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这些年里，在所有关于中国企业的成长史描述中，都绕不开‘原罪’，它仿佛企业家头上悬着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曾这样断论。对于像王石、冯仑、潘石屹这些地产大佬来说，是否存在原罪一说？
【导读】“过去的这些年里，在所有关于中国企业的成长史描述中，都绕不开‘原罪’，它仿佛企业家头上悬着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曾这样断论。王石通过倒卖玉米淘来第一笔资金、冯仑曾是牟其中第一幕僚、潘石屹通过海南炒房得第一桶金……对于这些地产大佬来说，是否存在原罪一说？
以下为《中国企业家》报道节选：
1983年5月7日，在王石的生命中是一个重要的标记。这一天，他乘广深铁路抵达深圳。当他看到一个巨大的建设工地般的深圳，“兴奋，狂喜，恐惧的感觉一股脑涌了上来，手心汗津津的”，强烈地意识到这块尘土飞扬的土地孕育着巨大的机会。
一天，王石去蛇口的路上，看见高高耸立着几个白铁皮金属罐，那里面储藏着玉米。美国大陆谷物公司与深圳养鸡公司合资的饲料生产企业——正大康地，需要大量的玉米。广东不产玉米啊，经打听，玉米来自美国、泰国和中国东北。其中来自东北的玉米却不是直接从东北运来的，因为解决不了运输。
神秘的命运开始造化王石了。
他找到正大康地，说他能解决运输，他可以组织来玉米，“你们要不要?”
“要!马上就可以签合同!”
不过，王石还并不知道东北和深圳之间的运输情况，是巨大的诱惑使他硬着头皮往前闯。
经过两三通打问，确定了广州海运局的海运。
于是，玉米生意开始了。
特发公司立即设立了一个“饲料贸易组”，组长王石，独立核算。
玉米到了，“饲料组”需要一个组员。楼下的无线电装配车间，拉出来一个又瘦又小，像个童工的小伙子，他叫邓奕权，他成了王石的第一个员工。
第一次30吨的玉米生意成交。
王石在自行车后座上夹了两个条纹塑料口袋，去到养鸡公司。
“我来收钱。”他向养鸡公司的袁经理扬了扬手中的编织袋。
“发票呢?”袁经理问。
发票是何物，王石不好意思问，但他立刻想到，无非就是收款证明一类的东西。
王石回到特发公司，对财务部的小张说，“给我开个收款证明!”
暨南大学财会大专班的毕业生不懂“收款证明”。
“你就写收到谁多少钱，特此证明。就行了。”
小张一边嘟噜着“从来没有开过这样的证明”，一边照办。还加盖了财务章。
再骑上自行车，后座还是放着编织袋，特发公司饲料组王石组长又到了养鸡公司。对袁经理说，“给，发票。”
袁经理笑得呛了喉咙，一边咳嗽一边带王石“参观了发票的真面目”。
“他们要发票。”王石又是回到特发的财务室了。
“早开好了，我还纳闷不开发票怎么能收到钱。”小张说。
再次来到养鸡公司财务室，王石“彻底糊涂”了：塑料袋仍然没有用处，却拿到两张一模一样的薄纸——银行转账单。
特发公司财务室的小张告诉王石，这个转账单就是钱，如果对方账上有钱的话。
用王石的话说，在这两来两往的经历中，他“深刻感受到业务知识的贫乏，尤其财务方面，更是个门外汉。” “从那以后，我每天下班无论多晚，都要看两个小时财务书。还学着记账，下月初跟财务的对照。三个月后，我阅读财务报表没有障碍了。”
冯仑1959年生于陕西西安，198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4年毕业于中共中央党校，获法学硕士学位。曾在中央党校、中宣部、国家体改委、武汉市经委和海南省委任职，从事理论研究及企业策划、经营、组织、管理工作。1991年领导创立了万通公司。
1988年，冯仑在海口将1万台彩电批文递给某外贸公司老总这批文是国务院体改所提供给冯仑的“费用”，交换来了30万元，他用这笔钱建起了 海南体制改革研究所。
1989年因政治原因体改所解散，冯仑也“失业”了几个月。此后，他投靠了当时闻名全国的南德集团老总牟其中，最初担任政务秘 书，月薪250元。一年后，冯仑成为牟其中的第一副手，工资也涨到850元，但冯仑很快体会到家族企业的弊端，于1991年离开牟其中。
