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的涌现使得节能减排、循环经济不再是赔钱的政治任务，能在其中“淘金”的企业必有独到之处
文｜本刊记者 杜若洋
“这个项目我还不能对外透露”，正在与记者交流的郭东军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是清华大学一位教授，两个人显然在谈论着一家环保公司的投资价值。“如果过早披露出去，会有一批投资机构拥上来和我们抢。他们一定会出更好的价钱。”郭放低了声音。
作为国内唯一一家专业绿色产业投资公司——青云创投的市场分析总监郭东军强烈感受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国家政策支持力度的加大正是构成产业生态转变的原动力。2005年，出台《可再生能源法》;2006年，制定可再生能源长期规划;2007年，国务院成立节能减排领导小组，温家宝总理任组长;2008年，环保总局升级为环境保护部。环境指标近年来也逐渐被纳入地方官员的考核指标。绿色产业的政治环境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革。
同时，新技术和新的商业模式的涌现使得环保节能成为一门生意。动力机制变了，产业的空间和资本的态度也随之而变。
作为资本眼中的新贵，环保节能产业有着明确的行业细分。郭东军告诉记者：“这个产业包含着水污染处理、固体废弃物处理、大气污染处理和节能技术四个核心领域。”在这四个领域中，只有大气污染治理的主角仍然是国企，在其它三个市场中，民企已经独挡一面。
循着资本的足迹，《创业家》在水污染治理、固体废物处理和节能技术三大领域中找到了三家具有代表性的领先公司，它们的营业收入均已过亿，达到甚至超过了创业板上市的要求。相比传统的制造型企业，它们更多地是依靠技术创新和整合上下游链条，典型的“轻公司”模式。而这些资本眼中的新宠还在不断开创新的绿色未来。
污水变“新水”
2001年，碧水源现任董事长文剑平从澳大利亚归国创业，他带回来的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膜生物反应器污水处理技术。这是一项在全球范围内也刚刚起步的最先进的污水处理技术。
膜生物污水处理技术的核心价值在于实现了污水的资源化利用。据碧水源的常务副总经理，创业团队的核心人物之一何愿平介绍，传统的污水处理技术只能使污水达到排放标准，但仍然是微污染水，只能说减轻了水体的污染。“但通过膜生物技术处理的污水则能够达到新生水源的标准，使污水一步到位变成了资源。” 在新加坡，膜生物技术再生水已经成为了四大生活水源之一，被人们称为“新水”。
膜生物技术其实是生物技术和膜处理技术的结合。在北京怀柔庙城污水处理厂，记者见到了碧水源膜生物技术的完整工艺流程。
污水首先经过4层物理过滤，滤除体积较大的固体废物和泥沙后进入生物处理程序。在这里等候它们的是碧水源公司自主培育的微生物群，它由厌氧型、缺氧型和耗氧型三种微生物构成。昏黄色的污水将在厌氧池、缺氧池和耗氧池中各走上一圈。“多种微生物和污水中的有机物构成了一个自然的食物链”，何愿平介绍说。在这个过程中，磷、氮这些主要污染成分会被“大快朵颐”的微生物分解为氮气、二氧化碳和水。而处理池中微生物的浓度极高，足以将污水中全部的有机物吞噬干净。
去除了有机成分的污水带着细沙和大量的微生物来到膜池，在这里它们将得到重生。膜是一种科技含量极高的中空纤维材料，它的表面孔径只有0.1微米，也就是发丝直径的几百分之一。这样细小的孔径只能允许清水透过，污泥和微生物都不能突破它的防线。如何愿平所说——“要么它就出不去，出去就是好水。”
最后，经过臭氧杀毒褪色，污水最终实现了脱胎换骨。清澈的再生水被注入不远处的怀河，成为景观水。而河道内的景观水还会自动沉降补给地下水。半年之后，这些地下水就能够达到饮用水的标准，成为新的饮用水源。通过膜生物技术生成的再生水，其水质比国家一级A标准还要高出50%，与传统工艺相比，占有压倒性的优势。
膜生物技术的优势不仅仅体现在出水品质上，它更是一场污水处理的产业革命。传统水厂建设中80%是土建，20%是设备，而碧水源的水厂则把这两个数字颠倒过来。设备化就意味着产业化，它大大缩短了水厂的建设周期。原来需要一年建成的工程，在碧水源只需不到半年的时间。同时设备化也带来了自动化，节约了大量人力成本。运行一座日处理能力3.5万吨的水厂，碧水源每班只需要3个人，而一座同样的传统水厂则至少需要20多人。
技术优势辅以产业化扩张，碧水源现在已经占据了北京市新建污水处理市场60%以上的份额。1000多个规模不等的已建成项目每年为北京新生水资源1亿吨。在如此众多的项目中，顺义温榆河污水再生工程备受瞩目。这座日处理能力达到10万吨的水厂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膜生物技术污水处理工程。
据何愿平测算，现在中国每年的污水处理产业大概有1000亿元人民币的市场容量，而到2010年，膜生物技术能够占有其中100亿元以上的份额。近年来，西门子、通用电气和陶氏化学这样的国际巨头纷纷通过并购进入到膜生物技术污水处理领域。这些企业都拥有自己独特的技术工艺，出水品质和碧水源一样出色。在中国，它们成为碧水源的主要竞争对手。但碧水源的价格优势和本土化的服务优势发挥了关键作用。“西门子和通用电气两家的市场份额加起来抵不上我一家，”何愿平说。
