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白明婷
十年培育，中国最著名大学的创业园区为什么还没能开花结果，“斯坦福+硅谷”的模式是否真的“水土不服”
1998年底，清华创业园启动的时候，闹了一个笑话：按照国际上通行的称谓，本想注册一个“XXX孵化器有限公司”，但前去工商局注册的同事垂头丧气地回来了，告诉日后的清华创业园主任罗建北，说工商局对“孵化器”名称存有异议，按照公司核名原则断定孵化器应属于农牧渔行业，与科技园业务无关。
这在今天看来，如同把网络公司当成是打鱼的一样，让人哭笑不得。但直到2000年底相关政策出台后，这家中国最早的大学孵化器公司才完成了工商注册。
此后十年，“创新型国家”渐成共识，“斯坦福+硅谷”的模式成为各大高校竞相效仿的对象。今天，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创业园孵化器公司已经超过一千家。
遗憾的是，十年时间，这些创业园区里没有孵化出一个真正的明星公司。
2008年5月，斯坦福大学博士、在美国创业成功归来的朱敏，捐资1000万美元成立浙大国际创新研究院，其非营利机构的组织方式开辟了创业园发展的另一条道路。而硅谷创业归来的朱敏也有了新角色：创始人兼院长。如果成功，朱敏将书写国内首个民间天使投资人参与产学研合作创新，并构建以大学为主体的创新孵化机制的故事。
未来十年，中国那些走过许多弯路的大学创业园，能否像斯坦福研究院那样，创造出中国的硅谷?带着问题，《创业家》记者走访了具有代表性的清华创业园、复旦创业中心以及成立不久的浙江大学国际创新研究院。
孵化器or商业地产?
网上对孵化器的普遍定义是：孵化器(英文为Incubator)，在中国也叫创业中心(Innovation Center)，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经济组织，20世纪50年代发源于美国，它通过提供研发、生产、经营的场地及通讯、网络与办公等方面的设施、系统的培训与咨询以及政策、融资、法律和市场推广等方面的支持，降低创业企业的创业风险和创业成本，提高企业的成活率和成功率。
可见创业中心的职能是提供从硬件到软件、由表及里的一条龙服务：场地设施——培训咨询——法律融资服务——市场推广支持，说白了就是弥补企业的短板，哪方面不行就拉一把。
我们的创业中心走到了哪个环节?
以市场化运作较为成熟的复旦大学创业中心为例，这四个环节均有不同程度的涉及。从利润情况来看，据创业中心总经理谢吉华介绍，其2007年的净利润近3千万。收入来源包括房租收入以及下属的三家服务型公司(物业公司、商务公司以及投资公司)上缴的利润，两者比例约为2：1(物业公司和商务公司的收入其实也应算作商业地产的收入)。清华创业园的情况也大抵如此。
房租收入占了创业园收入的大半，这个比例不由得让人困惑，孵化器究竟是一个服务公司还是商业地产公司?
这样的发展路径也无可厚非，即便是现在的创新基地——硅谷，也是从斯坦福出租学校周边空置的土地房屋起步的，HP等企业甚至在成功以后花高价买下了创始时期办公用的车库。只是这个角色如何能成功转换、从靠给创业公司提供廉租办公室平稳过渡到以“软服务”为主，仍在摸索中。
清华创业园成立之初，所有的家当就是清华学研大厦A9、A10两层楼和50万的启动资金。在科技园首肯下，创业园所有房租收入直接用于创业企业孵化服务支出而无须上缴。
创业园成立后恰逢网络经济热潮，入驻企业极其踊跃，首批11家获准入驻企业中，包括第二届清华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中脱颖而出的“视美乐”、“易得方舟”、“乐都”等团队。但当时的清华创业园只能量入为出，靠一般服务是赚不到钱的，只好用房租的收入支付人员和服务成本，在此基础上用剩余的房租收入尝试对入园企业的早期投资。
如果孵化器没有可持续的经营模式，有成本的服务难以获得相应回报，那么孵化器公司的明天又在哪?自打成立后，这一问题每天都在困扰着罗建北和她的同事。最后，罗建北做出的判断是，“营利的手段必须依靠投融资服务”。
2001年9月，创业园召开“香山会议”，讨论公司的未来走向，会上明确了两个战略性方向：一是依托清华大学在电子信息和生物医学领域丰厚的学科资源，在综合性的孵化器之中创办专业性的孵化器，使孵化器朝着专业化方向发展;二是确立了“孵化器+种子期投资”的发展模式，创业园把针对园内企业的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作为推动自身发展的重要业务，当年投资的数码视讯成为一个典范。
2000年，郑海涛带着自己的技术和项目，在清华创业园成立了数码视讯公司。但完成产品开发后，连做入网测试的资金都拿不出来了，“就像游了1万米，却差最后一口气上不去”。创业园根据对其业务和团队的长期关注了解，迅速出资50万元，又带动其他两家风险投资拿出210万，总共260万使数码视讯活了过来。到现在，清华创业园获得了几十倍的回报。
尽管类似的案例不少，可由于种子期投资金额很小，且企业由于尚未上市而缺乏合适的退出机制，所以尽管创造了价值，体现在财务报表上的回报却是有限的，这也导致直到现在，创业园的利润大半还是来自房租收入。
2005年，复旦科技创业中心正式公司化运作。当年11月，主任谢吉华组织全体45名员工搞了一个大讨论，都是围绕企业孵化器：“第一，我们在哪里?第二，我们到哪里去?第三，那里是什么样的?第四，我们怎么去?”
