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经济的中国法则:为何爱日租死了,小猪短租活了?
王奕 王奕

共享经济的中国法则:为何爱日租死了,小猪短租活了?

在中国,共享经济已不是陌生词汇,越来越多的人正在享受它带来的福利。但是,中国的共享经济真的一帆风顺吗?这个舶来品在移植到中国的过程中,发生了哪些改变?它未来又将如何发展?洞察这些,才是抓住中国共享经济风口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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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黑马 王奕 10月6日报道

共享经济在中国已不陌生。平时上下班坐着Uber的车,或者约个顺风车;晚上在各类私厨App上寻觅美食;假期开着PP租车租来的私家车自驾,通过Airbnb住在当地人家里;甚至P2P理财产品,也是将闲置金钱进行共享。这已经成为都市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慢慢酝酿颠覆和革命的力量。

但不论是Airbnb、Uber这些国际巨头,还是国内各类照搬国外模式者,在中国落地时都产生微妙的不和谐,不管是政策的抗力,还是文化的鸿沟,这种微妙,让共享经济变味发酵,酝酿出带有浓厚中国特色的模式。

恐怕只有深刻领悟此点的创业者,才能在中国站稳脚跟,谋求可持续发展。

共享经济的中国之路

共享经济并不复杂,人们通过互联网把闲置资源分享出去,从而实现实时交易,并以此形成人与人的连接。

几年前,“Airbnb”还在质疑声中风雨兼程,如今类似的分享式网站平台已遍布各地。“共享经济”切切实实渗透进了生活,并发挥革命性的摧毁力,将传统生产关系冲击得支离破碎。

2011年,《时代》周刊将“共享经济”列为“十大改变世界的创意”之一。所有权被使用权代替,“交换价值”被“共享价值”代替,共享经济在形成趋势,形成文化,渐渐颠覆原有的价值链条。

2015年6月,Airbnb完成了15亿美元的巨额融资,估值已达255亿美元,几乎成了共享经济的代名词。但实质上,Airbnb征服中国之路,走得并不顺利。其中的原因是,Airbnb对中国市场深浅不知,没有进行切合时宜的运营、推广和维护,最终被“中介”和“二手房东”占领,想找真实短租房的租客也就无意于此了。

而Uber在中国的遭遇,用“政府围剿、腹背受敌”来形容并不为过。

世界上最大的两家共享经济企业在国内的生存现状,都不容乐观。回顾Facebook、谷歌在中国的经历,共享经济在中国的征服之路,是否会难逃宿命?

共享经济在中国的落地并没有一帆风顺,在与国际价值接轨的过程中,中国总是慢了半拍。可喜的是,尽管慢,但它已经躁动起来了。

我们先来看两个融资细节。

2011年,完全复制Airbnb模式的“爱日租”在烧掉千万美元的融资后,黯然倒闭,而国内同样模式但又接地气的小猪短租却活得不错。今年7月9日,小猪短租完成了6000万美元的C轮融资。

PP租车,国内最大的私家车分享平台,车主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将私家车的闲置时间与租客的用车需求对接起来。PP租车于2013年10月在中国上线,目前已有60万车主,超过100万租客,进入16个大中城市。在2014年拿到A轮1000万美元和B轮6000万美元之后,近期有报道称,PP租车已获得由天图资本领投的5亿人民币C轮融资。

适合国外的模式,照搬不一定成功。国外发展平平的模式,在国内也许就有机会。

其实汽车共享早就存在,美国的Zipcar是第一个比较具有规模的汽车共享公司,后面还有RelayRides、wheelz以及发展较好的GetAround。但这些公司并没有形成像Airbnb和Uber一样的世界级公司,这和国外的市场基础有很大关系。

PP租车在进入中国前进行调研,发现私家车共享是一个双边市场,车辆供需矛盾是发展的市场动力。美国70%的人拥有私家车,拥有一辆新车的成本较国内低很多,因此国外的租车需求量并不大。另外,国外的城市密度非常稀疏,交换车的成本大大增加。而在供需矛盾明显、人口密度高的中国,P2P的租车形式反而更容易推广。

由此可见,中国的共享经济落地并无问题,一些“摸到窍门”的企业,甚至活得阳光灿烂。

什么是核心关键点?

