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丨趋势商业评论 文丨曹惺璧
今年两会以来，教育行业可谓经历了一波接一波的“震荡”：
-先是4月23日，北京市教委对几家头部的课外教育机构存在的招生收费、广告虚假宣传、虚构教师任教经历等问题进行了点名通报。
-紧接着4月25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对学而思、跟谁学、新东方在线、高思四家机构给予50万元顶格罚款的行政处罚；
-5月2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同一天，北京市教委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北京市学科校外培训机构收费管理办法（试行）》，对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存管提出明确要求。
-6月15日，更重磅的消息传来，教育部召开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成立启动会，该司将主要承担校外教育培训管理、拟定相关标准和制度并监督执行、指导规范竞赛等活动、反映和处理校外教育培训重大问题四个方面的职责。会议宣读了《中央编办关于调整教育部职责机构编制的通知》，强调新成立的监管司要以“钉钉子”的精神推动“双减”（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减轻校外培训负担）工作落地见效。
这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发布及相关机构的设置，标志着深化教育改革进入新的历史性时点，校外培训行业“强监管时代”到来。
商业机构，请不要再充当焦虑的贩卖机
不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商业机构在融资后受资本驱动的逐利本质，以及续课率的考核重压，必然让他们在被资本裹挟后，把自身对盈利的渴望和疯狂转变为对孩子和家长的贩卖焦虑。
“孩子四岁，英语词汇量只有1500，是不是不太够？”
“在美国肯定够了，在海淀区肯定不够。”
“如果您不买我们的课，我们就会培育您孩子未来的竞争对手。”
“5岁开始学已经不早了，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这一句句充满焦虑感的营销话术相信大家都不陌生。现在的孩子从上幼儿园到高中毕业基本都是听着这样的内容过来的，家长们更是对这种焦虑感“上瘾”，而给孩子报了各种课外班。于是孩子们本该用于休息和玩耍的课外时间被各种课外班挤占，孩子们在忙忙碌碌中失去了探索心灵、亲近大自然、与家人亲密交谈的机会，身心疲惫，快乐感减少。
2017年有学者综合分析了心理健康相关文献后发现，我国学龄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的患病率直线上升，已经从2000-2005年的10.3%增长至2011年-2016年的19.1%，16年间基本翻了一倍，且心理疾病小龄化问题越来越突出。
巧的是，从2000-2016年的16年间，正好是在线教育从零探索，不断起步的阶段。《腾讯科技》的相关报道显示，2000年，以新东方为代表的传统线下教育机构就开始尝试在线教育模式，但受到互联网技术、硬件设备等环境和条件的限制，之后的十来年在线教育发展都非常缓慢。2011年起，随着移动互联网的爆发，网络普及率提升、硬件成本降低等外界环境逐渐成熟，在线教育逐渐发展起来，2011-2016年间涌现出VIPKID、51talk、跟谁学等日后颇具影响力的在线教育平台，新东方、学而思等传统线下教育机构的线上化探索也渐入佳境。
我们尚未获取到2018-2020年间的青少年心理问题患病率的相关数据，及在线教育行业发展数据，但经历了2020年的疫情，相信两者的数据都会是直线上升的。
教育的线上化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以什么名义进行线上化。2018年《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文章《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曾经引起轰动。“中国最前列的高中”成都七中在2017年有30多人被伯克利等国外名校录取，70多人考入北大清华，一本上线率超九成。而与之形成反差的是，中国贫困地区的248所高中的师生都是周边大城市的学校挑剩下的，有的学校考入一本大学的学生数量仅为个位数。东方闻道网通过直播改变了这些贫困地区孩子的命运， 16年来，7.2万名贫困地区的孩子通过直播班跟随成都七中读完高中三年，共有88人考上清华和北大，大多数人都成功考取了本科。东方闻道网的创始人王红接开设直播班的初衷就是帮助贫困地区的孩子了解外面的世界，看到更多可能，以此为出发点所进行的任何行为——即使仍然会带给孩子们焦虑——总体上都会产生正向的意义和结果。而当前很多在线机构则是以盈利为出发点贩卖焦虑，出发点的错误必然导致之后一系列更为错误的行为和严重的后果。
