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阴银行中报解读:稳中求进,扎根实体经济
2018-08-30 15:57 农村金融 A股 实体经济

截至2018年6月末,江阴银行各项贷款余额598.08亿元,比年初增长39.55亿元。

腾讯证券特约作者 面包财经

2018年A股中报季接近尾声,已经发布半年报的上市银行大部分业绩优于去年,核心指标呈现出企稳回升的迹象。

作为A股首家上市的农商行,江阴银行(002807.SZ)2018年中报业绩的关键词是“稳中有进”。财报显示:上半年,江阴银行营收同比增长18.84%,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4.27%,扣非后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14.09%。

除了盈利指标之外,江阴银行的资产规模、信贷投放和资产质量等核心指标均呈现出“稳中向好”的特征。核心数据如下图:

以上数据不仅反映出江阴银行上半年的经营业绩,也体现出上市农商行当下的一些整体趋势。

当前A股上市农商行数量已经有5家,但由于相当长的时间内A股没有农商行上市,市场对于农商行的研究其实远不如国有行、股份制行和城商行充分。作为最早登陆A股的农商行,江阴银行是研究我国农商行的一个典型范本。

翻查上市农商行和整个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史会发现,作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农商行尤其县域农商行其实与“三农”和实体经济发展休戚与共。

观察农商行的核心竞争力,不能只看规模和短期的业绩增速,更应当注重其发展质量。稳健与可持续发展是优质农商行最可贵的特质。

从核心数据入手,看一下江阴银行的最新中报业绩和上市农商行当前的整体状况。

盈利能力稳步增长:营收增18.84%,扣非净利润增14.09%

中报显示:今年上半年,江阴银行营收创下上市以来新高,达到13.96亿元,同比增长18.84%;归母净利润为3.67亿元,同比增长4.27%;扣非后归母净利润为4.02亿元,同比增长14.09%。以下是江阴银行历年中报营收与净利润走势图:

由于营改增等因素对收入确认方式的影响,此前江阴银行与其他很多上市银行一样面临报表营收负增长的压力。

2018年上半年,在利息收入和投资收益的共同带动下,江阴银行营收恢复增长。财报显示:占营收大头的利息净收入为10.24亿元,同比增长2.99%,投资收益3.18亿元,同比增长103.28%。

江阴银行中报利润表的一个亮点是扣非净利润实现了14.09%的同比增长,这体现出利润增长较为稳健扎实。近年来,无论是监管层还是投资者都日益注重上市公司扣非净利润的增长情况,即便是在海外上市的中概股也不例外。翻查今年已经公布业绩的海外上市公司,在按照标准报表公布归母利润的同时,往往会将扣非净利润置于同样重要的位置,大型投行在解读上市公司业绩也往往格外看重扣非净利润的变动。

江阴银行营收与净利润增长,除了得益于自身的稳健经营之外,也与区域内经济和金融环境的改善密切相关。

包括江阴银行在内,当前A股5家上市农商行均来自苏南地区,观察这5家银行的中期业绩,可以窥见苏南地区当前农商行的整体状况。

财报统计显示:5家A股上市农商行2018年上半年营收与扣非净利润均实现了较为稳健的增长。核心数据如下表:

根据财报数据统计,2018年上半年5家上市农商行总营收合计86.78亿,归母净利润合计25.74亿,扣非净利润合计26.13亿;同比分别增长15.87%,15.16%和17.3%。

资产质量改善,不良贷款率“三连降”

财报显示:2018年6月末,江阴银行不良贷款率为2.29%,较年初下降0.1个百分点,上半年共清降盘活不良瑕疵贷款超过6亿元。

翻查历年财报,从2016年之后,江阴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已经呈现稳步下降的趋势,拨备覆盖率则逐年提升。如下图所示:

实际上,江阴银行当前比较高的不良率受到了村镇银行和经营时间尚短的异地分支机构的拖累。根据江阴银行的数据测算,若剔除江阴银行并表的5家村镇银行以及异地经营的分行数据,江阴银行不良率将进一步下降。

在不良率下降的同时,江阴银行的拨备覆盖率持续提升,2018年6月末达到206.48%,较上年末增长了14.35个百分点,较2016年底的170.14%提升了超过36个百分点。

资产质量稳步优化、拨备覆盖率提高,使得江阴银行的抗风险能力不断提升。这是一系列组合拳共同作用的结果。中报显示:上半年,江阴银行严防信贷风险,从行业、区域、单一客户、组合限额等维度出发,实施差异化授信政策,加强集中度风险管控,提高中小企业信贷可获得性,降低“两高一剩”、“僵尸企业”等落后行业和过剩产能对于信贷资源的占用等一系列专项活动,进一步提升全行风险管理能力。

不良贷款认定标准严谨:上市农商行资产含金量较高

今年上半年,部分非上市农商行被曝出不良率上升引发了市场对商业银行,尤其是农商行板块的真实不良贷款率的担忧。

但仔细梳理相关的信息会发现,导致部分银行不良率快速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监管政策的变化,而非资产质量在短期内出现突变式的恶化。

