摧毁大陈的是“4把刀子和1根绳子”，还是人们富足后的心态
文 | 本刊记者 刘涛
7月26日，我们来到传言中已是风雨飘摇的大陈镇。
“中国衬衫之乡”的大牌子立在公路一边，道路两边大大小小的制衣厂随处可见，只是10家中至少有3家大门紧闭，楼上的窗户半开着，厂房空空如也，没有机器，也没有工人。有的工厂已经摘下了公司的牌子，在墙外贴出“厂房出租”的横幅。
在朋友的介绍下，我们认识了陈星星。他是大陈本地人，1983年出生，父母是镇上400多名制衣厂老板中的一员，十几年前创办了威达制衣厂，现在已经做到年收入1亿多元的规模，陈星星亦是股东之一。星星说，2008年以前，他从来不懂什么叫宏观调控，甚至没听说过这个词，今年全明白了。当地人形容，2008年来了“4把刀子和一根绳子”，“刀子”是指原材料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用工成本激增、外贸困境，“一根绳子”是信贷紧缩。“绳子”和“刀子”合起来就是宏观调控。
在大陈镇街上行走的，90%都是外来的务工者，江西、安徽人居多，但今年，镇上的工人和外来的客人都少了很多。一个拉三轮的江西大姐说，往年她在这里一个月能挣2000多，今年最少的时候只有500多块。今天，他从中午11点到下午3点遇到我们之前，只拉了一个客人，挣到3块钱。到了晚上，车间里灯火通明，工人加班到十一二点的厂子，不是很多了。在工厂大门外的夜市上，卖小吃的摊主们只能等到零星的几个下夜班的工人，生意越来越难做了。
陈星星带我们见了他62岁的伯伯。在这位观察者眼中，改革开放几十年，大陈从没遭遇这样的冲击，而且一直是正面典型。
文革期间“学大寨”，大陈是先进单位，出了两个全国人大代表。改革开放后，大陈人先是给蒲江、诸暨的制衣厂加工，后来全国的衬衫生意渐渐地转到了大陈，全镇人开始一哄而上地做衬衫。那场面是现在的很多大陈人怀念的，生意多的做不完，每年不等正月十五过完，大年初三就有人上门要活。镇上的每个厂房都会传出机器的轰鸣声，车间里换气用的鼓风机把每条蓝布窗帘都吹的像涨满的帆一样鼓在窗外。工人们每天成千上万次地压领子、缝扣子、把一堆一堆的布片对接成一件完整的衬衫。
日复一日，人与机器昼夜不息，大陈人积累了财富，也给未来种下了苦果。“大陈企业的开口奶没吃好，就像小孩子，他生下来吃到的第一口奶很重要。大陈的老板很多是种地出身，老婆在家踩缝纫机，丈夫在外跑市场，他们不靠管理不懂制度就把企业做起来了，可他们并不知道不能一直这样下去。”陈老伯说。
厂子一成不变的经营，但老板们生财的方式却不仅仅是生产衬衫了。大概在三四年前，大陈镇上刮起了“地下钱庄”的旋风。在大陈，本地人都姓陈，户与户之间没有十代以上不连亲的，亲朋好友之间的信任成为民间借贷生根发芽的土壤。陈星星一个同学的母亲，原来在银行的信贷科上班，她认识了民间借贷圈子里的人后，辞了职，专职在亲戚圈子里搜集资金，做高利贷。“把钱放给她和放到银行里比，收益要高出很多倍，而且我们很信任她，知道她有偿还的能力，不会携款逃走。”陈星星的同学说。
前些年，大陈的老板把钱放给别人，他们是债主;这两年，大陈的老板有不少负债累累，甚至如张政建一样外出躲债。一位与当地高利贷有来往的人士说，大陈老板借钱，有的是做多元化经营，摊子铺的太大，又不懂经营，资金链断了，还不起债;有的是借钱去澳门、缅甸赌博，一掷就是几百万上千万。“有几家工厂，大门外债主排成十几米的队来讨债。厂里的老板照样开着豪华轿车，后备箱里放上一麻袋一麻袋的钱去赌博。”这位知情人士说。
现在，大陈镇上一些有名的企业连高利贷都已经借不到了，因为放贷的人知道，他们已经不可能有偿还的能力。没有人知道，镇上的“陈老板”们有多少能挨过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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