1991 年，冯仑用3万元从某信托公司换来了500万元投资，紧接着从银行贷来1500万元，开始了房地产经历，很快就挖到第一桶金。
1992年起万通进军 北京，冯仑和潘石屹在北京保利大厦一起吃住达三年之久。后来万通系六兄弟因为在公司发展策略上意见相左而“离婚”，分家时，冯仑对潘石屹说:“我要骂你三个月，骂完之后就说你好话。”作为补偿，冯仑允许潘石屹把万通的成功都归到自己身上。
潘石屹：海南炒房得第一桶金
1963年，潘石屹生于甘肃天水农村，小时候父亲是“右派”，母亲常年卧病在床。命运的第一次转变出现在1977年，这年秋天，父亲平反了，一家人从农村户口变成城镇户口，搬往清水县城。
回城之前，潘家必须将家里所有的粮食拉到县城粮站交公，换成甘肃省粮票，这个任务落到了长子潘石屹的肩上。200多斤粮食，一辆平板车，20多里土路，成年之后的“老潘”身高也只有一米六几，对当年14岁的“小潘”来说，这趟送粮路的艰辛不言而喻，“两个坡道怎么拉也上不去，只好在路边等人帮忙。”
不久，潘石屹转学到县城高中，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次漂泊，“从农村到县城，感觉到生活很有希望!”潘石屹认为，这是他人生的开始。一年后，潘接到来自省城兰州一所中专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在兰州：自我介绍引来哄堂大笑
由于通讯落后，潘石屹很晚才拿到录取通知书，当他一个人踉踉跄跄来到兰州的时候，学校已经开学一个多月了。站在教学楼前，一身行囊的潘石屹不知道应该找谁报到。
“赶了10多个小时的火车，太累了，坐在楼梯口一会儿就睡着了，”潘石屹回忆说，中午时分，迷迷糊糊的他才被人推醒过来。“你是我们班的，跟我来吧!”叫醒潘的是他的班主任金老师。
金老师将这个迟到的学生带到了教室，介绍给同学们认识。“我忘记当时自己说了一句什么话，印象很深的是我刚一开口，全班便哄堂大笑。”潘石屹猜测，那可能和自己的口音有关，直到今天，他的西北乡音依然无改。
“那时候，整天都是低头走路的，从来不看天，到毕业了也不知道学校教学楼究竟有多高，不像现在，每到一个地方一定要先看看他的高楼。”潘说，那是一段埋头读书的日子。
两年后，在全年级600个学生中，潘石屹以第二名的成绩考进位于河北的石油管道学院，三年大专毕业之后，分配到了廊坊石油部管道局经济改革研究室。
1987年年底，潘石屹第一次南下广州、深圳。“从冰天雪地的北方来到鸟语花香的广州，突然觉得这真是天堂，尤其是深圳，每个人都过得那么开心。”
春节一过，潘石屹便变卖家当，辞职南下深圳，到达南头关时，身上剩下80多块钱，这便是多年后外界描述的潘石屹的“创业资本”。由于没有边境通行证，这笔“创业资本”首先是花了50元请人带路，从铁丝网下面的一个洞偷爬进了深圳特区。
现实中的深圳并不像走马观花时看到的那么美好温馨。潘石屹为三餐而奔波，不久进了一家咨询公司，“其实就是皮包公司，电脑培训、给香港人当跑腿的、接待内地厂长经理旅游，什么能挣钱就干什么!”
由于语言不通，饮食不适应，深圳的生活始终让潘石屹感到非常压抑。两年后的1989年，公司正好要到刚刚建省的海南设立分号，认为“不能错过历史机会”的潘主动请缨南下海南，迎来了他自认为最多姿多彩的人生阶段。
“初到海南，感觉就是热闹。街道上谈恋爱的、作诗的、弹吉他的，什么都有，每个人都有梦想，就是没钱。”回忆这段历史，潘石屹眼睛发亮。
不久，公司在海南中部接收了一个砖厂，潘石屹出任厂长。这个厂高峰的时候有400多工人，少的时候也有100多号人，地处山区，管理起来并不容易。
“小偷经常光顾，夜里提供照明的小发电机一个月内被偷过三次，”潘石屹像讲电影故事一样：“人刚刚躺下，电灯突然灭了，那肯定是发电机被偷了，于是便狂追，直到小偷抬不动了、弃机而逃。”更麻烦的是民工情绪问题，有一天，潘厂长正在自己的卧室———一个废弃的水塔里休息，突然一块砖头破窗而入，水塔下面，聚集了上百位谈工资的民工。“想跑都跑不了，只能硬着头皮下去跟他们谈!”
