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创投+硅谷模式”的典范，中国第一家海外上市的IC设计公司为何走入低谷
文｜本刊记者 丁晓磊 申音
北京，中关村，世宁大厦15层，中星微电子(NASDAQ：VIMC)的总部。
一个充满荣誉感的地方。办公区门口的蓝色背景墙上刻着七个大字：“星光中国芯工程”，这是今年4月1日，一位领导人在此视察时留下的亲笔题词。大厅最醒目的地方还摆着三个陈列柜，密密麻麻地放满了各种奖杯奖牌奖状，其中也包括中国科技的最高奖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这只是其中一部分，还有好多都装不下了，我们正准备弄一个更大的柜子。”中星微电子公关专员常虹告诉《创业家》。
荣誉意味着责任。这一点可以从其创始人的简历中看出来：邓中翰博士，男，1968年9月生于南京，“星光中国芯工程”总指挥、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CEO、首席科学家。请注意，他同时扮演着两个角色：一个国家级半导体工程的总指挥与一家海外上市公司的掌舵者。
11月19日，中星微电子宣布其产品“星光移动”手机多媒体芯片全球销量突破1亿枚大关，这是继2006年“星光”数字多媒体芯片全球销量破亿枚后的又一成果。如今，中星微电子已经占据全球计算机图像输入芯片60%以上的市场份额。看起来，这的确是一份值得大书特书的成绩单。
但是且慢，中星微也有不得不面对的另一面。这个中国半导体行业的模范生在登陆纳斯达克三年后，其股价已经从上市之初最高的20美元跌到11月21日的1.74美元(其上市时员工拿到的期权价格都在6美元以上)，市值如今只有6000万美元左右，而其账面上的净现金超过1亿美元。如果要对股东负责的话，中星微应该私有化退市了。
这不完全是金融危机的过错。事实上，中星微在过去三年中，营收和利润都出现了节节倒退的情况，考虑到其第三季度亏损100多万美元的现实，今年扭亏已经基本无望。
在IC设计业界，同行们谈论得最多的是一家台湾公司，名叫联发科(MediaTek Inc., TW:2454)。它比中星微仅仅早出生四年，但如今却已经是市值超过80亿美元的全球第三大IC设计公司，在刚刚过去的第三季度里，联发科营收近9亿美元，净利润率高达35%，光研发费用就2亿美元。IC设计产业素有“十亿美元天险”之说，而联发科的年营收已经逼近50亿美元(中星微的年营收不到1亿美元) 。
在邓中翰看来，联发科虽然厉害，但其技术都是“偷学”而来的，其客户大都是些中小品牌甚至“山寨机”企业。而中星微则是通过“自主创新”，赢得了今天的价值，赢得了三星、飞利浦、微软等国际大厂对其品牌的认可，这是一条索尼、松下曾经走过的正道。
更重要的是，邓中翰坦率地告诉《创业家》，他和公司目前主要的精力仍然在做研发而不是盈利上：我们的大股东有政府的背景。政府希望我们坚持自主创新，把星光中国芯工程做大做强，就不是指望我们短期之内赚多少钱。同样，华尔街的投资者看重的也不是在经济危机中短期你给我挣多少钱。因为现在是整个大环境低潮的时候，你要在这时候把钱用好、时间用好，到经济再恢复的时候，把股票给做上去。而到时候的盈利能力看的不是你今天的产品，而是你今天研发的产品给你带来的盈利。
那么，背负着多重使命的中星微，能在未来兑现它的承诺吗?