市场给了碧水源可观的回报。从2004年至今，公司利润以每年翻一番的速度成长。2007年，公司实现净利润7000万元，而同期固定资产仅300万元。这是一家典型的“轻公司”。
另类裁缝
黄振利，光头。端坐在宽大的黑色皮沙发正中，俨然一位黑道“老大”。他脸上的威严，可以察觉，不可言说。
创业15年来，很酷的“黄老大”只做着一个工作——裁缝。他缝制的“时装”，人穿不上，倒是高楼大厦穿来得体。
黄振利的“棉袄”功效神奇，不但能减少建筑能源消耗量、延长建筑使用寿命，而且还减少了白色垃圾生成量和石油耗费量，是名副其实的环保“时装”。凭借这款另类“时装”，黄振利开创了一个新行业：建筑外墙外保温。在15年间，他的振利高新技术有限公司成为了这个行业标准的制定者和引领者。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必然带来能源消耗和污染”，1993年创业之初，黄振利就这样判断：“企业要实现最大的发展就要满足社会最大的需求”。
黄振利为企业选择的突破方向是建筑节能。“建筑能耗占社会总能耗的40%，而取暖与制冷的能耗占建筑能耗的40%，因此降低建筑取暖和制冷的能源消耗对社会节能有很大的价值。”经过研究，黄振利发现建筑节能的关键是外墙外保温，“如果给建筑物穿上一件‘棉袄’。建筑物冬天不冷了，可以减少供暖;夏天也不热了，可以减少制冷。这是降低能耗的有效方式。”同时，外墙外保温技术还能够有效减少热胀冷缩对建筑物的破坏作用，延长建筑物使用寿命。
方向选定了，怎样实现就成为头等问题。在当时的市场上，可供选择的建筑保温材料有两种：聚苯板和聚氨酯。这两种材料都是石油产品，其中2吨石油才能生产1吨聚苯板，而3吨石油才能生产出1吨聚氨酯。“在实现建筑节能的同时又造成对石油资源的巨大消耗，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黄振利说。
当时的中国，塑料泡沫的污染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白色垃圾资源再生成为振利公司的方向。于是，一种叫做胶粉聚苯颗粒的新型外墙外保温材料问世了，这种将白色泡沫打碎后加工而成的新材料可以牢固地固定在建筑物外墙外表面，起到为建筑保温的作用。
振利技术的价值有多大?其新产品投放市场之后，北京市很快就重新修订了地方建筑节能标准，即以1980年建筑能耗量为标准节能50%，折合成供暖耗煤量就是从每供暖季一平方米26公斤降低到13公斤。2003年，北京市再次将标准提高到了节能65%，折合耗煤量为8公斤。继北京市之后，全国各省都根据振利的建筑外墙外保温技术制定了地方标准。现在，振利公司将节能85%确定为建筑节能最新目标，相关研发也正在进行之中。
振利技术在减少垃圾生成量上也取得了极佳的成果。十几年间，白色泡沫垃圾的身价倍增，从一文不值涨到了现在的6块钱一公斤。现在，单一的白色泡沫已经不再能“填饱”振利的“胃口”。可乐瓶、光碟、废纸、废轮胎、秸秆、粉煤灰和矿砂等等，这些生活和工业垃圾都成为了振利公司的“时装面料”。
“在建筑行业中，没有人不知道黄振利和他的振利公司。在建筑节能领域中，振利公司的技术能力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某投资公司高层对记者说，这家要求匿名的机构正在准备投资振利。
黄振利创造了一个行业，但这个行业却并不属于他。振利公司并未成为行业中的巨无霸。2007年，振利公司销售收入1.5亿元，在全国外墙外保温市场中的占有率尚不足1%。这个数字和它在市场中公认的领袖地位存在着严重的错位。
在黄振利看来，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是国内对专利技术的保护不力。黄振利按照规则为胶粉聚苯颗粒申请了专利，向社会充分公开了技术细节，但此后的技术“盗版”风潮让他措手不及。“现在全国在盗用我们专利的公司不少于5000家，还有一个说法是上万家”，而各级政府对专利的保护又常常处于缺位状态，打击侵权者的成本已经超出了振利公司的承受能力。这些侵权公司造成了外墙外保温市场的恶性竞争，低价低质产品充斥市场，大大压缩了振利公司的市场空间。
“创新企业面临非常尴尬的境地，创新就意味着无私的奉献。政策为跟进者提供了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黄振利说。
但在青云创投市场分析总监郭东军看来，振利公司面临的问题同公司早期的战略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他们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产品研发和行业标准制定上，相对忽视了市场的开发。”现在，振利公司拥有40多项专利，每年推出至少一款新产品。其核心技术还被写入了外墙保温行业标准，含标准的专利成为振利公司的独有特色。“我们很难说这种模式就是失败的。一旦有一天企业爆发了，我们会把这十几年的历程称为厚积薄发。”郭东军说。
当然，最能诱惑资本的还是外墙外保温巨大的市场空间。黄振利介绍说：“现在我国每年新建建筑面积在20亿平方米左右，而每平方米的造价中应该有5%—8%用于外墙保温。”
节能麦肯锡
不花钱就挣钱!