在那之后，复旦科技创业中心的进门处挂出了一个很醒目的大牌子：仰视创业者。
由此可以看出中心对创业者的重视。据介绍，中心专门为园区企业提供服务的有45个人之多，还创新出了“联络员制度”。
2005年，复旦创业中心增设了一个统贷统还的平台，专门解决创业企业贷款难的问题。
国家开发银行一期贷款给中心2千万，政府作担保。小企业需要钱的时候，直接向中心申请，中心可根据对企业的了解自行审核决定是否发放贷款，原来3个月左右的贷款流程缩短为15天，帮助不少小企业渡过了资金危机。由于熟悉企业的联络员就是审贷的第一环节，中心的放贷风险也大大降低。
1998年，刚刚复旦硕士毕业的姚海平带着几个师弟创办了圣景芯片设计公司，就在其国内市场受阻的关键时刻，创业中心给了他们关键的支持。
“我们当时主要做半导体芯片。正好2004年上海市创业中心和法国孵化器有合作项目，就推荐了我们。我们当时是很小的公司，他们帮我们介绍了很多大客户，所以我们成为第一家在法国成立分公司的上海高科技企业，后来陆续在美国、日本都有了市场。”姚海平讲到，“现在三星、现代、Sony，西门子、爱立信、高通、美国国家半岛体都是我们的客户，我们80%的销售都在国外。”
“钻石”企业
每周诞生11家新公司、平均每五天就有一家新公司上市，不断涌现象HP、英特尔、Cisco、Sun、Netscape、Oracle、苹果、Yahoo、Google等新的明星公司，相比硅谷的繁荣兴旺，中国的创业中心显得默默无闻。
即便是在有着10年历史的清华创业园内，126家园区企业中，目前也只有慧点科技、数码视讯、海兰信、中文在线等十来家企业已经看到成功的曙光。复旦科技创业中心内，华平计算机和圣景芯片设计算是规模最大的，年收入也不过几千万元。
当然，创业中心和硅谷，无论是从创办时间、经济政策环境、或是相匹配的人才来看，都不能相提并论。但十年的时间里，园外的世界已是风起云涌，这些却与孵化器无关。问题出在了哪里?
罗建北主任并不否认这种“遗憾”，她认为有多方原因：首先这是个概率事件，和硅谷比，我们还是个非常小的园区，100个企业里可能10个不错，只有1个算很好。第二，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曲折，创业板受A股行情影响，迟迟未上;中小板多是制造型企业，不适于园内的高科技企业。第三，自有资金少，开始只有几百万，投资范围通常只限于园区内;另外，早期入园企业并没有经过严格筛选，也没有特别侧重。而现在，清华创业园已经把重点锁定在IC技术、互联网和生物技术。
复旦创业中心的总经理谢吉华更是一针见血，“政府方面我们差得很远，没有真正的天使投资，这本该是政府的职能，不应该市场化。尽管科技部有引导资金，但量不大，全国一个亿，就只是涂红药水，哪里够?在市场的拓展上，比如政府采购要偏向于选择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也不过是说说。”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创业园近几年也在努力摆脱尴尬，寻求解决办法。
2006年，清华科技园启迪创投总裁薛军牵头发起了“摇篮计划”，首批就邀请了诺基亚中国区总裁何庆源、纳斯达克中国首席代表劳伦斯·潘、微软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陈永正等10名导师，手把手地为17位创业者提供为期两年的义务辅导。
“现在每次见到童之磊，我都会问他项目推动的怎么样了，募资进行的如何?前两天我还将在软银的演讲资料寄给他，供他上市作些参考。”两年培训期结束后，德勤华北区主管合伙人颜漏有虽然已经不再是中文在线CEO童之磊的导师，但他相信，这种亦师亦友的友谊还会持续下去。
2006年，清华创业园的母公司清华科技园还推出了“钻石计划”。
目前，“钻石计划”已经做出了两轮遴选，一共有15家企业入围，共有近60家拥有核心领先技术的公司报名。对于“钻石计划”入围企业，清华创业园可谓尽心尽力。对每家企业，创业园实行高管负责制，进行专门辅导，全方位了解企业的需求，从资本、市场、客户等各个环节提供企业成长所需要的各种资源。2007年6月，展迅通信在美国上市，成为钻石计划入围企业中第一家上市公司，罗建北透露，数码视讯、海兰信等一些入围的明星企业已经具备了“登陆国内创业板的资格”。但眼下资本市场的低迷，又使这种预期不得不再度延期。
朱敏的新角色
相比清华和复旦从商业地产逐步过渡到以服务为核心的孵化器，浙大国际创新研究院创始人兼院长朱敏看起来更像是轻装上阵：没有土地，没有房屋，甚至研究院本身也与其主持的风险投资公司赛伯乐一起办公。
“中国创业者的环境还是受太多制约，尤其在企业成长期。”朱敏认为，资金和相关经验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最稀缺的资源，因此希望能将成长型科技企业所需的环境延伸出来。