公开的信息显示,今年监管部门要求商业银行按照政策逐步将“90天以上逾期贷款大部分纳入不良贷款”,引起统计口径变化,这使得前期不良率认定标准比较松的银行面临“挤水分”的压力。

翻查上市农商行的财报数据会发现,这一监管要求对于上市农商行的影响不大,因为大部分上市农商行不良贷款认定相对严谨。

衡量不良贷款认定松紧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不良贷款偏离度,即90天以上逾期贷款与不良贷款的比值。

依据财报数据对A股5家已上市农商行的不良认定偏离度的测算,早在2017年,包括江阴银行在内的5家农商行的不良认定偏离度都已经小于1。也就是说,已上市农商行在不良认定的严格度上远高于未上市农商行,未来因为要调整不良认定标准而导致不良率攀升,或让利润承压的可能性也较小。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上市农商行在经营规范性和保守性上要优于非上市农商行。

来自监管部门的行业统计数据也支撑了这一推论:截止今年6月底,不良贷款偏离度普遍较低的国有行和股份制银行不良率并未上升。如下图所示:

截至2018年6月底,全国农商行的整体不良贷款率为4.29%,较3月底骤增1.03个百分点。这其实主要是统计口径变化让已经存在的风险显性化,并不意味着农商行在短短3个月内出现了资产质量的突然恶化。

作为对比,以5家上市农商行为代表,前期不良贷款认定比较严谨的农商行,当前的不良率均有下降。以下是各家上市农商行的不良率变动情况:

新的监管要求虽然让部分银行不良率在短期内迅速暴露,但有利于挤掉银行不良率中的水分,让隐藏的风险充分暴露,提升银行业的财务透明度。

信贷投放稳步增加,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加强

财报显示,江阴银行的资产规模稳步扩大,信贷投放稳步增加,支持实体经济力度持续加大。下图是江阴银行近年来的资产规模和信贷投放变动趋势图:

2018年1月份银监会(现银保监会)官方网站公开发布《进一步深化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的意见》,强调“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和各级监管机构要抓住服务实体经济这个根本”。

财报数据显示,江阴银行的信贷投放重点在于支持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小微企业,贯彻了监管意见。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2018年6月末,江阴银行各项贷款余额598.08亿元,比年初增长39.55亿元;其中母公司实体经济制造业贷款余额301亿元,占比50.4%,远高于无锡平均27.9%、全省平均16.1%。

江阴银行小微贷款比重稳升。根据财报,至6月末,江阴银行母公司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18.6亿元,同比增速6%;其中单户授信总额1000万元以下(含)小微企业贷款余额89.2亿元,贷款户数6146户,达到“两增两控”新要求。

农商行,尤其是县域农商行更多将贷款投向实体经济,不仅仅是政策推动的结果,也是自身业务发展的必然选择。

与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相比,农商行的资本金、资产规模仍然普遍比较小。同时由于农商行经营地域受限,因此其业务主要集中在当地。农商行的资产、负债和收入,根植于“三农”,与当地经济休戚相关,荣辱与共,也使得农商行成为支持当地实体经济,尤其是农村金融的主力军。

在金融去杠杆的大背景下,这对于农商行可能也意味着机遇。

以同业业务为例。近年来,同业业务成为不少银行扩大规模、增厚业绩的重点手段,前期通过同业业务快速发展的银行自去年强监管以来,面临较大的调整压力。农商行则因为长期以来定位于服务实体经济,因此对同业业务的依赖较少,也因此在金融强监管下为后续发展腾出了足够的空间。下表为目前已披露中报的A股上市银行截至今年6月底同业存放款占总资产的比值情况:

可以看到,农商行的同业存放款占总资产比例普遍偏少,其中江阴银行的占比还不到1%。从这个角度来看,上市农商行对同业业务的依赖度极低。创收则主要来自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资本充足率提升,位居上市银行前列

财报数据显示,江阴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从2017年底的14.14%提升到2018年6月末的15.52%,提升了1.38个百分点,位居上市银行前列,目前在已经发布中报的银行中位列前三。各上市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如下表:

纵观江阴银行2018年中报数据,核心的关键词其实是“稳”,这也正是当前农商行发展的关键所在。

以史为鉴,梳理过去几十年农商行的改革历程会发现,将稳健经营、可持续发展列为农商行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有其必然性。

当前农商行所面临的风险、机遇以及独特的业务特征,有深远的历史渊源。从农信社到首批农商行试点设立,再到5家农商行在A股上市,至今整个农村金融经历了长达40年的改革历程。

回望历史有助于看清现实。

银行业的坚冰地带:农村金融40年改革史

当前上市的农商行前身为农村信用合作社,简称农信社。

农信社的历史相当久远,是新中国成立后起步最早的金融机构之一。20世纪50年代,人民银行颁发了《农村信用合作社章程准则草案》和《农村信用合作社试行记账办法草案》,大量农信社开始设立。

改革开放初期,农信社的管理体制经历了一次变革。1979年,农业银行恢复建立。同年,中共中央办公厅提出农村信用社为“集体金融组织,又是农业银行的基层机构”,从此开启了农信社归属农行管理的历史。

