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变得比古代的知识分子更好，能够摆脱利益的诱惑，真正能够做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来源 | 老俞闲话（ID：laoyuxian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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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俞老师好，有人说，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指经过精心打扮甚至伪装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你认为这样的说法对吗？
这个问题所表达的观点来自于北大教授钱理群的一段话。我在北大的时候听过他的课。他一直是一个非常特立独行，不媚俗、不攀附权贵，有着自己独到思想的知识分子。他最关注就是北大的学生毕业以后，到底是在为国、为民贡献自己的生命和青春，还是只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他认为这样高智商的人，如果步入了利己主义的俗套，就很容易大肆为自己牟取利益，同时可能会损害到民族和国家的利益。
其实，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是利己主义者，只不过有目光短浅和远大之分。目光短浅的利己主义者，对于一个眼前的利益会斤斤计较，为了一点小利和身边的人发生冲突；目光远大的利己主义者，会把自己个人利益的获得放在更长久的未来。长远的利己主义者除了想要获得金钱或者社会上的某种利益回报，还会考虑到自己的名声、地位、个人发展等长远回报。这样的利己主义者，只要他们为自己考虑的同时不产生损害社会和他人的行为，就不是坏事。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每个人都是为自己考虑的。区别在于只是为自己考虑，还是同时能够考虑到他人和社会。当你利己的同时还能够造福于其他人和社会，这就是一种好的利己主义。
钱教授认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目的。任何人、任何东西能够被利用，也许这件事情并不是利用者的错误，而是被利用的东西本身有问题。如果利用体制达到目的这件事情成立，那意味着体制有一些缺陷被人利用。我们要考虑的不仅仅是如何来惩罚这些利用的人，因为一旦有利益引导，即使惩罚了前面的人，后面的人依然会前赴后继，这个世界就是如此。我们如果想要杜绝有人利用体制来达到利己主义的目的，我们的关注点不仅仅是去惩罚利用者，而是需要改善体制。无论体制看起来有多好，只要能够被利用，就意味着还有改善的余地。
在中国，我们善于指责个人。但是西方文化中有一个比较好的现象，即善于改善制度本身。这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从古代到现代，我们一直是以完善个人的情操道德为主体。这有很大的好处，但也有种种问题，我们对于制度和体制缺乏反思和改进。
当然，个人的完善对于中国人来说依然是一个非常迫在眉睫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把中国对于知识和人的尊重破坏了，紧接着改革开放大家一起向钱看，造成道德崩溃、社会解体。这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完全没有厘头的随便抛弃，所带来的后果。
一起向钱看的时候，人们再也没有任何责任心、理想以及对社会改革的热情，导致的结果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达到了一种极致。此时我们古人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儒家情怀（也可以被认为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国士大夫的情怀）实际上就真的彻底失去了。
现在，中国士大夫阶层已经没有了，有着士大夫精神的人凤毛麟角，他们身上的那种为国为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状态就更缺乏了。
在这个世界上，到处充斥着非常聪明、高智商、善于表演、利用体制的人，而当其变成了当权者，这个社会真的会变得非常危险。尽管不能说每个人都这样，但已经有形成这样的状态的迹象了。我们发现每一个阶层的人：政府官员、商业人士、知识界人士、中产阶级甚至普通老百姓，都利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体制所出现的不足，来达到个人目的。社会实际上处于一种分崩离析的状态。整个社会的粘合剂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忍让、宽容以及先人后己的考虑，以求最后达到大家共荣富裕的一种状态。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钱理群教授对于现在这个世界，尤其是知识分子的观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这也是一种有道德的知识分子无奈的哀叹和在绝望中的希望。渴望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变得比古代的知识分子更好，能够摆脱利益的诱惑，真正能够做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所以，凡是有良知的人都应该以钱理群教授的这句话为警示，让我们自己变得不那么利己，能够更多的为广大民众和社会的进步而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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