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中国商界的潜规则，老海归刘修才经历了一个从梦想到现实的痛苦轮回
口述｜刘修才 ?采访并整理｜本刊记者 杜若洋
碰壁
1977年春节前的那场大雪留给我刻骨的绝望。
1974年，我高中毕业。和所有同龄人一样，我毫无选择地成为了下乡知青，我当时下定决心要一生扎根农村，用双手改变农村面貌。我是村里的生产队长，是重点培养对象，但我的满腔热情只持续了一年。当时，我直接参与村里的很多重要决策，看到官僚们太多的腐败，几乎感觉不到有公平正义可言，这对我打击极大。
1976年，我们为一座大坝修筑溢洪道。第二年春节前，我让其他人都回家了，自己留下来看工地。一个早晨，我打开工棚门，发现外面漫天大雪。在那方圆几十里没有人烟的地方，我一个人站在大雪中眼泪止不住流了出来。我问自己：“我的一生就这样度过了?”在那一刻，我的人生触到了谷底。
恢复高考后，我义无反顾，在中国科技大学找回了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以当农民的劲头学习。宿舍里有四个人，我们上厕所、在食堂排队，手里从来没有离开过词典，每读一门课，就要把科大图书馆里的相关书目全部读完。我在中科大一直读到博士，导师是两弹一星的元勋杨崇宗。我是个拼命三郎，做试验非常投入，在试验状态中我一般是想不起吃饭的，几乎都是导师给我打饭吃。但杨教授没有自己的实验室，我只能借实验室做课题。因为我做的比较顺，后来其他老师都不准我再用他们的实验室。有人鼓励我，说国外是年轻人的天下。于是我放弃在科大的学业，出国从头开始。
在美国，我遇到了一位非常严谨的导师，学术界很多人都怕他，但他非常喜欢我。在他的实验室里，我拿到博士学位只用了1年，之前最快的学生用了8年。后来导师推荐我到一位世界一流科学家那里做博士后，但我发现他经常剽窃一些年轻科学家投稿中的成果，给自己的学生做进一步研发。原来大科学家就是这么回事，好像当年在农村一样，我觉得自己最崇拜的东西染上了污点，信仰瞬间颠覆了。
完成博士后，我在一家知名的美国医药公司里做了一段时间。1994年，北大在搞一个生物城，国内只有我是在国外大公司工作过的海归。我和北大商定搞一个公司，我作价100万美元作为无形资产，同时兼职带一些学生;北大出资200万美元，占55%的股份。与北大谈好后，我把美国的工作辞了，等回到国内，北大告诉我没钱，我被忽悠了。
这个时候，四通集团正想投生物医药，经人介绍，段永基找到我，没谈多一会儿，他就答应投资400万美元成立四通医药，我担任CEO。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商业。我在中科院发现了一个做了10多年的生物发酵项目，但一直没有商业化。我说服董事会把这个技术买了下来，后来一个美国公司开价2000万美元购买，虽然没买成，但它给四通带来很大震动，他们这才知道原来生物技术能发大财。我们在技术上做得不错，但我不懂管理，经常被业务员骗。他们把企业的预收款放到自己的公司，我都不知道。我是个结婚时连喜糖都不会送的人，但销售员回来永远和我说医生、院长、药房主任要送多少钱，我感到白衣天使都变成了坏人。
后来四通改制，成立了北大四通药业。大家都看好我们，插手的人多起来，公司产权也不清晰。当时我已经干了快3年了，老段说，所有人的工资由公司决定，修才的工资自己决定，这么一说我也不好给自己开工资了。
我渐渐明白，在中国商业界不能简单地信谁，我决定不做了。1996年圣诞节，我辞职回到美国，把自己所有的股份赠送给了公司，大概价值200多万美元。这段经历和我后来改做生物化工关系很大，因为药这里面灰色的东西太多了。
委屈
我断然离开四通，拿着在美国卖房子得到的15万美元，在1997年创办了凯赛。我首先确定不做和政府打交道的事，这方面我们不擅长，一些批件拿不下来。我和团队里的人觉得，生物技术和工业相结合是有潜力的，就选定了生物化工作为公司未来的主业，但用15万美元做实业是远远不够的，为了快速解决资金积累的问题，我们把技术转让作为切入点。
