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燃次元（ID：chaintruth） 作者：闫俊文 编辑：谢中秀
当江苏省会南京和安徽省一个县级市争夺同一家企业，谁会胜出？
2020年，一家明星医药企业计划成立一家新医药公司。时值医药、大健康领域得到重视，这家企业手握不少中科院院士资源和专利技术，实力过硬，自然成为了地方政府热抢的“香饽饽”。
相关人士向燃财经回忆：当时新公司还没有注册下来，甚至药方的批号都没下来，就已经接到了南京市和安徽省一个县级市政府抛出的橄榄枝，邀请新公司落地，两方也都开出了不错的条件。
最后，这家企业将新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落户到了安徽省的县级市。因为和县级市达成了双方比较满意的协议。同时，“县级市政策更灵活，投资环境更优越。”一位人士说。
县级市在产业投资中的猛劲儿，由此可见一斑。合肥的风投“神话”出圈之后，大众也开始聚焦城市，探寻着谁可以成为“下一个合肥”。“地方政府争抢小米汽车，谁又能成为下一个合肥？”、“下一个合肥？珠海国资入主迪信通，一周内第三次出手”等报道不断涌现。
但不得不说，合肥就是从小县城发展为大都市的，如今，在大城市之外，小县城抢投资的力度，甚至更猛，那么，哪个小县城，会是下一个合肥呢？
一份来自粤开证券的数据显示，2021年第一季度新设立的26支政府引导基金中，市县级引导基金设立数量明显超过地市和省际。统计显示，2021年第一季度，国家级、省级、地市级、区县级基金数量依次为0支、6支、8支、12支，目标规模占比依次为0%、29.05%、46.52%、24.44%。
2021年一季度成立的部分政府引导基金 图 / 粤开证券
同时，在中国近2000支引导基金序列里，也是县级和地级市政府引导基金数量较多，分别为570支和866支，但由于单支基金规模较小，目标规模仅有1.48万亿元和3.4 万亿元。国家级和省级平均单支基金规模体量可达百亿级别，数量仅有38支和403支，但目标规模达到2.67万亿元和4.05万亿元。
”县区级的基层投资活动预计将会变得更加活跃。“证券行业人士郑正预测。
不过，小县城抢投资火热，也隐藏着一些 “坑”。对于真正落户的企业来说，配套、产业链是必须要纳入考虑的问题。
“当时我们被引进落户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县，到规划建厂的时候才发现用电量不够，只好自己再掏500万元又建了一座变电站。然后进口一台3000万美元的设备的时候，又发现超出审批权限，找了多级政府才解决。最后工厂投产之后，遇到零件需要更换，还要工程师连夜驱车去500公里之外的上海。”曾参与了晶澳在合肥与江苏连云港东海县的投资活动的晶澳高级员工林峰向燃财经直言。
此外，也有企业“醉翁之意”不在落户，而在获得优惠政策。“人们常说‘9瓶水1瓶奶’，只有一个是真的，也不乏有为了获得政府补助而落地的企业。”一位企业咨询人士告诉燃财经。此前，重庆某工业园区招商人士陈园也向燃财经介绍：“只要企业经营范围符合要求，年纳税达到标准，即可获得税收返还。并不需要切实在园区办公。”
因此，暴雷也成为大概率问题。“有的基层政府招商引资只凭‘多高多重多胖’的规范文件，而企业为了达到要求、获得政府优惠和投资，往往会选择造假。最后，在拿到政府投资之后就会暴雷。”上述企业咨询人士表示。
县城凶猛
“今年9月，湖北省某县突然给我打电话，邀请我去当地投资建厂。”一位有着10余年工厂创业的人士何商告诉燃财经，“各种招商政策说了一大堆。我还纳闷呢，县城招商部门是如何找到我的联系方式。”
但最终何商还是婉拒了：“这些年有认识的去外地投资建厂的，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有歪打正着的，有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还有最后纯粹拿来出租的，不一而足。还是做好手头的事情吧。”
而在何商接触到的这个县城之外，中国大陆共有2843个县级区划，其中包括1301个县，117个自治县；另有977个市辖区、394个县级市等，都在伺机而动，积极出手、招揽企业前来落户。
这背后，是不断发展的县域经济和各县区不断建成的工业区。“我们县城就有好几个工业园区，最近还新开了电商中心和川渝合作示范园区。这些应该都需要企业入驻。”四川某县城居民告诉燃财经。