陷阱?不，这是现实。
“节能的企业是不能花钱的，一定要通过节能的效果为企业创造价值。”聂民说。他的珠海慧生能源公司正在为中国企业打造“第二利润中心”，而实现“第二利润”的途径就是节能。
珠海凯迪克酒店是聂民手中的样板。这家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的四星级酒店2005年耗能总量相当于1184吨标准煤，能耗费用达350万元。但在慧生能源介入之后，酒店没有花一分钱，年能源消耗量就降低了680吨标准煤，费用降低了173万元。节能和节支率都达到了50%。
慧生能源到底在导演着一场怎样的“节能魔术”?
“中国的节能产业正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这是聂民谈话的一个核心命题。在这位有着10多年节能科研经验的董事长眼中，中国人对节能的理解还停留在设备节能的水平。“国家提出的‘十大节能工程’也都偏向于设备节能和材料节能。这是一种悲哀!”
聂民以其一个新客户北京某大型酒店为例，该酒店曾在某些领导的“推荐”下引进了大量节能设备，还为此被评为北京市“节能先进单位”，但其实际年能源消耗费用却从改造前的1600万元上升到了改造后的2000多万元。
“做中国节能服务领域的麦肯锡”，慧生能源自我定义。作为一家“轻公司”，慧生能源的核心业务很简单：对企业进行耗能诊断，在此基础上提出整体解决方案，并为方案的实施投资。而相对“笨重”的周边业务，比如设备的制造和工程的施工，公司都实行了外包。
在凯迪克酒店整体改造中，慧生能源的整个方案包括了冰蓄冷系统节能改造、余热利用节能改造、空调系统节能改造、采暖系统节能改造、太阳能热泵热水节能改造、电力三项平衡系统改造以及中控管理、远程控制等8项内容。据酒店汪志来总经理介绍，其中的太阳能系统一年能够节约40万元左右，三项平衡改造能够节约20万元左右，冰蓄冷系统更能够节约高达百万元左右的消耗，仅这三项就能为企业创造可观的“第二利润”。
慧生能源的拿手好戏不仅仅是整合设备和资源，砍设备的本事也是一流。在凯迪克酒店，太阳能系统和余热回收系统改造让所有的锅炉都成为历史，为企业省去了全部的柴油能耗，还降低了污染。
慧生能源的另一号召力来自“自掏腰包”搞节能。在整个能源改造的过程中，客户企业不需要花一分钱，所有的财务成本都由慧生能源来承担。在凯迪克酒店的改造中，慧生能源投入了400万元左右的资金。而一些工业企业的改造投资额更大，“一般都在几千万，甚至上亿。”聂民介绍说。
这岂不是赔本的买卖?
当然不是。慧生能源通过合同能源管理(EMC)的模式来实现自身的利润，也就是在合同规定的年限内以固定的比例和客户企业分享节能所产生的能源费用节余，合同到期后所有设备归客户企业所有。慧生能源和客户企业的签约年限一般为10年，每年要提取能耗节余费用的60%—80%。聂民并不隐晦自己的成本回收周期，“最多3年就可以收回全部投资，投资较小的项目1年就能够收回。”
聂民坚信节能服务行业的巨大空间。“没有一个比节能更大的产业了。全社会能源消耗的30%就是这个产业的空间。”2008年公司制定的目标是签订20亿元的合同，但刚刚到3月底，这个数字已经基本实现，“估计全年能签下50亿的合同，”聂民说：“企业太需要我们这样的节能公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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