在美国，医药是一个很长的产业链条，每一个环节都很专业，但中国的科研却很粗放，没有人做科研项目的市场化运作，很多项目停留在实验室里。于是我们从中科院和很多大学那里收购了大量技术，进一步完善它，让它具有国际商业价值。我们会告诉国际客户，这项技术能够为你降低多少成本，增加多少利润。有时就是一层窗户纸，但是国内的人不了解国外的市场，不了解国外每家企业的技术瓶颈和成本结构，所以他们就做不了。
凯赛最初的三年扮演了技术孵化器的角色。到2001年准备进入实业领域的时候，我们的资金已经够投资一半工厂了。从挣钱的角度说，那是我最轻松的日子，团队里我只负责和国外公司的交流与销售，不用和政府多打交道，少了很多麻烦事。
吃饭不用愁了，我就总在想为中国做点什么事。一个国家总要拿出一些硬东西来说话，生物化工这个领域就是中国人的机会，我们这一代人能够为它铺一点基础。我想选择一个产品参与世界竞争，把一个公司、一个民族打出去。2001年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翅膀硬了，有实力开始实现自己的梦想了。
我们选择的第一个产品是长链二元酸，主要用于制造特种尼龙。现在，我们是世界第二大长链二元酸生产商，生物法产品市场中占有率达到了95%。其实，从中国的产业环境来说，我们现在做这个事情有点勉为其难，很多事情应该是政府想的，我们替他想了，但政府却未必支持我们。
从生物化工的角度看，我们国家的资源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抗衡，但我们的政策却落后太远。美国政府有一部类似白皮书的生物科技发展规划，欧洲也有。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在根据自己的国情进行分析：我有什么资源?根据这些资源我应该做什么?中国却找不到这个东西。为什么呢?因为这很辛苦。我不知道中国有多少人能把国外那些资料都读了。读起来真的很累，我自己就经常要读到半夜。我不但读，还做比较、分析，花了很多时间，我们公司还把调研做到了非洲、巴西、澳大利亚等国。试想，一个国家都没有几个人在做这个事情，那么多资源都被浪费掉了，你还能希望这个行业在国际上有竞争力吗?
更悲哀的是，政府一方面不去做该做的指导性的工作，另一方面又有作为，所有和企业成本构成相关的要素基本都被她控制起来，给企业运行增加了很多额外的成本，在国家内部浪费了太多的资源。
社会给企业塞进来太多东西，这些东西不创造价值，都是成本。以电为例，现在企业要支付的电价是理论成本的10倍都不止。问题出在哪呢?不是政府把钱拿进了自己的口袋，而是因为政府管制造成的。发电企业发出的电不能直接卖给企业，而要卖给电网，电价由发改委来核定。发电公司就抬高成本，本来50人的活儿可以弄成500人，这都要体现在电价上。同样道理，再经过电网和电站两个机构，电才能卖到企业手里。每一个机构都养一大帮人，每个人都靠这个吃饭，这些人都是不创造价值的。
其实，这不仅仅是电力系统的问题，只要企业有利润，政府部门就想尽一切办法给你追加成本。比如说污水处理，环保局要给你装两个探头，还要装监控设施监控这两个探头，最后还要再养两个人操作这个监控设施。这些都由政府来实施，但钱要企业出。总之，围绕一个由头，有些部门能够不断创造，最终创造出一个产业。
我们做实业这么辛苦，但感觉很痛心。本来花了很大精力想为国家和政府做点事，可恰恰要花最多的精力来对付她。在我的日常工作当中，只有不到20%的时间关心凯赛的销售和技术，80%多的时间都在关心政策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和地方政府之间又发生了什么问题?其实，很多政府官员很有理想，很想为企业做点事，但有些事他们不做要犯错。中国在这一块有很大潜力，如果能释放出来，中国经济就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了。
我们这一代人吃了那么多苦，读了那么多书，现在老老实实在这里干活儿，充满民族感和使命感。但如果政府资源不配套的话，我们的收效和努力就会不成比例。实业做了将近十年，我最深的感受是委屈。
(刘修才系凯赛生物产业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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