为了引进企业，各地推出土地、税收等优惠已是常规操作。比如陈园就介绍：“引进园区的企业增值税、所得税享受30-70%财政返还，个体工商户核定征收，解决成本进项、公转私问题，核定税率：0.3-0.75%。”
“现在各地都在抢夺项目。这也要求地方政府在常规的土地、税收优惠方式之外，给出更有吸引力的条件，比如资金扶持等。”某地级市政府人员告诉燃财经，“像合肥那种股权投资的方式最近也有看到。”
A公司最终落户的安徽省县级市正在着力引进大健康、大数据、大旅游三大类型企业，在招商时，该县城市工作人员甚至告诉这家医药企业，如果产出和税收达到一定标准，就可以免厂房和土地租金，未来企业资金量足够的话，也可以买下厂房，甚至未来可以自由变卖。
除此之外，该县级市政府还提出：引导基金现金投资，“以租代建”式厂房，第一年10%的固定资产额奖励；100%税收现金奖励等优厚条件。
不过，政府也在变“精”。“在政府优厚的条件之外，也有严格的约束机制。”A公司相关人士表示。燃财经看到，在沟通落户事宜之初，该县级市政府开出的条件包括：第一，要求2025年投产之后，年销售额达到4亿元，土地平均每亩纳税额不低于10万元；第二，前期实际投资达到1亿多元；第三，如果达不到上述数据指标，有权解除合同，赔偿损失，有关部门有权扣除奖励金。
此外，还有一些“对赌条款”，包括：公司未能如期取得药品批号，未能达到平均每亩的产值、纳税额，还有IPO时间表。如果触发这些条件，政府引导基金将对该企业实控人的股份发起收购。
企业内部人士评价，条件是非常苛刻的，详细到第一期投资多少，建设农田，第二期产房开发进度，第三期投产的具体指标。
“可以看得出，前期他们（政府）接触了好多企业，抗风险意识很强，销售额和IPO时间也是根据这个行业类别用大数据算出来的。”一位接近协议条款谈判的人说。而A公司所属的医药企业不满意，尤其是对赌条款中对销售额以及IPO的时间表设定，对于一家还没有申请下药品批号的创业企业，是非常严苛的。
最终，双方经过谈判，达到了一个可行的结果。A公司也成功和安徽省该地级市“联姻”。
县城的“坑”
某些情况下，县城具有优势。“在东海建厂的时候，东海无偿给予了晶澳1500亩土地，以及若干年的税收政策，这是在苏州、镇江等地，工厂根本拿不到的土地规模。”林峰回忆。
这也是县城投资得以突飞猛进的一个侧面。在县级政府的大力招商引资下，不少县城、地级市获得了喜人的成果。比如江苏常州，这个临近南京的地级市，在《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1》名单中，有3家企业上榜，分别是中航锂电、蜂巢能源、星星充电，全部为新能源汽车产业。
在2021年6月和7月，河南驻马店市宣布设立产业基金，并给予风险投资方向（VC）同类型总额30%的亏损容忍度；浙江温州设立50亿元规模的科技创投基金；广东东莞设立规模为100亿元的引导基金，江苏省常州产业基金增设了3支子基金和1个直投项目。
而项目对大城市的“敬而远之”，也有很多不知真假的轶闻趣事在企业投资圈流传。比如中芯国际的一位博士说，他们在西安某地引进了某个大型设备，却被卡在城门口进不去。虽是笑谈，不过这也暗示了在“北上广深”之外投资的种种不便。
小县城投资凶猛，虽然看起来风光，但“坑”也在某些地方埋伏着。
县级政府给的资金肯定不如大城市。林峰直言：“我们也在合肥投资了。按照‘债转股’的模型，晶澳在合肥一共获得了16亿元的资金支持，5年之后晶澳资产变成了80亿元，然后他们用股份去找其他银行担保贷款，继续投资下一个项目，就滚动起来了。”而相比于合肥的真金白银，东海给的资金就很少了。
此外，一些细节的麻烦也在暗处潜藏。“当年我们落户东海，公司规划工厂时才发现，工厂的用电量几乎等同于整个县城的用电量。为此，跟东海沟通后，政府新建了一台110伏的变电站。但还是不够，因为工厂要24小时运转。再跟政府沟通，他们就表示，虽然答应了‘五通一平’，但的确没钱再建一座。”最后，晶澳只能自掏腰包，花费500万元再建了一座变电站。
设备的事情则从县找到市，再找到省会南京才解决。“东海县的工厂当时从美国进口了一价值3000万美元的设备。但左等右等一直没等来，后来一看才发现卡在了连云港。原来连云港海关只有500万美元进口审批权，设备超出权限。这是当地海关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最后东海县找到了连云港，紧接着找到南京，才审批下来。”据林峰回忆。
