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到底是一个“人工智能社会”，还是一个“智能人类社会”，这是一个问题。
“三原色”事件已经无声无息了，就像以往任何一个在朋友圈过气的热点新闻一样。
人们依稀留下的印象就是某个幼儿教师曾经像拿着缝衣针的女巫一样虐待孩子。
但幼儿园还是要去上的，只是所有“三原色”幼儿园的2600多位老师，乃至其它幼儿园的老师，都不得不面临一个尴尬的境地：她们需要自证清白，我们和她不一样。
幼教老师成为又一个被“污名”的职业。
我同情Ta们，因为我也曾有一个被“污名”的职业身份。
新世纪初，我考入了一家大报社。在那个时候，记者还被当作“无冕之王”，在社会上受人尊重。但好景不长，因为各种原因，整个纸媒行业很快就开始滑坡了。“记者”开始频繁地跟“黑稿“”枪手”“红包”“假新闻”等联系在一起，好几个同行被送了进去。再接下来，说自己是“记者”的人少了，离开这个行业的人多了（包括我自己）。现在，最时髦的称呼是“自媒体人”——反正老子只代表自己，为了阅读量怎么写都可以。
医生、教师、记者，这三个对荣誉感和信任度要求很高的职业，恰恰也是在过去十年被“污名化”最严重的职业。
这三个职业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他们既是脑力劳动者，又是体力劳动者；
需要持续学习和创造性工作，累积经验值；
都需要频繁的跟活生生的人打交道，面对各种情绪；
需要处理复杂多变的情况，在压力下快速作出判断；
需要专业性和同理心，以及高度的自制力与耐心；
他们的成果很容易遭人评判，但生产过程又是一个黑箱。
最后，他们都身处于半市场化的管制行业，其收入待遇并不能完全由市场来定价。
在《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中，社会学家戈夫曼将“污名”定义个体在人际关系中具有的某种令人“丢脸”的特征，这种特征使其拥有者具有一种“受损身份”。
由于不名誉特征的影响，该个体被认为不能扮演既定的社会角色，也不能发挥既定的社会功能。在极端情况下，该特征使得具有此种特征的个体或人群被视为坏人、危险分子或者废物。
在今日社会，“污名”的扩散速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有效的纠错机制却付之阙如。
调查真相的代价高昂，但如果我们不愿意付出，个别人的行为就将导致整个群体的蒙羞，而其长期后果往往出乎人们意料。
不妨注意以下这些数字。
Lancet杂志一项研究分析了中国2005年至2015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卫生年鉴，发现在过去10年中，中国大学毕业的五年制医学学生是431万名，7年制硕士是41万人，合计473万。但在这一期间，中国注册的医生仅增加了75.2万人，增幅15.9%。进一步分析则发现，10年中25~34岁的医生比例从31.3%降至22.6%，而60岁以上的医生比例从2.5%增加至 11.6%。
与高收入国家的同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很多医学毕业生并没有选择执业，而是从事其他非临床的领域，如医药产业。这样的就业选择和教育系统低效率的原因还不清楚，但核心基本因素之一是医学教育与就业机会的不匹配。
而在幼教领域。新华社报道引用的数据显示，去年我国幼儿园教职工为381.8万人，其中本科及以上学历仅占21.1%，专科学历占56.4%，高中学历占20.56%。目前师生比约为1：12，若按照国际上师生比1：7计算，全国需要新增幼教职工248.8万人。248.8万人，这是过去中国学前教育专业学生11年的总和。
伴随着二孩政策的放开，数据表明，2021年学前教育阶段适龄幼儿将增加1500万人左右，幼儿教师和保育员预计缺口超过300万人。
可据2016年调查数据，仅69%的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会去做老师，还不一定是幼师。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2018年很可能会更少。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中国2016届“幼儿与学前教育”职业类的本科毕业生，毕业半年后的月收入为3504元，比全国本科平均水平低872元。
最直接的呈现就是高素质的年轻人越来越少选择医生、教师、记者这样的职业方向。 ta们不愿意长期跟人打交道。甚至我们也不愿意自己的下一代从事跟人打交道的工作。
观察过去20年来国内职业的变迁，你会发现，传统上参与实体物品生产的职业人收入徘徊不前，地位并无改善，比如农业、手工业、制造业。
跟数字和代码打交道的职业人收入增长迅速，社会地位在直线上升。 比如金融和IT互联网。
而几乎所有跟人打交道的职业，都面临着人才缺口加大，收入天花板明显，社会地位反而下滑。
这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当所谓的“市场化”要求把所有从事与人打交道的职业工作者统统归于“服务业”之时，职业原本所蕴涵的意义被剥离，剩下的只是服务者与消费者的关系。
