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 两条路两重天
2008-10-16 02:20 特别策划

品牌与外贸,不同的路径选择使他们的命运截然两分

文|本刊记者 杜若洋

七月末,台风“凤凰”刚刚掠过温州,从永强机场到市区将近二十公里的路程,两旁连排的树苗几乎全部被台风连根拔起,横倒在路上。这几乎就是一个对现实的隐喻。在经历这场比“凤凰”更为猛烈的危机席卷后,大量中小企业陷入了生死劫。

据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的统计,温州有20%左右的中小企业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奥康集团的一份内部资料更显示:温州的制鞋企业倒闭率达30%以上,2000多家打火机厂仅剩下75家。

跌倒还是挺立?一年多来,这个最具创业精神的城市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阵痛。“我们的企业和所有企业面临的问题都一样”,这是采访过程中《创业家》听到的最多的话。同样的困难,并不意味着同样的前景,疾风暴雨中,温州正在裂变。

黄国华非常非常后悔。2006年,他还是一个小制衣作坊主,接一些外贸加工的小单子。因为感到生意好,2007年他把企业规模从80个机台(即缝纫机台数)扩大到了300个机台,注册资金从50万提高到了800万。在投入了三百多万启动资金后,等待他的却是一场空前的经济困局。

“我们现在接老外的单子就是保本,如果不做,我们自己也就死掉了。我现在根本就不敢想赚钱,就是想把工人留住。”每月40多万的工人工资、1万5千块的水电费、大量需要垫付的原材料费用,压得黄国华和他的乐达制衣喘不过气来。“什么都涨价,就是老外不给我们涨价。你一涨价,他就跑到越南、印度去了。”

但即使不涨价,加工企业的大量国际客户并未因此选择留在温州。乐达总经理刘达亮说:“今年老外减少了大概70%。以前差不多两三天就有一个客户过来,现在两三个月很难有一个客户过来了。”

“如果还是以前的规模,我早就把厂关了不干了,但现在钱都投下去了,不干不行。”一方面是黄国华骑虎难下,另外一方面他的一个“穷光蛋朋友”却因为转行做了高利贷,两年间把200万做到了上亿,“车好得不得了!”

黄国华生产的牛仔裤最终每条在美国的售价大约是5美元。在温州服装协会会长郑晨爱眼中,正是这样的低端加工企业构成了这次困局中的重灾区:“那些劳动密集型、OEM依赖型、技术含量低的企业受影响最大、问题最大、压力最大。”

曾经低端是温州制造业的集体标签,但一些已经转身走上升级之路的企业在危机中重心变得稳健。

徐云旭做的也是外贸服装,但她并不用为生计发愁。虽然今年她的腾旭利润水平也下降到了5个点左右,但在温州同行中已是佼佼者。作为一家以出口为主的女装制造企业,腾旭也是从一个只有10多名工人的小作坊成长而来,但它现在已经在意大利、韩国和香港搭建了自己的设计研发力量,并且把营销分公司开到了意大利、法国、德国、美国等8个国家和地区,贴近消费市场让她赢得了稳定的加工客户。腾旭在七八年前就在全球40多个国家注册了独立的商标,现在腾旭外销产品中腾旭的自有品牌和贴牌产品各占50%。

徐云旭已经盯上了那些有“优势支点”的小企业:“把这些企业的优势连贯集成起来,用一个品牌打出去。”

“对好企业来说,危机就是转机!”徐云旭的判断是“这是黎明前的黑暗”。同为温州服装界的女企业家,陈迷丽与徐云旭选择了不同的路径。

“我们只做内销品牌,不做外贸。”陈迷丽的雪歌女装已经在全国二三线城市有了200多家专卖店。“做品牌并不是刻意追求,而是凭我自己喜欢。”“做品牌不能看眼前的利益,要有先期投入几千万、五年后才赚钱的准备。所以,别人都觉得做品牌特难,但我就从没想过做外贸。”

这使得危机中雪歌安然无恙。虽然成本上涨了20%左右,但是陈迷丽把2009年的产品价格提高15%。这样的提价幅度对外贸企业来说想都不敢想。“现在很多做外贸的觉得做品牌好,但一下子根本转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