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退出了制造业。事实证明，我是那个工业园里唯一一个全身而退的人
口述 | 浙江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晓楠（化名） 采访 | 本刊记者 刘涛
温州的小企业正在遭遇毁灭性打击。我想说的是：不要同情温州，不必关心那些小企业的命运，不要抗议宏观调控，要迎接它的到来。我是1960年代出生的温州人，这些话从我这样一个土生土长的草根企业主嘴里说出来，大概很多人会觉得难以理解。
我亲历过几次宏观调控，十几年来，每到这个时候，我都觉得自己是个受伤者、受害者。调控来了，我到处拉关系、找朋友，渴望得到同情和帮助，心里总是想，再熬一熬，很快就过去了。但这一次，我的想法变了。我希望宏观调控来得更猛烈些，更彻底一点。在我看来，这一轮调控就是一场革命，它要革的就是那些改革开放30年来，剥削弱势群体、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中小企业的命。它们是上一轮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也是这一轮被淘汰的对象。
作为一个温州商人，我的态度为什么突然有了这样180度的大转弯呢?它缘于我在4年前做的一个决定，自那以后我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闷头做制造的人所想象不到的世界。
从1991年我第一个在温州做电蚊香器，到1994年去做房地产，2000年做服装贸易和加工，几乎宏观调控每来一次，我就被打击一次，然后换个行业，用和过去一样的方式做不同的买卖。在温州，不管你造什么，规律都只有一个：雇便宜的工人，做低端的加工，利润被客户越压越薄，最后连工人的工资都付不起。
我当时想，一定要给自己找条出路。我去了浙大、北大、清华，上EMBA的课程。有一次在国家行政学院上的一堂课让我想明白了一件事，如果退出制造，我有5%的生存希望，继续这么下去，就是100%的死亡。
回到温州，我立刻开始清理工厂的资产，一个年产值5000万的企业，卖了1000多万。在我们县里，我是引入外资的第一人，我的企业是县里的一面旗帜，地方上的所有媒体都采访过我。现在，我成了第一个决定退出的人，承受的压力很大。那真不得了，股东、家人、朋友、政府领导轮番轰炸，身边对你有希望的人全都反对。
我退出了制造业。事实证明，我是那个工业园里唯一一个全身而退的人。后来退出的企业，要么工厂被查封，要么被起诉，现在连那个工业园都被改造成了住宅小区。
离开制造业以后，我走出了温州，在国内外很多城市待过。我一度深深地被国美模式打动和震撼。我看到了一种新的游戏规则，而且知道了，只要我手中有资本，我就可以和制定新规则的人站在一起。
当你运作的是资本而不是产品的时候，你的思想就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的世界。
近两年，我以5000万元注册成立了一家资产管理公司，准备募集10亿元，做中国本土的股权投资。今年，很多人想介绍做高利贷的给我认识，据说他们有的人手里握有数亿元资本。我见都不见，我看不起他们。今天温州企业遭遇的毁灭性打击，有相当一部分就是他们造成的。我自己做过企业，我知道他们是企业的吸血鬼，把企业主一步步往悬崖上逼。所以我说，以后这种人不要介绍到我这里来。我要做一种健康的投资，一种代表浙商未来的投资。
可是，做投资后我越来越发现，投资在浙江很难做，你很难找到合适的投资对象。作为在外温州企业家联谊会的副会长，我掌握很多企业的资源。我不停地和一些熟识的企业主说，不要再做这种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了，这个世界上有太多新鲜的事物，新鲜的模式，你为什么不去学习、不去用呢?你完全可以把资源集中起来去打造品牌、建设渠道，把生产外包出去，中国最不缺的就是工厂。但是没有用，他们听不进，他们不想改变，他们就是想按照原来的样子走下去。
后来我明白了，你指望让这些企业自发地转型，不可能的。30年了，他们始终都是这个样子。只有靠宏观调控，引发一场革命。要革命就会有流血，有牺牲，有一批企业要死掉。但没关系，死掉一批还会起来一批，没有死亡就不会有新生命的出现，这是一种规律，也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所以，让宏观调控来得更猛烈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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