当然，这里并未有意将青少年的心理问题患病率和在线教育市场的蓬勃发展进行正相关的解读，但数据巧合的背后，大家一定有目共睹的事实是，不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商业机构在融资后受资本驱动的逐利本质，以及续课率的考核重压，必然让他们在被资本裹挟后，把自身对盈利的渴望和疯狂转变为对孩子和家长的贩卖焦虑，及其给孩子带来的巨大身心压力。这种身心压力长期持续且得不到释放，必然会导致青少年心理问题患病率的上升。
可喜的是，今年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带来了呼吁全社会重视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建立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平台、千人以上中小学配心理教师、针对中小学教师普及心理健康常识等心理健康方面的提案。相信，一方面对贩卖焦虑的商业机构进行关停并转式整顿，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对青少年心理健康越来越重视，教育市场一定会越来越正规化。
心理健康领域谁来监管？
无监管的状态，让一些心理健康领域的机构以缓解焦虑之名，行制造焦虑之实。
有机构贩卖焦虑，就有机构缓解焦虑。然而商业机构们真的能够缓解焦虑吗？
易蓉最近正被一件事苦恼。她去年给8岁的孩子报名了一家在全国拥有数十家校区、遍布19座城市的专注力培训机构（以下简称“J机构”）的课程，价格不菲，平均每个月的培训费高达8500元。报名时，她被告知，这家机构虽然成立才7年，但已经通过加盟模式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能够帮助孩子在提升专注力的同时缓解焦虑，而且声称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其他同类机构更不可能解决。易蓉当时想，这么大一家机构，应该做得不错，即使多花点钱，只要能看到效果就是值得的。
于是，按照机构的要求，她把孩子的其他课外班都暂停下来，给予专注力课程以最高的优先级，每周训练2-3次，每次两个小时，且课后还花半个多小时给孩子按摩，督促孩子进行蹦床、跳绳等各种运动，期待能够早日看到好的干预效果。
在陪孩子上课的过程中，她发现，收这么高的培训费，校区上课的环境却极其简陋，一节有6-8个孩子参加的小班课，教室面积却不到10平方米，孩子们一个挨一个地挤着坐在一起，胳膊肘稍微一动就会碰到旁边的人，而头顶不到10瓦的白炽灯也着实让人担心长期下去会不会影响了孩子的视力。
认真上了两个多月的课后，孩子和大人都直喊累，却并没有什么效果，孩子还是专注力不足，学习效率不高。她问了周围多位家长，除了极个别家长表示“有效果”外，其他大部分家长都表示“没啥效果”“我们准备学完这些课就不学了”，或者勉强说“我觉得应该是有进步的，但说不上来，再练练看”。
带着这些怀疑，再加上去年年底的疫情，易蓉给孩子停下了专注力课程，并且在今年6月份联系校方退费，却被校方以“超过课程有效期”“企业经营困难”之名拒绝退费。想到自己一万多元没消费的课程费就这样打了水漂，心有不甘的易蓉又先后向12345消费者协会和这家专注力机构总部寻求帮助，但都无果。她找了两次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在协调双方无果后，只能建议易蓉走司法程序。而机构总部工作人员则先说可以退费，后又对内采取了包庇的态度，最终同样给出了“超过有效期而不能退费”的回复。当她进一步把国家成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以及教育部将严查教育机构退费难问题的消息链接发给总部负责人时，对方“我们不属于教育机构，而是属于心理健康机构，因此不归教育部管，教育部的发文对我们无效”的回复让她顿时哑口无言。
易蓉在整个维权的过程中非常弱势，无力。明明这家机构的课程没有效果，但自己投出去的钱又要不回来，在反反复复与消协及这家专注力机构总部沟通的过程中，她感觉很受伤。她想不明白的是，这么大规模、收费如此之高的机构，难道除了消协能从中协调外，就没有任何部门可以管得了他们吗？
趋势商业评论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翔平。他指出，相比教育机构，目前心理健康领域的公司注册相对简单，只需在当地工商部门注册一个“XX科技公司”，既不在卫生部的管理权限内，也不归教育部管。而工商部门的监管范围通常又只限于证照是否齐全，是否超经营范围等，对于这些机构的师资力量、课程是否有效等真正体现机构实力的环节则完全没有监管。据了解，这些机构的师资要求并太高，并不需要有多少博士和专家，很多年轻人一毕业，培训一段时间就可以上岗了，不久就会升为金牌讲师。了解了以上，易蓉遇到的J机构的管理乱象就不难理解了。
J机构的核心技术是神经反馈技术，宣称能够通过对大脑神经反馈的检测来改善多动、走神等专注力不足的现象，并且对外宣传这是目前治疗专注力问题中效果最好、副作用最少的一种方法。而事实上，神经反馈技术是否真的能帮助改善专注力，至今在全球饱受争议。
全美最大的“神经反馈”服务商、成立于2004年的Neurocore公司，其所对外宣传的“可以通过分析人的脑电波活动提高专注力、帮助人们优化大脑的技能”的说法仍然不断受到质疑。人们普遍担心的是，神经反馈是否真正能够训练人们变得更有专注力、更快乐？这种昂贵的课程是否真正有长期效果？