林峰直言，虽然县城拥有廉价的土地、人力资源成本与低成本的物流，但“在先进制造业里，人工成本的高低几乎不值得考虑，比如由宝钢和武刚合并成立的宝武，人均钢铁产量达到1074吨，而河北所有的钢铁厂人均才有477吨，这是一种碾压式的产业发展。”
有些行业适合去外地投资办厂，有些行业确实不适合，因为需要上下游完整的产业链，配套的原材料，以及熟练的工人等等，这些不是简单在外地能解决的，产业链是经过多年长期慢慢稳定形成的，那些优惠政策也不一定能解决这些。
热钱涌入，政府做长远的事情
在互联网刚刚诞生时，人们津津乐道VC（风险投资机构）的力量。那是国外资本力量缔造神话的年代，它们押注了张朝阳、李彦宏、马云等人，获得了巨大的财富。
在2000年代，中国本土投资机构红杉中国、高瓴等投资机构兴起，又投出了移动互联网的盛宴。沈南鹏也因为投中中国互联网的半壁江山，被称作“创投之王”。
但这两年，政府在创投领域的参与度也越来越深，并且逐渐成为投资产业的重要力量。
外界比较熟悉的是大基金，2014年，为推动国内半导体产业发展，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大基金一期”）应运而生。根据天眼查公布的数据，目前大基金一期累计投资项目超过70个，累计投资金额超千亿元。在大基金一期投资项目中，芯片制造占67％、设计占17％、封测占10％，设备和材料投资仅占6％，并且主要投资行业龙头大公司。
在2021年，具有地方国资委背景的投资公司接连发起了数次投资活动，其中，深圳国资委被视为一股重要力量，它的基金谱系是华为拆分荣耀、拯救苏宁易购、救火恒大的幕后推手，甚至2017年，宝万股权之争时，深圳国资系的深圳地铁集团动用663.72亿元，解掉僵局。
2021年，合肥更是凭借投中京东方、蔚来成功“出圈”，被称为“最强风投”，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就业、人口流入以及税收，也因这些高科技企业所带来的产业集群而成为新二线城市的领头羊。此外，珠海的投资也成绩斐然。
如今小县城投资力量突起，似乎让人看到了新的走向。但这究竟是机遇，还是一时风起，还需时间来检验。因为相比于大城市，小县城的资金、基础设施短板明显。而谋中下一个京东方和未来，更需要眼光和运气，更需要耐心。
首先，谁也不知道下一个京东方、下一个蔚来在哪个领域，是哪个企业。郑正直言：“每个行业都有周期。企业崛起都有运气原因，千军万马赛马，现在是新能源，下个风口是哪就不知道了，现在各地政府都在扶持科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但是要成为宁德时代，蔚来，比亚迪这个级别，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其次，成功是努力、运气和耐心共同造就的成果。某自媒体就撰文表示：为了招商引资、找项目，合肥市常年派驻两三百支招商小分队在外，一支小队每年10万经费。这些招商人员自己拜访客户维持关系，有的全年200多天在外出差。
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虞爱华也曾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这个城市（合肥）在招商引资发展上有一个可贵的品质，那就是先和人家共患难，然后才同富贵，像蔚来的李斌被网上称作“2019年最惨的男人”，当年在那种情况下，合肥选择一起共患难来做这个事情。
但县级政府是否有这样的耐心和眼光，尚未可知。林峰从切身感受得出看法：“基层县区缺乏陪伴企业成长发展的耐心。”
同时，一位城市发展的专家提醒：政府投资发展思维不能仅仅局限在本地，更要有产业思维、城市经营思维，比如广州深圳与佛山、东莞等地的产业上下游产业联动，如果仅仅局限在本地，则政府驱动可能导致事倍功半。
对于县城来说，莫谈成为“下一个合肥”，就连做好投资这件事都还需要时间来证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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