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和平 我们处在知行两难的时刻
2008-10-16 01:55 封面故事

他究竟停在了哪里,是雍正治下的帝国,还是大明王朝的1566年,是“寡趣”的今日之刘和平,还是1566年舍身求法、试图拯救帝国的海瑞?在历史里他是入世的,在现实中他又是出世的

文|本刊记者 周一

在见到刘和平之前,曾猜想他会选择什么样的地方安置自己: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他捏着一根烟,瘦削的身体站在风里,衣袂飘飘,就像是从历史里走出来的古人。

门打开了,在左手的屏风背后,放着一张茶几、四个藤椅,这是他会客的地方;地上放着明黄色的蒲团,每次开始写作之前,他都会在此焚香跪拜;他从蒲团旁边的门里走出来,两旁甚至身后都是层层叠叠的木隔断,这使我联想到“密室”。

他和他笔下的人物似乎总难分得开,无论是《雍正王朝》里的帝王,还是《大明王朝》的海瑞,他们都具有一样的特征:具有类似自虐式的道德追求,一生都是劳动模范,没有生活,任何人都很难亲近,孤独死去,生前身后都是骂名。

这也是刘和平的生活(暂时去掉最后两条):每天早晨5点钟醒来,7点钟到办公室开始写作,晚上6点钟回家,喝点粥,吃点菜,洗澡上床睡觉,第二天照旧。尽管由他任编剧的《雍正王朝》和《大明王朝》被评论界认为“创造了历史剧(帝王剧)的最高峰”,他本人被称为金牌编剧,但刘和平认为他并没有拥有成就感,“也许曾经有那么一刻,但很快就在瞬间释放了。”

几年前刘和平曾感受过那个瞬间,《雍正王朝》在央视一套播出时,刘和平在饭店里吃饭,旁边一桌人一边吃饭,一边催促着:快点快点,吃完去看《雍正王朝》。“他们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当时感觉很快乐,”他斟酌了一下说道,“或者说是欣慰”。

或许那一瞬间过早释放了他多年笔耕应获得的享受,之后那种感觉距离他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他说创作过程并没有为他带来乐趣,“不知道乐为何物”,“我是一个无趣的人”,“不工作就不会出门”,“从来不旅游”,“对别人感觉有趣的东西总是很散淡”。

他说,雍正和海瑞是一种人,他们的一生只奉献于一种目的——“舍身求法”,他们对“舍身”充满了自虐式的狂热。“为什么你不把他看成是自律呢,今天我的富足使我们觉得他们是自虐,但是他只有那个心思,他的奋斗、他的人生目标、他的人生观只有一个,我生下就是干这个不是干别的,我的苦难是为了更多人不再苦难??”

在《大明王朝1566》的自序中,他写道:嘉靖和海端,一位是最高权力境界的孤独者,一位是最高道德境界的孤独者,我与这两位孤独者有着非常强烈的感悟共鸣。他们都生活在困境之中,嘉靖把自己变成了最大的囚徒,二十七年不上朝,足不出丹房,自己软禁了自己;海瑞在自己的精神中建盖了一座牢房,为原则可以牺牲一切。两个人都是精神的囚徒,但他们互相懂得。

他懂得他们。

一度我有些怀疑,2008年8月12日,我在阴郁的天气里搭上了一辆车,穿过光灿灿的鸟巢,从东三环那些密密麻麻闪亮如银的建筑前飘过,搭上电梯从17层走出来,进入这扇门,真的穿越了时空遇到了历史上的某位古人。

那间我至今仍感觉到晕眩的房间或者就是刘和平穿越时空的隧道,他从世俗世界里走进来,在这里焚香跪拜,坐在蒲团上慢慢“空掉自己”,“把自己空掉,让他们(雍正、海瑞、嘉靖等他笔下人物)进来,而且附体,或者你附到他们身上,然后说他们的话,做他们的事??”门外是2008年的中国,门里是1566年的大明王朝,“有些东西很神奇,心思用到极致你就能抵达了”,他说。

这使我想起了人称“戏痴”的梁朝伟常遇到的障碍,戏已经结束了,他还在角色里出不来,“现实不及他塑造的人物,他喜欢那里的丰富多彩,他愿意停留在那儿”,刘和平说,“这很容易理解”。

问题是刘和平究竟停在了哪里?是雍正治下的帝国,还是大明王朝的1566年,是“寡趣”的今日之刘和平,还是1566年舍身求法、试图拯救帝国的海瑞?在历史里他是入世的,在现实中他又是出世的,他究竟停在哪里?

采访结束,当身后的那扇门轻轻关闭,从17层的电梯再回到明亮、混乱的大街上,突然间很庆幸我又回到了这世俗的热闹里。

我们处在一个知行两难的时刻

我不想谈王朝历史,王朝历史都是一样的。在2500年前的老子、孔子,后来孟子、庄子的时代我们完全形成了我们称之为基本觉悟的时代。但今天是一个知行两难的时期。在经济发展快的时候,想降低速度以降低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总是减不下来,这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是知行两难,在中国特别突出。

经济对于每一个人每一户来讲就是财富,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今天我们的经济秩序并不是那么好,我们的经济发展秩序失序和我们的体制处在一个知行两难的时期。我们的体制里有几千年传统文化留下来的东西,有时候他有比较强大的优势。

比如说这次四川大地震,可能其他任何一个体制的国家和民众都很难做得这么好。

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积淀的就是恻隐之心,这种恻隐之心生存在每个人的遗传基因里,包括他的生理遗传基因和文化遗传基因。大家都说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但是中国人这种恻隐之心不需要宗教,他一下子就会起来,我经常说“我看他人死,我心热如火,不是热他人,看看轮到我”,就是推已及人。

