是好,而且越民主越好。在美国,有哪位政治家敢对民主提出质疑呢?西方民主已走进死胡同,或许只有控制民主的泛滥方能拯救民主本身。但在民主制度下,这一调整永远只能是天方夜谭。

相较之下,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正在政府引导下参与政治决策,因为这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和国家利益,而近十年来的成绩也恰恰证明了此点。但如果国情和国家需求发生变化,中国将毫不迟疑地主动调整。在上世纪80年代,民众政治参与度的不断提高,有助于当时的中国走出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的阴影,摆脱意识形态的桎梏。但凡事过犹不及,爆炸性的政治参与最终引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动乱,这就是天X门事件。

1989年6月4日,抗议活动被政府的坚决行动平定了。诚然,这次流血事件令中国人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除此之外的其他选择只会更糟糕,结果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此后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保持了政治稳定,迎来了经济增长和繁荣,并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中国在政治上日渐成熟,可以更加积极稳妥地推动政治改革,减少震荡,避免极端暴力倾向。

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美国和中国之间存在根本分歧。前者认为政治权利是上帝赋予的,因此也是绝对的;而在后者看来,政治权利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国家需求和基本国情之上。

照此来看,今天的美国人与上世纪的苏联人并无本质区别,他们都将自己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当作终极目的。中国的崛起之路,恰恰与之相反。就未来的前景看,美国人的道路并不美妙。不过迄今为止,他们还沉迷于狂妄自大的意识形态,一路狂奔,而前方就是悬崖峭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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