半年后砖厂停产，潘石屹重回海口。随着经济低潮的来临，大部分淘金者都撤了，潘石屹决定留下来碰碰运气。“理个发两块钱还要砍价砍成一块。晚上睡在沙滩上，还要把衣服埋在沙堆里，生怕被人偷了。在别人房间看春节联欢晚会看了一半，便被人家赶走了。”
1991年8月，潘石屹与人合伙注册成立万通公司，高息借贷1000多万元炒房，随着海南经济第二波热潮的到来，在短短半年多时间里，万通积累下了超过千万元的资金。“虽然后来又赔掉了，但让自己找到了胆量。”1992年8月，预感到海南房产泡沫不能持久的潘石屹撤离海南，北上京城。
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怀柔县政府食堂吃饭的潘石屹，无意中听旁桌的人讲，北京市给了怀柔几个定向募集资金的股份制公司指标，但没人愿意做。
潘石屹抓住了这个机会。很快，北京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开始进入设立程序。正在潘石屹暗自欢喜的时候，却接到了有关部门的一个电话：“你们捅娄子了，几个部委领导要联合听你们汇报工作!”
潘石屹来到国家体改委。“一进门，几十位‘大人物’排成一排，我在前面讲，一边念一边豆大的汗水不停地滴在材料上。”
一位领导提醒潘石屹：“小伙子别太紧张，我们只是来听听新政策的实践情况的。”最后，一位司长拿着潘带过来的“股权证”样本称赞道，北京人做事就是规范，一张股权证都这么正规，外地企业有的就拿收据代替，这算是对北京万通的一点正面表扬。这一次，北京万通挖到数亿元的利润，潘石屹开始崭露头角。
1994年4月，潘石屹认识了在华尔街高盛银行工作的张欣，同年10月两人结婚。1995年9月，潘石屹离开万通与妻子创办红石实业，随后开创出SOHO中国的大局面。
1988年，山西人孙宏斌从清华大学硕士毕业后进入联想，很快成为联想企业发展部主管，分管联想北京以外的所有业务，其时，杨元庆仅是联想的一名工程师。
1988年，25岁的孙宏斌进入联想，后成为联想企业发展部主管，分管联想北京以外的所有业务。1989年10月，孙宏斌在联想成立企业部，迅速建立了13个独资分公司，营业额达到2400万元。1990年曾因挪用公款罪孙宏斌被北京海淀警方刑事拘留。
1994年，出狱的孙宏斌怀揣着柳传志借给他的50万元，离开北京来到了天津。在幽静的天津五大道，他租了一个临街的小院子，办起了一家小小的房地产销售代理公司，并给公司起名叫顺驰。
2003～2004年，顺驰创造了一年内同时向十几个城市扩张的纪录。所到之处，顺驰往往高价拍地，他声称顺驰当年的销售收入将达到100亿元，这个数字将远远超过当时行业排名第一的万科。短短两年内，顺驰取得中国地产史上前无古人的战绩，版图扩张至全国10多个省、16个城市。
2004年的宏观调控让他第一次上市融资之路断绝。
2006年，他从经营10年的顺驰几乎净身出门，地价开始飞涨。
2008年，他悄然把雷曼兄弟引入自己的“第二人生”融创，金融危机到来，雷曼破产，上市再成画饼。
2009年底，好不容易熬到路演的一天，投资者又不捧场，定价可能过低，老孙习惯性黯然离开。
2010年10月，融创挂牌前数日，政府再度出令限制购房，融创上市当天即跌破发行价(3.48港元/股)。破发这对于经历过牢狱之灾，及4次IPO(前三次以失败而告终)的孙宏斌来说，不是大事。
现在的融创中国及孙宏斌让业界不能小觑。从2007年至2011年的五年时间里，融创的营收从30.11亿元增长至106.04亿元，净利同期由1.74亿元上升到23.56亿元。
2012年融创中国营收43.02亿元，同比增长224%;净利5.23亿元，同比增长65%;合约销售额125亿元，同比增长84%。在持续的宏观调控形势下，融创是为数不多的可以保持全面高增长的上市房企。
谈及自己多舛的经历，孙宏斌曾对《中国企业家》杂志表示：“人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多吃点亏，年轻的时候不冒险不对。我们的企业是吃亏比较多，再想想挺好的，活得挺精彩的”。
柳传志曾对出狱后的孙宏斌表示过赞赏：“坐了4年牢，还没有沉沦，态度还很积极，年轻人能这样很不容易。
富力集团董事长张力公务员出身，1993年左右和李思廉创立富力集团，从此发迹。