孔子特别强调仁者爱人,其实佛教也是这么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很多东西,没有那么直接但生存在人们的文化遗传基因里,可以引起人们的恻隐之心。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讲究可以共患难不可同富贵。中国人共患难的时候特别团结,同富贵的时候勾心斗角。经济发展时人人拼命赚钱,你说是创造财富也好,积累财富也好,但这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竞争、对立。尤其又基于经济秩序失序时,这种对立将特别突出,不像西方发达国家,他们的经济秩序已经比较完善,是你的就是你的,是我的就是我的。但中国不同,说得极端一点,在商业自身的相对正确秩序建立之前,商业的本质是掠夺的,不是掠夺于人就是掠夺于自然。

商业有精神吗

有一个机构曾要我去讲“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商业精神”,我想来想去,现代商业有精神吗?后来我发现现代商业是有精神的,因为精神的基础是建立在道德之上的,这一点毫无疑问,现在很少有人愿意说道德,所以也很少有人谈精神,因为精神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的,没有道德基础,精神就没有滋生的土壤。

我觉得商业社会全面形成后,最重要的就是职业道德,职业道德发展到一定阶段就是商业精神,所以商业还是有精神的。最原始最简单的就是我们从前说的“童叟无欺”。我们现在讨论郎平出任美国女排教练,中国国民是支持还是反对,这里面就牵扯一个商业精神。郎平与美国签定了商业契约,这个契约应不应签是第一个,第二签了之后她应该怎么做?现在中国人确实观念进步了。有一个调查,支持郎平出任美国女排教练的有5000多人,反对的有700多人。大家能够理解,理解接受聘请就应该尽职,甚至赢了中国的话,中国人站起来为她鼓掌,那我们的观念才真正进步了。商业社会里最重要的是契约精神,当职业道德高于公德时,中国社会就真正进步了。

因为公德可能往往是一种情绪,职业道德是一种理性的认同。遵守契约的经济秩序一旦形成,经济发展就会进入良性的发展。

我觉得我们要提倡职业道德高于公德,职业道德是在一个行业大家已经认同的一种规范,各行各业的职业道德总和就是今天的经济秩序,现在最重要莫过于建立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经济秩序。

你也可以把我界定为一个创业者,中国太需要创业者了。人类为什么能不断进步?一部人类历史就是人类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创业精神。

雍正与海瑞,他们相互懂得

对历史我并不是迷恋,我们的责任就是去发掘人心中深层的心理奥秘和隐蔽的心理动机。每个作品都是作者加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合。作品里有很多东西并不是我的,但他里面一定有很多的东西是我今天所有生存社会关系的总合,反映到我的思维里面来,包括过去的、我的父亲我的祖父我曾祖父遗传基因等,这些东西是一切的社会关系的总合。到我这里把它表现出来,就成为一个作品。

当然每一个作者都有个人的价值取向、感情倾斜,雍正和海瑞之间共同的东西是什么?舍身求法。这个法应该是一种精神,就是鲁迅说的,那些舍身求法的人,埋头实干的人都是中国民族的脊梁。这两个人一个帝王一个官吏,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舍身求法。

首先这两个人都舍身。雍正大可不必,他做皇帝了,但他的勤政是一般人都做不到的。他是一个劳动模范,他不用自己已经取得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去享受人生;他天天疯狂的工作,为了他的爱新觉罗姓氏,也可以说为了国家拼命的工作。他为此得罪了无数人,包括既得利益集团,所以我说他是求法。比如他把人头税改成摊丁入亩,他用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利追求公平公正的原则。为此他不惜牺牲自己,把他能够享受的所有幸福快乐的时光都牺牲了。海瑞同样,他最后死了连棺材都买不起。

他们一位是最高权力境界的孤独者,一位是最高道德境界的孤独者,他们相互懂得,我与这两位孤独者有着非常强烈的共鸣。

孔子代表了人类的基本觉悟

我想写一个舞台剧,大型舞台历史剧《孔子》。为什么想写孔子呢?我觉得现在要好好跟大家说一说基本觉悟,孔子代表人类的基本觉悟,现在大家不谈基本觉悟,不认识孔子。我写孔子不会只写他一人,我会打破时空写,我希望孔子能够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释迦牟尼对话,他贯穿一部中华民族史,他会跟董仲舒对话,会跟汉武帝对话,也可能会跑去跟陶渊明对话??孔子会进入不同的时代,会跟不同时代的人对话,甚至跟陈独秀、跟鲁迅??自从孔子诞生以来他始终跟我们所有的时代在一起。

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基本觉悟只出现一次,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才会出现,出现以后天不变,道义不变,不变就是基本觉悟。一万年过去,十万年过去,如果人类还存在基本觉悟,那他还是不变的,这就是基本觉悟。比如说“以德报怨”好像是很高的境界,孔子认为它是错的,“以德报怨,何以报德”,所以他告诉他的学生,“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就是基本觉悟。现在我们缺乏基本觉悟,我们每天都生活在基本觉悟中,但可能我们每天也都处在对基本觉悟的挣扎与怀疑中,我们需要孔子,我们需要与他同行。

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商业精神之间有关系的话,那就是“基本觉悟”。现在我们提倡和谐,和谐这个理念就是一个基本觉悟,最能体现和谐的是交响乐,它能够充分的尊重差异,极大的包容不同,然后这就是和谐了,差异和不同永远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