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危机根源于 农村创业环境恶化
2008-10-16 02:04 特别策划

浙江危机根源于 农村创业环境恶化

文 | 黄亚生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各个地区都有民间融资,浙江并不是一个特例,但这种情况在上世纪90年代发生了根本转变:农村金融改革完全走到了相反的方向,农民想创业但不能获得创业资金了。在90年代,浙江变成了一个特例:浙江跟其他地区的区别就在于它当时没有打击民间金融,使农民创业依然有融资途径。

这使得之后的二十多年里,浙江诞生了一批最具有竞争力、最有活力、最贴近国际市场的民营企业。但即使浙江拥有如此大规模的民间资本也不可能创造出一个IBM。大型的现代企业需要全面的、正规的金融体系的支撑。我们可以对比联想,联想资金的主要供给跟中国内地金融体制的关系很有限。它的发展基金主要来自香港。当然第一笔资金是科学院给它的,但是只有两万多美元。上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他的资金基本上都来自香港。联想在香港上市获取了大概7000万美元资金,民间资本不可能达到这样的规模。

企业从作坊变成全球性公司,发展过程中一定需要金融支持,而且一定需要正式的金融和法律体系支撑。如果是非正式金融的话,我借给你100、200块钱时可以依赖”关系”和个人信任。但如果贷款规模达到1000万、一个亿就无法还依赖个人友谊和个人关系这种不被法律保护的契约(所谓”地下钱庄”)。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够看到浙江企业遍地开花,却没有诞生全球性企业。

我们的金融改革犯了一个高昂的错误—只对外开放不对内开放。不光是这样,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错觉是认为前30年我们国家没有在金融方面改革,直到最近才有改革。事实并不是这样,上世纪80年代我们在农村金融方面有诸多举措,但在上世纪90年代因为采取了诸如关闭地区性股票市场和农村基金会,我们金融改革倒退了。

印度股票市场的发展不是依赖政府的扶持,推动印度股票市场的发展靠的是竞争力量。80年代印度孟买股票市场很差,但在印度有其他股票市场和孟买股票市场竞争,孟买股票市场很快发现如果它不能选择更好的、更有前途的上市公司的话,它就会失去竞争力。这和中国的做法正好相反,中国的很多的做法是消灭竞争.我不同意一种看法就是说中国的金融改革仅仅是一个滞后的问题,从现在来看主要问题是我们走回头路了。

像联想,80年代末期是有可能上市的企业,但联想到现在都没有在中国上市。作为中国最好的公司它没有在本土资本市场上市,而是选择了香港,这是怎样的逻辑?很多优秀企业80年代末期本来是有机会上市的,但90年代这扇打开的窗口很快关闭了,现在我们在承担这个巨大的代价。

为什么这么多年中国劳力成本始终处在一个低廉的状态?我觉得应该从更宏观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最重要的原因是上世纪90年代的农村出问题了。中国80年代的金融改革主要在农村,浙江在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农业省,那时候诞生了一批现在有作为的企业,为什么当时中国企业创业是在农村而不是在城市?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金融改革。上世纪80年代农村有大量的金融改革措施,但90年代全部停滞下来,信用社改革、农村基金会被关闭等。80年代农村的资金是净投入的,90年代变成了净流出,农村信用社变成一个吸储机构,变成了地方政府弥补地方财政开支的机构,这些储蓄被用来建楼、买车,完全改变了在80年代被农民拿去创业的现象。而浙江没有改变,浙江和其他地区的区别就在于这些钱还可以用在创业上。

在农村,如果你没有资金创业,你只能出售劳动力,如果整个农村都没有资金支持的话,农民只能到城市去打工,因为资本拥有者座落在城市。这就是为什么广东30年以前做袜子、衬衫,30年后还在做这些东西。广东可能加了一些新的东西,比如电子计算机、甚至汽车等,但出现了一个在全世界看起来都非常奇怪的现象:一般讲从低廉产品开始发展,然后逐渐让位给高端产品,有一个替代过程。但广东不是这样,以前生产服装,现在加上了计算机,但计算机也是劳力密集的那一部分,再加上汽车,汽车也是最后组装即劳力密集那一部分。