与共享经济在国外刮起的飓风相比,中国的共享经济还在摸着石头过河。共享经济的中国创业者们,需要真正解读中国特色。

共享经济的核心基因就是“信任”。共享原来只存在于现实的社交中,朋友之间才有“借用”。

在国外,“沙发客”的旅行方式受到了一代人的推崇,并成为一种文化传播。即便没有完整的房间,一个可供落脚的沙发,也算旅行中的一种体验。但在中国,这种基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极度缺乏,房东担心房屋损坏甚至遭遇盗窃,不太愿意拿将房间分享给陌生房客。

PP租车刚进入中国时,同样遭遇信任危机。CEO张丙军先把这种车辆共享模式带到新加坡运行了一年,才来中国试水。对比两个国家的市场后,他发现,在新加坡,诚信制度和信任关系都比较完善,车主不会担心车辆会遭到损坏,“因为95%以上的人都是很友好的”。

但在中国市场,PP租车通过调研发现,在北京和上海等一线城市,只有17%的车主愿意分享自己的车辆,而且车主的思想包袱比较重,担心一去不复返,担心不当驾驶磨损车辆,担心租金不够支付保养费等各种问题。

面对诚信缺失的问题,企业在后期的运营中,需要制定严苛的规则,并利用科技手段建立信用审核系统。

其实任何一家共享经济的平台,都曾经遭遇信任危机。2011年,Airbnb发生“洗劫门”事件,一名叫做EJ的房东发现她旧金山的公寓被Airbnb上招来的房客洗劫一空。

“洗劫门”之后,Airbnb启动了更加全面的安全应对措施:增加一倍客服人员,创建负责安全与信任的部门,创建房主安全教育中心,设计增强工具来核实用户资料,促进租住订购前房主与租客间的沟通和为房主提供保险服务等。Airbnb甚至追踪每一单交易,对用户进行信用评级。

在中国,建立信任体系尤为困难。小猪短租在发展初期也曾经陷入和Airbnb同样的困境,大量二手房东和中介涌入平台,虽然带来了流量,却损害了品牌并影响了用户体验。其后,小猪短租减缓了发展速度,通过筛选审核,让房东的一手房源控制在80%以上,并重点推荐。

小猪短租的CEO陈驰说,短租的大发展需要一个大的信用环境,这个环境可以通过建立如欧美一样的信用规则、信用档案实现。当每个人的行为都可以被追溯,陌生人间的交易交往就变得自然可信。

借房子马虎不得,借车子也同样如此。PP租车也曾出现过车主的车被异地非法抵押等案例,但在出现漏洞和问题后,PP租车及时完善了风控体系。

目前,PP租车选择的是实名认证的注册会员制。注册时,需要提供身份证信息和驾照信息,并对接公安、交管部门信息系统进行验证,租客驾照必须是满6个月、扣分不超过9分,且近3年中没有酒后驾驶、危险驾驶的前科、没有被暂停驾照的经历。

建立完整的个人交易信用和风控体系,是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就像犯罪案件会推动法律的修正完善一样,信用危机事件也会促进共享经济平台更趋于成熟。

竞争与博弈

共享经济虽不复杂,但背后却粉碎了原有的生产关系,动摇传统行业的地位,因此,共享经济最大的敌人是传统行业。一些传统行业的竞争对手,会以违法为由挑起战火,并胁迫政府部分将创新扼杀在摇篮之中。

但是,历史的车轮从来都是滚滚向前,如果能将传统产业整合到共享经济的生态链中,就能化阻力为动力。

除此之外,在中国,政府对某个创新的态度,几乎决定其能走多远,对于政府的蛋糕,是不是能动,能动多少,都是一个技术活。因此,在与政府关系上,应和谐共处,补充不替代,合作不竞争。

2013年开始,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交通压力逐渐变大。2014年北京私家车保有量已过500万台,政府不得不采取极端措施控制车辆数量增长,摇号、限行等制度的出台,更加剧了人与交通的矛盾。现在在北京地铁里,经常能看到公益广告,鼓励市民租车出行。

PP租车确实给政府提供了一个好的解决方案,资源共享,缓解了人与交通的矛盾。但私家车辆是否可以用于租赁,就成了PP租车和政府博弈的敏感点了。

社交:未来的红利

共享经济在资源整合方面的能力毋庸置疑,但经常被忽略的,是其社交价值的挖掘。在未来,这恐怕会成为潜在的宝藏。

小猪短租副总裁潘采夫曾说,他加入小猪短租后,发现共享经济一个有趣的魅力——人与人会在其中产生奇妙的连接。他开始沉迷于此,并每天都去寻找这种连接。

房东精心布置房间,让租客产生宾至如归的感觉,甚至在同住时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租客临走时,诚心满满地致谢,就能给房东带来巨大的驱动力。两个本是天涯陌路的人,因为一个平台而产生了关联,好的产品和模式,自己就会讲故事。

PP租车的CEO张丙军同样发现了这种连接。如果车主喜欢吉普车,喜欢自驾游,车上就会有一些相应的车辆配置,有更炫酷的装饰细节。而同样喜欢吉普车的租客找到这辆车,就会因为共同的兴趣爱好而产生好感,在租车和还车过程中,产生互动,这种互动就能让一次交易行为变得人性化而充满温度。

很多顺风车司机搭载乘客,只是为了在回家的路上找一个人唠嗑;一些在国外利用Airbnb订房的人,只是想在旅行地获得“当地人”的照顾。一个好的模式,能让人与人产生更多的交际和信任,形成社交文化。

社交价值的挖掘,实质上是教育用户的最优素材,远比广告来得生动活泼。而且,用户的自发传播,通过圈子文化发散,就会产生涟漪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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