那些从事跟人打交道的职业工作者面临着一个共同难题：他们自身价值的实现很大一部分取决于是否“受到尊重”和“自我实现”。但从今往后却越来越难获得。
而这些职业，恰恰对于人类社会的延续传承发展至关重要。
人类学习善意、爱心、同理心、审美和见识增长、情感表达、思维开拓，都需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频繁接触而滋养产生。
这些能力的萌发，是以互相尊重和自我价值实现为前提。
当身处这个时代的人面对屏幕的时间，超过面对彼此脸容之时，问题就出现了。 我们开始不耐烦和他人交流，我们也正在丧失信任彼此和面对面表达爱的能力。
我们很容易在监控视频中看到，那些出事幼儿园的老师，像机器一样工作，看不到任何她们的爱和热情。
吊诡之处在于，每一次“污名”事件的扩散，都会让我们进一步不信任／监视／指责ta们，而ta们就会越像机器一样的工作，新的恶意还会以新的形式滋长出来。更多的人会选择逃避这样的工作。
不知道有多少人想过，在一个个摄像头的监控下面，在别人疑惑的目光下，还有谁能够不厌其烦地工作 。恐怕除了人类制造出来的“朋友”—AI智能机器人之外，再无其他。
没有人能够长时间地像机器一样工作，除非机器人。
富士康跳楼的工人多了，工人的薪资要求提高了，于是富士康开始大量地使用工业机器人来取代人工。
也许跟成本无关，仅仅是因为越来越少的人愿意从事跟人打交道的工作，我们就不得不使用机器人来部分替代。
它们任劳任怨，它们不介意任何的监督，它们不需要荣誉感这种幻觉，也不用任何多余的激励。
但事实上，相比于机器人取代传统产业工人；智能机器取代人来跟人面对面打交道，对我们未来社会的影响会更大。
我们曾经珍贵的某些人类情感，我们依赖特定职业来传递的人类能力会不会被机器视为弱点而抹去？
如果我们不能信任彼此，那我们能更信任人工智能吗？
正如马克思在著名的《宣言》中所说，“一切等级的和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自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社会所形成的，我们对于那些与人打交道的“神圣职业”的设定将逐步瓦解。
在我们多数人看得到的倒计时里（按照《奇点临近》的说法，人工智能纪元将于2045年到来），新的底层方法论，新的工具辅助，新的组织结构，新的生存法则会加速出现。
科学家们已经在预言，超过50%的人类工作，在十五年内就会被机器所取代。
但人也不可能自动消失，要么ta们强化自己作为人类的能力，找到机器干不了的事情。要么就只能接受机器的控制和调度。
由于需求和发展的不同步，存在的一种可能是：
那些稀有的高素质多能人士，会首先在机器的辅助下，集中服务好一个少数人的精英阶层。
而普通阶层，则不得不一直承受高昂的成本，和无法满意的人工＋智能服务。直到机器智能的完全替代。
因为知识获取渠道的差别，教育、医疗等等资源的重新分配，社会的分化会进一步加剧。
未来三十年，可能不再有传统意义上的教师、医生、记者（按照现代社会的专业分工定义）。如果你还想和人打交道，你将不得不重新想象自己的能力：
第一种可能，你成为一个问题发现者。捕捉涌现出来的新需求新变化，提出有价值的新课题，探索另外的可能性。然后交给智能机器来推导解决bug。如果没有问题存在，整个世界就会止步不前。
第二种可能，成为一个混合创造者。打破既有设定的现状，把并不相关的事物链接起来，融合不同的场景，尝试拼接不同的内容。调动你的想象力，创造出在机器大脑的储存之外的新世界。但这样的人目前仍是万分之一的存在。
第三种可能，成为一个面对面引导者，机器很快能够捕捉我们所有的面部表情，洞察我们的情绪变化。但机器无法真正取得人的信任，面对面地与人沟通，激发他人的潜能。
第四种可能，成为一个信心重建者。跟身体疾病相比，心理问题或许才是新世纪的顽疾。一旦人们感觉到自己不被需要，沦为无用阶级。那么，就需要有人做比今天的高僧教士更多的工作，帮助人们重建生活的信心。
第五种可能，成为一个美力赋能者。通过美学意义上的设计创作构建，在冰冷的事物上唤起人类的情感，创造与过往的勾连，释放出隐藏的能量。
第六种可能，成为一个逆向决策者。所有的机器都在正确地做事。穷尽条件做最优的选择。但某些时候，做正确的事情，意味着逆势而为。甚至是要按下核武器的按钮来拯救人类种族。
……
今天，拥有这些能力的人看起来是万分之一的存在，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是职业明确的工作者，ta们依靠某项专业技能来换取收入。
但事实上，这些能力一直潜伏在我们身上，只是大部分时候我们关闭了它们的出口。
我们今天的作为将影响明日的世界。对于明日世界的假想又会直接作用于我们的今天。
如果大多数人的选择是不改变，恐怕就不得不服从于机器的逻辑，接受它的指令调度。当然，考虑到人类的自我情绪、压力反应以及报复心理，那些阴奉阳违的人类工作者，也许会制造更大的破坏。
在经典的科幻电影《星球大战》里面，天行者卢克在机器人R2-D2和C3-PO陪伴下成长杰迪武士。但在《黑客帝国》（它的英文名字：Matrix ，也可以翻译成母体）中，机器会来塑造和管理人类的胚胎。
未来到底是一个“人工智能社会”，还是一个“智能人类社会”，这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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