世界银行最近有一篇文章,详细分析了一下中国的出口结构,得出的结论十分惊人:30年来中国企业技术没有任何改进。好像生产的产品逐渐高端了,但本地附加的那一部分和30年前相比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这就是影响整个中国制造升级的最主要的问题:如果我是一个企业家,面对的是一个劳动力供应无穷大的运营环境,我为什么要去投资技术,我为什么要搞资本密集型产业?这就是为什么民营企业多年搞的都是资本不密集而劳力密集的产业。

从全世界来看,如果资本变得相对劳力成本比较便宜的话,这时我肯定要上资本密集的产品.但是如果劳动力供给无穷大,相对来讲资本就变得无穷昂贵,那我为什么要去花费无穷昂贵的资本来提高技术呢?我有什么动力这样去做?中国本来是一个劳力过剩、资本稀缺的国家,但问题是我们现在的一些政策再次加剧了这种结果。

如果说湖南的农民可以在湖南创业了,他不必到浙江、广东打工了,那浙江和广东的劳力供应肯定要减少,劳力供应减少的话,资本的稀缺性就会降低,企业主必然就开始投资了,开始搞技术了。马克思讲得很清楚,为什么产生技术,就是因为劳动力变得昂贵了,资本家要省钱,所以发明机器,这个资本论里讲得很清楚。日本是这样,韩国也是这样,他的核心技术都是在劳力变得比较稀缺的情况下产生的,只有那样他们才有积极性搞技术升级。

中国目前很多问题不是枝节性的、细节性的,是结构性的、宏观性的。我不赞成一些人认为农村问题仅只是社会问题,实际上它主要是经济问题,并不是中国社会政策失调了,而是经济政策失调了。

我们可以把广东、浙江跟其他的国家做一个对比:在其他国家移动性最强的不是人,而是技术和资本。因为资金是最容易移动的,工厂厂房也是比较容易移动的,劳动力最具有“扎根性”。但中国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2亿人惶惶不可终日、四处漂泊,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可悲的现象,你听到多少故事,家里老人没有人照顾,小孩没有人教育??

在农村,有人看到最好的房子是在外面打工的人盖的就得出结论,认为打工移民是一种最佳的经济模式,这是莫名其妙的一种的看法,这就好像说香港的“菲佣经济”是一种优秀的经济模式。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菲律宾因为有很多的保姆在香港和其它国家工作就可以富强起来。在菲律宾的村庄和中国一样,在外面打工、 做保姆的人家房子最好。但这只能说明当地创业条件有多差,说明其他留在那儿的人生活条件有多差,他们没有任何其它途径—比如通过创业改变自己的生活。中国90年代形成的打工潮和“菲佣经济”有惊人的相似.

浙江危机和广东危机本质上是相似的。浙江和广东都是劳动力接受省,要解决他们的问题不能仅仅在劳务接受省采取什么措施,必须到四川、湖南、贵州那些劳务输出省采取措施,必须意识到这些地方是问题的根源。

另外我想讲得非常明确的是,政府不应该限制农民去广东、浙江打工。但是政府应该给农民工一个选择空间:他们可以在本地创业或者在本地打工,也可以外出打工。这个选择空间取决于一个关键的条件:农村必须有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我留在农村,我没有办法拿到贷款,没有创业的环境,却还要抚养孩子,要照顾父母,生老病死都要花钱,在没有任何选择的情况下不得不背井离乡跑到广东、浙江去打工, 付出巨大的个人成本。我们要研究为什么中国农民没有选择?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农村金融条件出现了恶化,中国农村创业环境出现了恶化。

(作者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著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王根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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