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代际社会流动程度的线索，结果却令人沮丧
“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描述的是代际间财富差距与社会流动性之间的关系，由奥巴马经济顾问的阿兰·克鲁格提出。在2012年的一篇演讲中，克鲁格用这一术语来解释渥太华大学迈尔斯·克拉克的著作，后者用研究表明：经济体发展越不均等，社会越缺乏流动性。迈尔斯认为，在美国、巴西等一些地方，某一代人有50%左右的收入差距要归因于上一代人(在平等主义更为盛行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区，这一数值要小于30%)。
即便如此，这样描绘的社会图景也太过乐观了。迈尔斯[2]的著作参考了最近几项研究，但这些研究只比较父辈与子辈两代人的收入水平。这样做既是出于研究需要;同时也是因为涵盖三代人或更多代人的可靠数据较少。不过，仅凭两代人的有限数据可能会对社会流动性做出过高估计。
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格雷戈里·克拉克指出，仅在一代人的范围内，富家子弟免不了会碰到这样那样的不幸。其他人则会因为有志慈善事业等种种独特原因选择低酬工作。诸如此类的统计干扰使得社会显得比实际情况更流动易变。而由此推断出的几代人间的流动率会对我们产生误导，认为社会的长期机会平等图景一片光明。格雷戈里用研究表明，家族史的影响会大得多，而且其作用时间会持续更久。父亲很关键，但祖父、曾祖父同样很关键。事实上，可能要花上三五百年，才能使上流家庭与普通家庭的后代在各项收入上有平等的机会。
为了解决可靠数据不足的问题，格雷戈里选择从罕见姓氏中收集信息。要想从姓氏中剥茧抽丝，有两种方法可供选择。一种方法是寻找某些特定姓氏同优越的经济状况在历史上的联系。例如在2012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格雷戈里分析了瑞典的名门望族。那些非同寻常的17世纪贵族姓氏以及拉丁姓氏(比如像林奈姓)在瑞典社会中非常稀有，而在18世纪，某些家学渊源的瑞典人传承了这些姓氏。格雷戈里发现，这些家族的子弟在精英阶层中占有很高比例，通过追寻这一线索，格雷戈里计算出了长期的社会流动率。
直至2011年，这些贵族姓氏的子孙仍频频出现在律师这样代表高社会阶层的队伍中，且出现比例几乎是其所占人口比例的六倍。格雷戈里认为，即使是在以社会流动良好著称的瑞典，在一个世纪的时间跨度内，也有约70%-80%的家族社会地位能得以代代相传。其他一些经济学家运用相似的手段，揭示了19世纪西班牙以及中国民国初年可比较的社会固守不变程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继承的优势都清晰可见。
第二种方法研究的是罕见姓氏于过去某一个时间点在上流人群或普通人群中比例超额的几率。比如说，很少有英国人姓米克尔思韦特，而在1800年时，姓米克尔思韦特的人往往都很富有，你就可以通过研究米克尔思韦特家族多久才失去这种“必然富裕”的魔力来计量长时间的社会流动性。在一篇格雷戈里与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的尼尔·康明斯共同合作的论文中，两人从19世纪财产遗嘱文件中收集数据，将罕见姓氏划分成不同的富裕级别，再用相似类型的数据探寻在接下来的年月中，这些富裕程度不同的罕见姓氏家族能变成什么样的“寻常百姓家”。结果他们再一次证实，约70%-80%的经济优势似乎还是能代代相传的。
格雷戈里总结认为，深层次的社会流动率不仅低，而且在各个国家、各个时代都鲜有变动，令人惊讶。比如英国对中学教育的普及几乎未能影响到代际间的社会流动率。格雷戈里指出，这种社会的持续不变性表明，社会流动率低可能是因为深层次的“社会竞争能力”存在差距。这种竞争能力可以潜在地遗传，而且人们又喜欢和性格相似、能力相当的人交往，这么一来，这一竞争能力又进一步增强。
裙带关系[3]，你没办法
这种机会只能听天由命的观点听起来让人沮丧。有些研究运用了现在仅有的少数多代际数据，得出的结果要稍好一些。一项针对瑞典城市马尔默的研究分析了个别家庭四代人的数据，发现孩子的受教育程度同其曾祖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存在明显关系，同时也发现了更多证据，证明仅探讨一代人会导致对社会流动性的过高估计。格雷戈里将同样的数据用于姓氏氏族分析，计算得出马尔默60%的收入差距是因为上一辈人的经济优势——这比他算出的70-80%的比率要低，但还是高于迈尔斯单一代际的估算结果。
惠顿学院的贾森·龙和西北大学的约瑟夫·费里埃用艰苦细致的工作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番视角。在过去的十年里，他们详细查阅了美英两国的统计数据，一面记下有子女家庭的家庭状况，同时追踪记下这些孩子成家立业后的家庭状况，以此建立起几代人的数据资料。对英美两国三代人的数据分析表明，一代人的高收入水平会使至少两代人收益。不过，他们的研究也告诉我们，打破社会一成不变的枷锁也并非不可能。英国和美国的社会流动率在20世纪中叶趋近，但在19世纪，美国社会明显要比英国更易变动更迭。过去牢牢掌控着现在，但如果环境适宜， 这种控制力显然也可以人为减弱。
Via ? ? ?ECO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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