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青田人想方设法到德国来淘金。但现在，他们试图回国去赚取更多更多的钱。像傅春平这一代的青田人已经不太想奔波
文 / 本刊记者 谢丁
很长一段时间，傅春平的百乐酒楼被当做柏林青田同乡会的据点。这栋三层高的小楼位于柏林的西北郊，四周都是别墅群。像这个城市大多数居民区一样，这里人流量稀少，很难想象有多少顾客会光临百乐酒楼。
青田同乡会是柏林最大的中国人社团。在柏林街头，如果你遇到一位中国人，身上没有挂相机，看起来又不像学生，那么他十有八九来自青田。青田是中国浙江沿海的一个小城，全县48万人，华侨就有20万人。他们分布在全世界120多个国家。有超过5万青田人居住在德国，他们几乎都做着同一个生意：中餐馆。
傅春平餐馆的名字，来源于旧上海的“百乐门”。门前两个巨大的石狮。像德国的许多中餐馆一样，一楼的饭厅昏暗逼仄。每个餐桌之间，用金黄色的钢柱和刻着花鸟虫鱼图案的玻璃隔开。天花板是五彩缤纷的仙女图。窗台上放满了瓷器，遮挡着已经很少的阳光。服务生都是中国人，戴着金边眼镜，穿着唐装──这里的制服，衣服上绣着外国人永远看不懂的中国书法。德国人喜欢这些，他们认为这才是心目中的中餐馆。青田人开在柏林的餐馆大都如此。
傅春平一家住在三楼。他的小儿子已经结婚。在下午清闲的时刻，他喜欢和孙子在饭厅里玩玩。他曾担任两届青田同乡会的会长。每两年一次的青田同乡大会，都在百乐酒楼召开。
同乡会里的人们互相是很熟的，谁是谁的远方亲戚，谁又是谁在青田老家的邻居。当你向某个老板提到另外一些餐馆老板的名字，他会如数家珍地告诉你那些人的发家历史：“噢!他啊……”或者，“他的大舅子的朋友的前老板，是我姑父那一辈创业的同伴……”
终极梦想： 开餐馆
傅春平是柏林青田同乡会有头有脸的人物之一。59岁的他看起来偏老，干净的白衬衫口袋里插着一支钢笔，手里拿着《人民日报》的海外版。直到今天，他德语也说得不好，甚至连普通话也不是那么流利。
傅春平第一次到德国是30年前。他至今记得那个日子，1980年2月26日，他从北京离开，辗转伊朗、南斯拉夫、瑞士，最后抵达德国。那一年他29岁，在青田县已结婚生子，老婆正怀着第二个儿子。他和一个同乡在法兰克福机场兜转了半天寻找出口，几乎是最后离开机场的乘客。因为不熟悉交通，他们打了一辆出租车到邻近另一个小城海德堡。车费花了150马克，相当于当时国内一个普通人月薪的好几倍，傅春平说当时他心疼死了。
他的大舅子——几年前已经先到德国——帮他在海德堡找了一份中餐馆的厨师工作。相对于其他各种各样的探亲、旅游签证，工作签证让他很容易在德国留下来。但事实上傅春平根本不会炒菜，只能打打杂。餐馆老板是个台湾人。他的薪水比其他台湾人要少一半，月薪900马克，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他偷偷留意厨师们如何炒菜，记住每一个菜的配料，慢慢就变成厨师了。“反正外国人也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中餐味道。”
在海德堡待了一年后，傅春平想加薪，由此和台湾人有了劳资纠纷，甚至闹到了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一个开餐馆的青田同乡给傅春平打电话：“听说你在那边做得不快乐，到我们自己这边来吧!”
