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本身就是稀缺的，也正是因为稀缺，竞争才是正当的。只不过，当稀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竞争就不再是竞争，而会升级为斗争甚至战争。
来源 | 冰川思享库（ID：ibingchuansxk）
文 | 陶力行
这些天，有关“中年危机”和“青年追求体制工作”的文章被连续刷屏，甚至还出现一名所谓“十岁小侄子”吐槽自己的爸妈“不配有他这么好的儿子”，这让我想到前段时间另一个持久霸屏的话题，“到底是老人变坏了还是坏人变老了”。
这些话题隔三岔五就会冒出来，看起来很新，但其实又都差不多，抛开具体内容不谈，在立场上都在诉诸不同版本的“年龄本质主义”。和大部分本质主义的论断一样，年龄本质主义也容易招来站队、划立场以及“敌我”的区分。
其实无论哪个年龄段的人都会碰到一大堆专属于他们那个年龄段的问题，因为同年龄段的人经历的是同一段历史，生活区间的叠加度又很高，被塑造出的社会心理往往还相似。但这点本来没啥奇怪，非要拿年龄说事就是典型的没话找话。
▲近日一匿名网友发帖称，10岁的小侄子吐槽爸妈不配有他这么好的儿子，不过此事真实性存疑。
可年龄话题依旧会像脱缰的野马，一而再、再而三地冒出来，不仅刺激神经，还能制造出这么多篇热门。这其中折射出的“冲突感”不得不让我好好思考一下“造成年龄本质主义根深蒂固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年龄视角总能成为热门话题的社会心理是什么”以及“不同年龄段之间的人为啥就不能好好说话”等问题。
一个简单的回答当然是“互相瞧不上”“有代沟”。可互相瞧不上，不一块玩儿不就得了么，为什么还要互相伤害呢？
因为他们不得不相互争夺一些共同的生存资源，只是这些资源过度稀缺且在纵向分配上存在着不公，以至于竞争进入不了良性循环，最终形成了代际间的压迫。
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简单分析一下。
前段时间，老年人和年轻人抢篮球场的事件闹得沸沸扬扬。本来不值得关注，但最后抢夺升级成打架，性质就变了。
▲篮球场，是该打球，还是跳舞？
当时的舆论很快分成了两派，一派是篮球场本体论派，他们认为篮球场的本质是打篮球，不打篮球的占用都是“耍流氓”，从这点来说，篮球场应该归年轻人，毕竟年轻人打篮球；另一派则是强调先来后到的排队派，他们认为篮球场属于公共资源，公共资源的使用应遵守先来后到原则，既然老年人先占了篮球场，就必须要让他们用完才好，即便他们只是为了跳广场舞。
两方都有充分理由的时候，事情只能演变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式的不了了之，即无解。既然如此，那么问题就不在于到底谁有理，而在于为什么讲理解决冲突的方式失灵了。那是因为，公共场地过度稀缺使得那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的关系从竞争状态演变成了斗争状态。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在2014年底公布的数据，全国共有体育场地169.46万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1.46平方米，浙江省在1.48平方米，上海1.78平方米，江苏和广东达到了2.01平方米。
相比发达国家而言，数据算是相当凄惨，日本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为19平方米，美国16平方米。
▲篮球场，对谁才是刚需？
这让我想起中学里和高年级学生打架抢篮球场的事件。学校一共三片篮球场，六块篮板，全校学生一千五百人，哪怕除去不太热衷打篮球的女生，也至少有七百人对篮球场有着刚需——这可比当下抢房源的比例高多了吧？
最后的结果就是，初一的抢不过初三的，但是当初一的升到初二时，铁定欺负新初一的。
我们还可以看下“黑龙江青年人喜欢进体制”这个例子。
有新闻说，东北年轻人热衷进入体制，不愿意出来打拼。证据之一是吉林大学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与服务中心管理科公布的《吉林大学2015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
文中指出“2015届本专科毕业生就业单位流向中，37.57%选择进入国企。而同年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进入国企的本科毕业生比例则分别为19.25%、20.74%、27.28% 、11.56%。
▲吉林大学2015届本专科毕业生就业单位流向