密西根州立大学认知心理学家Zach Hambrick就曾经撰文指出，“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能够支持这些课程将带来长期益处。神经反馈公司的营销口号往往故意含糊其辞，以让自己的宣传可以被大众接受。”
在国外发展了17年以上的技术和应用，尚没有被市场普遍认可，在中国的效果不明显也就可以想见了。而技术可以慢慢发展，为之付出代价的却是数万名中国家庭，以及宝贵的治疗时间。
此次之所以就易蓉的经历采访到刘翔平教授，也是因为刘教授是中国最早进行儿童专注力研究的学者。美国著名儿童心理学家、毕业于哈佛大学和杜兰大学医学院的爱德华-哈洛韦尔教授在其非常畅销的《分心的孩子这样教》一书的结尾，就只推荐了一家中国专注力培训机构——刘翔平创立的北京翔平中小学生心理教育培训学校。该学校成立于1996年，25年中，曾经有很多投资公司认可这套方法，想投资帮助刘翔平扩大规模，但都被他一一拒绝了。他告诉我们，资本可以实现规模化，带来更多的利润，但其实中国真正懂这种专注力缺陷孩子的人并不多，而且这种专业人才也不是短时间通过培训就可以培养出来的，一味地商业化只会害了孩子，不当的干预也会耽误了孩子的最佳干预期。所以他只招收有限的学员，并尽其所能帮助这些孩子。
回到J机构，成立不到10年，扩充了数十家校区，以每个校区200-300人的保守估计，该机构目前至少拥有15000名学员，在缺乏监管的状态下，又会有多少人像易蓉一样干预无效果，投诉无门，感觉很受伤呢？
刘翔平指出，当前，包括专注力机构在内的心理健康领域急需正规化，有效的途径是：第一，在注册上加强监管，除了“科技公司”的认证外，还需要很多教学资质、教学效果等多方面的审核。第二，加强对进入这行人员的审核认证。包括学历和专业资质审核，等等。第三，明确这类机构的上级监管部门，到底归教育部还是卫生部要明确，避免发生出了问题无监管的情况。
商业化：教育焦虑之殇
持续焦虑的根源在于教育及相关机构的商业化。商业化应该是教育为先的商业化。当前的教育改革应该吸引更多优质的教师回归校园，同时建立和强化教师队伍的优选机制，以体面的薪水留住真正优秀而有爱心的教师。
当然，除了专注力培训领域外，还有更多的教育相关机构处于无监管、持续制造焦虑的状态。
朋友圈时不时会有人转发各种匿名机构发来的不辨真假的信息：“某某（知名）学校特级教师匿名授课，课时费1000-2000元，保真！”“20年报考经验的高考志愿填报专家冯老师，从3千所大学里，为学生精准锁定第一目标校及专业。成功率百分百。抢报电话：XXXXXXXX”“中考全封闭训练，军事化管理高强度训练！命题经验教师授课+专家考前押题。月最高提200分，有保障！”“学校各科老师联合1对1期中冲刺辅导，语数英57分提至93+，物化53分提至91+！可试课，详询176XXXXXXXX”……
很多家长在持续焦虑的同时，也开始回忆自己的成长经历：基本没有语数外课外班；只有在暑假才会参加游泳、艺术类的课外班；奥数只有真正有数学天赋、学有余力的极少数同学会偶尔接触一下，没有参加过任何培训就能参赛得奖才是真正有天赋；每天放学后作业最多写到6点，吃完晚饭后还能和小伙伴们至少玩两个小时……
令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20多年后当自己为人父母时，很多小学高年级及以上的孩子每周的玩耍时间可能也只有两小时；无压状态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却要持续忍受各种机构向自己和孩子贩卖焦虑，长达10-15年，二孩及三孩父母则长达20-30年……
其实，持续焦虑的根源恰在于教育及相关机构的商业化。
能不能商业化？可以，但必须是教育为先的商业化。正如刘翔平教授所指出的，以赢利为目的通过加盟模式发展的教育，必然会走向畸形，商业化为先的教育行为就是本末倒置。
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帮助个体成为自己。“因材施教”的教育的高级状态在2000多年前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就实现了。而今，我们的孩子们却要被商业化裹挟着焦虑地参加各种课外班，而无心探索内心，成为自我。盲扫的结果对个体是时间和金钱的浪费，那些对奥数本不感兴趣却不得不通过记忆的方式学习的孩子，也失去了更多挖掘自身特长的机会；对国家则是更大的教育资源的浪费。以奥数为例，在商业机构们不断渲染“人人都要学奥数”的焦虑之下，大部分孩子都是以记公式而不是开拓思维的方式去学奥数，最终即使拿到了证书，但对于数学的兴趣和钻研能力却没有得到激发。这样国家所举办的各种竞赛也很难产生选拔作用。
在最近关于教育的讨论中，很多家长的观点是“如果在学校学好了，谁去校外机构学呀？”一语中的，当前的教育改革应该吸引更多优质的教师回归校园，让教师们能够更体面地从教，而不是一毕业就被动辄数十万的待遇吸引而加入商业机构。同时，学校也应该对教师队伍建立和强化优选机制，通过不断地优选，以体面的薪水留住真正优秀而有爱心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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