朱敏有良好的平台来实现这一梦想，他是美国最大的中早期投资公司NEA的合伙人，他本人还和NEA各出资50%在中国成立了中早期投资公司赛伯乐，并担任董事长。
“中国在天使投资和早期投资上都有缺位，尤其缺乏有创业经历的投资人。”朱敏说，这也是他接受浙大国际创新研究院第一任院长要职的初衷，“毕竟我曾在商战中跌打滚爬过”。
“与斯坦福国际研究院一样，浙大国际创新研究院主要做项目孵化，做出来然后引进投资，任务即完成。”朱敏表示，他同时会利用NEA及赛伯乐投资，“这两个公司的投资风格都是与创业者一起手把手地做企业。”
2007年成立的YOYOOR公司是研究院的第一批客户之一，创始人沈剑曾在朱敏手下担任网迅的副总裁。公司专为海外来华人士提供智能移动电话租赁及配套服务。“一共一百万美元注册资本，他们(研究院)投了50万美元，只占了10%的股份。”沈剑介绍说。
“我们觉得这个项目成长性很好，而且团队也非常好，所以股份少一点也可以接受，”赵永红解释说，“留学生企业在于一个创业的服务，而民营企业服务方面更多是在于一个创新服务。”正泰集团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2007年，斯坦佛大学一个教授给赵永红推荐了一个朋友陈辛(音)，他有太阳能电池的技术，但他没有能力建立国内的渠道。“我们就把他们介绍给了正泰，正泰有完整的销售网络，但是主营业务利润并不大。后来正泰投资他，51%控股。现在我在负责控制这个项目，确实看到它稳稳的在成长，只要研发出来，市场就是正泰来负责。估计做三四年就可以上市了。”赵介绍说。
另一种模式，是创新研究院将与赛伯乐投资的聚光科技一道，共同成立天使基金，用于培养环保监测方面的小企业。发展好的企业可能会被收购或技术转移给聚光。“这样小企业的创新就可以很好的融合到成熟企业中”，赵永红说。
而朱敏的想法似乎还要超前：我们的孵化器要开到美国去。他有自己的道理：留学生已经在那边开始创业了，如果跑回来也是很大的事情，还得解决户口、家庭、房子的问题。而国外现在有很大的市场，氛围也很好，有很多政府引导资金，很多民间资本。
“我们一年做了很多工作，也没有现成的模式，我们跟现成的很多孵化器都在沟通、借鉴。中国现在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模式来做还在摸索，我也不能说我们是成功者，我们只能说值得一试，”朱敏说。
现在看来已步入正轨的研究院却曾因为它的基金会身份在申请注册时大费周折。在国外，基金会是政府和企业之间强大的第三方，而朱敏的基金会在注册时，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这是事业单位还是企业?”
“我也不知道我这算什么，一半事业一半企业吧。后来又要挂靠，挂到浙大还不行，最后挂靠到科技厅——他们还算尊重我;科技厅下来之后，又是民政厅，在民政那边搞了一圈，弄了一年。这还不算，第二件事情是说我要象企业一样缴税，我说我是非营利组织也不行。”
“最离谱的是，他们要求一年募集的钱85%以上要在第一年用完了，我就急了，说基金会要滚动才对，我一年85%就用完了，每年哪里有这么多钱进来。这样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发生。”讲到这些，刚才还很激情的朱敏有点无奈了。
两种模式一条路
在扶持中小企业方面，创业中心可谓各尽其力，而各自的特色和长处也因不同的模式初现端倪。
如清华、复旦的创业中心的公司制模式走的是全面弥补企业短板的路，更像是供企业生长的肥沃土壤;而朱敏研究院的基金会模式更倾向于市场导向，为资本服务。
如果说有20家企业想要入驻孵化器，第一种模式可能会进行基本的筛选，除去有硬伤(如产品明显没有市场，或团队能力不够等)的几家，留下15家;而后一种的筛选可能更为严格，花费的心思和资金也更多，也许最后只留下1家，选择的时候可能就想好了投资计划和退出方式。
从盈利来讲，第一种一段时间内还是会依赖商业地产的支撑，早期的投资结果对公司的运作不会构成太大影响，直至软服务形成规模和质量，吸引大批优质企业入驻，收入才会逐渐转向依 靠投资收益。
“我们现在还不能说哪种更好，或许两者的存在本就是各有所长、互相补充。”清华大学中国创业研究中心主任高建讲道，“从长远看来，不论是创业中心还是研究院，发展的趋势应该是形成各自的网络，逐步从利用内部资源走出来，充分运用外部的网络资源，使企业能够有一个更广阔的可利用空间，使新概念能够更快、更好地转变为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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