数据的确能够间接地反映出，相比于其他省市，东北青年进入国企的人特别多，但是这并不能说明那是青年的问题。
据黑龙江工信委透露，2016年上半年，黑龙江省非公有制经济实现增加值3332亿元，同比增长7.5%，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59.2%。反过来说，公有制经济占比四成以上。
如果假设公有制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的人均GDP贡献率一样的话，那么显然公有制企业单位可以提供的工作岗位也至少占有四成。如果算上政府以及事业单位编制人员的话，那么体制内的岗位必定是要多余四成的。换句话说，即体制能提供更多的职位。
从就业者的角度看，当收入差不多，且风险又低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会选择体制内的生存方式，因为这看起来简直太过划算。
这场争论的核心本来应该聚焦在经济结构的合理性问题上，即对于青年开放的资源太少，却最终不知怎么地落脚到了青年选择和青年价值观上，让青年背了锅。
可如果让一部分国有企业私有化，私营企业可以自由进入国营领域，到时候摆在青年们面前的体制外选项是不是就会变多？届时，对于青年群体的评价是不是也会倒过来？
所谓的中年危机，在我看来差不多也是同一回事。
▲近日，黑豹乐队鼓手赵明义手拿保温杯的照片在网上走红
我记得八九年前刚上研究生的时候，经常会听到一些老师追忆八十年代。他们说，八十年代好，那是一个百花齐放的年代，大家都会为了一些学术问题而讨论不休，不像今天那样大家只关心发论文的事，一切都很“功利”。
半年前，我入职新媒体，也经常会听到老媒体人的追忆，说我错过了最好的纸媒时代——指的是新世纪的前十年。不少老媒体人认为那时候媒体的水平高，价值观正，现在的新媒体总是在迎合读者，价值观low。
可当我回去阅读八十年代的文本时，我觉得那时候的人水平也都不怎么样，所谓的百花齐放只不过是一小部分人的幻觉。很多人与其说是享受知识本身，不如说是享受读书人身份的加冕。
按现在的标准，那时候文章也都混杂着抄袭、用词不清、语义模糊的表述。当我回过头去研究所谓的纸媒的黄金年代时，我也不觉得过去像他们说的那般好，各种评论参差不齐，有偿新闻随处可见，价值观真不见得比现在正。
如果哪位有幸进入中年人、老年人的饭局，可以观察下他们的话语内容以及话语方式。当你追问或质疑他们时，他们往往会以“你还年轻”为由开始自己的论述，然后表现得自己很高明——这是他们启动了自我保护机制。
中年危机起源于这样一种心理，即在生存竞争方面表现出了颓势，感觉到自己不行了。
▲腾讯新闻哥的公号文章引起一场关于“中年危机”的讨论
当然，我不会把问题都怪到他们身上，因为我相信，再过十年、十五年，当我周围的人处在他们这样的位置中时，心态也会这样。事实上，当个体的注意力被无数琐碎分散时，谁都会表现出强烈的力不从心感。为了保护自己的社会地位，谁都会采取更加封闭的态度，互相之间形成闭环。
问题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琐碎事件呢？为什么在中年人身上，这种琐碎事件的效应能这么明显呢？
一方面是中年人往往处在“上有老，下有小”的尴尬处境中，需要照料家中各种事务，另一方面则是年青人不断的涌现、技术的迭代使得他们在职场中的优势迅速衰减。一旦深入观察，就会意识到他们进入的是一个“不得不”的生存状态，即不得不为自己的孩子争夺一所民办小学的席位，同时也不得不为自己的父母争夺一家医院的床位。换言之，他们输不起。
可问题在于，小孩上学的事，老人住院的事，本来就不该由他们担心。既然交了税，交了社保，交了养老金，为什么还要他们担心呢？
▲近日青岛交警为暴走团封路限行的做法，再度引发关于道路资源分配的争议。（图片与新闻无关）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资源本身就是稀缺的，也正是因为稀缺，竞争才是正当的。只不过，当稀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竞争就不再是竞争，而会升级为斗争甚至战争，问题也就不再是经济学的问题，仅靠几个经济学手段的调控以及资源的竞争者坐下来讲道理是解决不了的。
所谓的年龄鄙视，在我看来，也只是生存环境恶劣使得所有个体陷入自我焦虑时所选择的某个落脚点而已。当我写完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读到了雷林斯的一篇最新文章，他的结论其实跟我差不多：大家都活得太苦了。
*本文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特色内容。
（实习编辑 莫子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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