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直至上世纪90年代,农信社仍普遍存在产权不清、行政干预不当等问题。国家开始进一步对包括农信社在内的农村金融体系进行改革。

1996年,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正式脱离行政隶属关系,其业务管理和金融监管分别由县联社和中国人民银行承担,并按合作制加以规范。同时,也倡导在城乡一体化程度较高地区,已经商业化经营的农信社可合并建成农村合作银行。

与农行“分门”后,农信社经营情况普遍不佳,不良率居高不下,不少地方农信社存在产权和管理混乱、资本金匮乏、甚至资不抵债的局面,金融风险积聚。

如前文所述,由于更多的将信贷资源投放到制造业、支持“三农”,以及不良率天生较高的小微企业,当前江阴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超过2%,已经引起了市场的关注。但一些研究资料显示:在90年代,农信社与农行“分门”时,很多农信社的不良率其实高达50%,甚至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风控流程和措施。情况之危急可见一斑。

一场更深入的改革迫在眉睫,试点选在了江苏。

2000年4月,时任国务院领导在江苏对农信社进行调研后,同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江苏省率先进行农信社改革试点,开始了农信社改制农商行的试点。2001年末,江苏省成立了三家全国第一批县级农信社改制而成的农商行。

为何历史选择了江苏?后来成为A股首家上市农商行的为什么会是江阴银行?这要从当时的经济环境说起。

农商行苏南样本:江阴领跑全国百强县

2001年5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下发《关于印发〈关于在江苏省试点组建农村商业银行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南银发〔2001〕158号),确定张家港、常熟和江阴3个县级市先行进行组建农村商业银行的试点。

试点选择在江苏省,且集中在苏南地区,一个很核心的因素是农村金融机构极大地依赖于当地经济的发展状态。而当时江苏尤其是苏南地区乡镇企业崛起,县域经济发达,不仅经济实力相对雄厚,农村金融需求也非常旺盛。

事实上,张家港、常熟和江阴这3个县在地理位置上是相毗邻的。其中,张家港是在50年代末从常熟和江阴这两个县划拨部分行政区域组建而成的。本质上来讲,这3个县的经济情况具有较大的相似性。而三者也是全国百强县榜单的常客。

江阴又是当时这三个县中经济实力最强的。

江阴隶属于无锡,地处苏锡常“金三角”的几何形中心,交通便捷,历来是重要交通枢纽。改革开放之后,迅速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县级市,长期位列百强县第一阵营。

2001年,江阴以365.03亿元的GDP位列江苏省县级市第一。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百强县(市)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测评结果,2001年时江阴位列全国第二。

当时,江阴的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全国和江苏的平均水平。统计数据显示:2001年,江阴人均GDP高达31665元,而同期全国和江苏的人均GDP分别只有8717元和12882元。

在这一背景下,由江阴市辖内7家法人单位、807名原江阴农联社职工、609名社会自然人共同发起,设立了江阴农商行。成为首批地方性股份制农村商业银行。

江阴银行等三家首批设立的农商行的试点经验,也为随后整个农村金融的改革方案设计提供了经验和样本。

2016年9月,江阴银行作为A股第一家上市农商行正式登陆资本市场,常熟银行和张家港行也在随后完成上市。

事实上,江阴银行们的IPO之路并不顺畅,首批试点的三家农商行在2008年前后均递交了IPO资料,但由于彼时市场原因,IPO通道关闭,这一拖就是近十年。

而在2016年的这轮商业银行上市潮中,江苏的五家农商行先后完成了上市。上市银行是一种稀缺资源。当时,不少舆论声音惊异于为何首批上市农商行均集中在苏南,探讨是否有政策上的倾斜。

但其实,如果系统化梳理中国农村金融和农商行发展史就会发现:江阴银行们实际上承担了整个农村金融改革破冰的重任。而根植于强劲的县域经济的江阴银行,能够成为首家在A股上市的农商行有偶然性,但成为首批上市的农商行有其必然性。

作为农村金融改革的先锋队,农商行在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但是,几十年来背上的历史包袱并没有完全解决,又适逢中国的经济转型换挡期,农商行们迎来了新的挑战。

今年以来,金融行业面临愈加严格的监管,先有资管新规,后有对银行的不良贷款认定规定。不少银行在表外转表内以及不良贷款增多的情况下,面临不小的业绩压力,尤其是前期非标业务发展迅猛的中小型银行。

尽管这其中的一些因素对上市农商行的影响并不如外界所担忧的那样严重,但挑战依然严峻。

纵观整个农商行过去十多年的改革发展历程,农商行的资产质量与盈利能力其实与当地经济密切相关。由于种种历史和政策导向原因,过去几十年里,农村金融一直是整个金融系统较为脆弱的环节。

目前已经在A股上市的5家农商行均来自于最早试点的苏南地区,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和发展,经历规范化改制运营以及上市募资补充资本金后,在当前我国新的经济条件下,这些已上市农商行们,基于前期探索出的可持续发展方式,将担负起新的使命——探索农商行新的发展路径。(CB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