自己这边!——傅春平第一次意识到同乡是多么重要。
1982年3月，他辞职准备前往青田餐馆。薪水和以前差不多，工作更忙——每天工作13个小时。但青田老板答应，帮他缴社会保险，以及尽其所能帮他把国内的老婆移民出来。但一年后，这些承诺一个都没兑现。傅春平再次陷入劳资纠纷。这次是和青田同乡，让他尤其愤怒和心凉。
他最后一次去餐馆上班时，老板对他说不要来了，并马上给警察局打电话，说傅春平无故旷工，违反劳动法，最好取消签证。警察局的通知很快到了傅春平手上，他不懂德语，对着字典一个字一个字的看。那是他第一次和青田老乡在德国撕破脸皮。
“什么人都有，但大多数老乡还是互相关照的。”傅春平说。随后，一家位于西柏林的青田餐馆让他去那里工作。那是1983年，柏林墙还照旧耸立在西柏林周围，很少有人愿意到那里工作，觉得危险。
那年5月，傅春平的老婆从青田来到了德国。他们夫妻决定在西柏林常住。因为当地政府为了鼓励人们到这里工作，每个月另外补贴8%的薪水。3年后，他们在西柏林的繁华区域开了第一家餐馆。他用六年的时间，完成了自己的海外梦。
柏林墙倒塌之前，德国的移民政策有个奇怪的“漏洞”──未满16岁的孩子进入德国，是不需要签证的。傅春平每次回国，都会带一两个孩子重返德国，大多数孩子是他同学或朋友的——他在青田的亲戚并不多。在那段期间，他一共带了十几个小孩进入德国。
进入德国是第一步，拿到长期或者永久居留权是第二步。对大多数青田人来说，他们想要的是先在这里稳定下来，直到实现他们的梦想：开餐馆。但1992年1月起，移民政策有变，“漏洞”消失了。青田人的目标，开始变成首先申请到国外探亲——总是能找到亲戚去探的，然后想尽一切办法留下来。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傅春平在西柏林的餐馆“富春楼”，开始成为青田人最大的落脚点，涌进越来越多的青田老乡，他们大多在这里等待签证延期或者各种留下来的机会。
傅春平夫妇那时租了一个64平方米的一室一厅。最多的时候，一共容纳18个人。男人睡客厅和厨房的地板，女人睡卧室。他的妻子叶春娥说：“我们夫妻因此分床三年。”在餐馆，这些人免费吃喝。“猪肉一煮一大块，烧鸭子都是一烧烧5个。”她说，“我知道他们出来不容易。”
这种盛况持续到1988年，傅春平的儿子终于从青田来到德国。那段时光傅春平最苦，但或许也是最快乐的。德国统一之前，也是中餐馆生意最好的时候。多年以后，他当年带进来的小孩，也开了自己的餐馆，而那些曾经在富春楼长期免费居住的青田人，谁都不会忘记傅春平。他们当中绝大多数都留在了德国。
坚守，还是回去?
传说第一个从青田走出去的人是在300年前。这个偏远的小山区位于温州和丽水之间，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前，它一贫如洗，人们不得不走出去讨生活。由于离海边很近，他们大多数人选择海外，更精确点是欧洲。
第一批到欧洲的青田人(大多数是偷渡)，唯一的生意是沿街上门推销石雕。那是一种青田自产的玉石，雕成烟嘴等欧洲人喜欢的款式。他们一般赚了一点钱，就回到家乡还债过日子。但总有一些没赚到钱的，觉得没面子回家。随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把他们留在了欧洲。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一大批青田人因此在欧洲获得了永久居留权。
拥有一家餐馆，曾经是在德国青田人的终极梦想。他们给自己安排的国外寻梦之路非常简单：想尽一切办法出国，想尽一切办法留下来，想尽一切办法开一家餐馆。那是唯一的、也是最好的生活。
1992年，傅春平开了自己的第二家餐馆“百乐酒楼”。自从柏林墙倒塌以来，西柏林的经济再也不如以前，中餐馆的生意越来越难做。最后他卖掉了第一家餐馆富春楼，一个中国人经营没多久，又卖给了一个越南人。越南餐馆已经开始逐渐占据柏林市中心的大街小巷。青田人都知道这些，但大多数无力去改变这个现实。
1997年，德国的华侨仓促间成立了第一个温州同乡会，原因是为了迎接来自中国国内的一个政府代表团。随后，温州、青田、浙江等同乡会挨个冒出来。
但事实上，谁也不知道同乡会对自己的生意到底有多少帮助。他们似乎一般只有在需要捐钱时才会出现。而更多时候，同乡会扮演着专门迎接国内代表团的角色。在中国青田政府的官方网页上，你能找到数十家打着青田名义的同乡会。但对傅春平来说——即便他曾担任两届会长，他也认为同乡会目前的能量非常有限。
经济危机和行业竞争，正在使青田人曾为之骄傲的中餐馆遭受打击。谁都要生存下去，青田人之间难免有所竞争，闹翻脸的事也常有。几个有头有脸的人也会出面调停。因为相互之间知根知底，事情总会在圈子里传开，或者传回青田老家，所以大家会顾及一些颜面。
傅春平说，在德国的中餐馆，能改行就赶紧改行吧。
如今，每年都有大量的青田人选择另走他乡。他们大多前往意大利和西班牙，但不再把中餐馆作为自己的梦想。小商品贸易成为青田人在其他国家的首选生意。傅春平说，因为那些国家的人比较容易接受低质量的中国商品，而德国人是很难的。在欧洲，巴塞罗那如今是青田人最为集中的城市。市中心凯旋门附近的服装批发市场，大部分经营者都是青田人。他们终于在德国之外聚集成一个青田城。
但从青田往国外走的人越来越少了，如今青田是浙江最富裕的地区之一。在德国，如果你不想再做餐馆，或许你还可以回国投资。30年前，人们想方设法到德国来淘金。但现在，他们试图回国去赚取更多更多的钱。但傅春平这一代青田人已经不太想奔波。
他们的下一代，也许还有更加未知的前途。这些青田人的移民二代没有方向，而且距离柏林主流社会更远。他们从小在国外长大，很少有可能像他们的父辈一样，再度远涉重洋去寻找梦想。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甚至没有离开过欧洲。
他们最不愿意做的，就是继承父辈的中餐馆。但多数时候，只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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