张力1973年参加工作，从工人做起，后来在广州郊区二轻局做团委副书记。1986年，张力任花园村酒店总经理。不久又被借调去筹建白云区政府办公 楼。这段时间里，张力发现自己做生意的秉赋。于是1988年，张力决定辞去公务员工作。最初他是做装修，后来才和香港人李思廉合作创办富力集团。
张力刚开始主要是搞装修，从接小工程起步，断断续续做了5年时间，积累了二三百万元左右;1993年左右，他和李思廉一共投资2000 万元，组建了广州天力地产公司，即富力集团的前身，从此开始了长达10多年的合作。因为资金有限，他们刚开始时候主要以郊区或者城郊结合部地带的楼盘为 主，多是廉价的宅张力----公务员出身基地和市区旧厂房的拆迁地块。
今典集团董事长张宝全军人出身，1990年代初期创办今典集团，从此发迹。
张宝全从事过很多职业，包括下过乡、当过木匠等等。1976年底，他参军入伍，1984年任战地记者随部队上过老山前线，1988年转业后考入北京 电影学院导演系，著名导演谢飞是他的班主任。1992年他来到深圳，打算在深圳发展。后又到了海南，在这里，张宝全得到某金融企业的赏识，他也因此创建了 房地产公司和海运公司，并通过海运挖到自己第一桶金。
张宝全号称京城里书法写得最好的地产老总，是中国作协、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但他父亲是江轮船长，母亲是普通工人，家有兄弟姐妹6人，在他的 成长环境里，很难发现商人或文人的早期教育的影子;以短发形象深入人心的张宝全在就读电影学院期间曾经留过长发;1992年4月，他来到深 圳，住在没有空调的招待所里，曾计划在朋友工厂里打工，要求月薪1000元，但朋友以“你是个文人不合适”为由拒绝;他在海南注册了一个公司，就他 一个人，身兼秘书、打字员、老板等多个角色，有人说这是典型的“皮包公司”。
吴亚军至少在出身上并没有显赫的背景。1964年，她出生于距离重庆五十多公里的合川县(2002年成为重庆合川区)，这里因古代战场“钓鱼岛”而闻名。如电影《岁月神偷》中的场景，住在合川营盘街一大院中的吴家并不富裕，大院十多户人家多年共用一间厨房。
1980年，她考入西安工业大学，学的是航海工程专业，对鱼雷控制系统颇有研究。而她的丈夫蔡奎，当年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读的是通讯专业，熟悉导弹制导，后任重庆机场建设公司副总工程师，“以致公司内部有人开他们夫妻的玩笑说‘一个指得准，一个炸得狠’。”龙湖集团执行董事秦力洪说。
20岁大学毕业后，吴亚军进入一家国营仪表厂做技术人员，一干便是4年。直到1988年进入《中国市容报》做记者。一位曾于1990年前后与吴亚军同在这一报社呆过的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称，吴在做记者和编辑期间并没有太出众的表现，未曾引起同事们的关注。
但也许是在媒体历练过的原因，吴亚军口才甚佳，爱读书。在龙湖没有向全国扩张时，龙湖公司手册及墙壁上的“警言名句”，几乎皆出自她手。一位熟悉她的朋友对南方周末记者称，吴亚军从小喜欢看书，“中学时期常被抓住课堂上偷偷看小说，只是由于成绩优秀，老师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直到1994年，她借助报社平台，成立重庆佳辰经济文化促进有限公司，正式下海经商。公司的注册资本为200万元，当时有四个股东，中国市容报社、蔡奎、吴亚军的母亲高超和重庆亚泰工贸发展公司，各出资50万元，分别持股25%。而亚泰工贸的法定代表人是蔡奎。
据招股书称，第二年，这家公司的注册资本增至1000万元，其中吴亚军和蔡奎分别增加了480万元和270万元的投资，使得他们二人持股比例达到了85%，中国市容报社的持股量被大大稀释，几年后被两人全部收购。
创业短短一年时间，吴亚军和蔡奎就能够再拿出750万元的真金白银，这部分资金从何而来，不得而知。“当时有十来个人左右，主要做装修、卖进口建材，”吴亚军在接受重庆一家当地媒体记者采访时称，“当时我在想，为什么做这个公司?先是生存，然后是挣钱，挣钱完了就是发财，我发财完了就是大家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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