明星
坐在我们面前的邓中翰，高大俊朗，衣冠楚楚，谈吐之中透露着强烈自信，看上去比其40岁的实际年龄更加年轻。
事实上，很少有创业者能够像他这么幸运，一路上得到政府如此多的眷顾。
邓中翰以少年天才闻名，1987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29岁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30年来第一位横跨理、工、商学位的学生。此后，又在SUN和IBM担任高级研究员。
1998年，在伯克利校长田长霖的鼎力推荐下，信息产业部的某副部长看中了这匹“千里马”。此后，邓中翰应邀回国考察。并为国家领导人讲述了硅谷及国际IT业界的现状和前景。
1999年10月，邓中翰带领着他的全海归豪华团队正式回国创业。团队中有在贝尔实验室从事芯片研究的张辉博士、有英特尔和惠普工作经历的斯坦福博士杨晓东和参与过国家级项目的金兆玮。
中星微是在中关村科技园区成立两个月后注册的，亦是中国实践“硅谷模式”的首家公司。信息产业部电子发展基金以1000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作为启动资金，管理团队以知识产权折股35%。双方还约定，日后进行股权融资时，管理团队持股比例不变，即只稀释政府方面的股权——到上市前信产部的1000万原始投入只占10.9%的股份。“红色创投”一说由此而来。
就在新一届政府大力提倡“自主创新”的时候，“根正苗红”的邓中翰适时地递交了“星光中国芯”工程计划，并很快被列入了众多政府部门的重点扶植计划之中。2001年3月11日，“星光一号”研发成功，宣布了国内首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百万门级超大规模数字多媒体芯片的诞生。
当信产部提供的1000万人民币即将用完的时刻，政府及时出面力荐，让当时的加拿大创投Power Pacific投入中星微350万美元。其后，在类似的安排下中星微又进行了一轮私募。
根据上市时的招股文件显示，中星微电子在发展过程中获得了国家象863科技项目以及电子移动通讯的重大专项资金以及北京市科委、发改委等部委各个项目的资金补贴共达630万美元。还得以享受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增值税3%以上即征即退的优惠政策。
尽管如此，邓中翰还是认为“这个钱相对于企业的研发费用比较小，更重要的是传递了一种精神。”
2005年3月，中星微电子公司的“星光”数字多媒体芯片与神舟飞船等一起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总书记亲自为邓中翰颁奖。当年11月，中星微登陆纳斯达克，信产部最初的1000万投资，仅用6年就增值超过20倍。是年底，邓中翰成为CCTV年度经济人物。但在业内人士看来，中星微的成绩并不足够令人信服。
简而言之，邓中翰精心选择了一块空白的利基市场，数字多媒体芯片当时并不被主流的英特尔、AMD、高通、德州仪器等厂商所重视。而当时其主要应用的领域是在高端PC和笔记本的摄像头上，而这块市场规模太小，每年不过2-3亿美元。按照一位前中星微管理人员的描述，“就好像一个菜市场里，别人都在卖鱼卖肉，我们不过是在卖蔬菜里面卖萝卜卖得最好的”。
换句话说，如果一台主流电脑的出厂价是400美元的话，中星微的一个解决方案只能卖到4-5美元，仅仅占到了总成本的1%左右。“PC的利润大部分给了英特尔和微软，没办法，这个东西是人家多年来建立起来的优势，我们能进入它们的采购名单已经不错了。”邓中翰承认。
如果比较先后都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三家内地IC设计公司，业内人士公认做基带芯片的展讯通信(Nasdaq:SPRD)技术含量最高，赚钱能力是做MP3芯片的珠海炬力(Nasdaq:ACTS)最强，但中星微却是获得政府资助最多的(超过展讯一倍，炬力完全没有)。
事实上，中星微却是三家之中最不会赚钱的。根据其招股说明书和财报显示，其成立十年来，只有三年是赚钱的。分别是2003年的1.4万美元，2005年的5百万美元和2006年的9百万美元。而其企业管理成本和市场费用却一直居高不下，难道是因为中星微的客户主要分布在海外，又在硅谷和国内各大城市都开设了分公司吗?
政府的大力支持，媒体的摇旗呐喊，无疑让海归创业公司中星微走上了一条成长捷径。但明星的耀眼光环，过高的公众期望，又使它丧失了应有的野性和活力，并迅速以“名门正派”自居。当面对更残酷的市场竞争时，居然毫无应对良策。
技术导向
2003年之后，随着中星微在PC摄像头芯片市场取得了60%的垄断性市场份额，寻找新的市场增长点已经刻不容缓。
当时，中星微针对手机市场的移动多媒体芯片已经研发出来。这是一个理论上比PC摄像头大过10倍不止的“蓝海”市场。根据IDC的预测，多媒体手机将从2004年的3.24亿部(占总出货量的47%)上升到2008年的7.23亿部(占总出货量的81%)。
更重要的是，市场中群雄逐鹿，还没有谁确立了如同英特尔在PC中的超然地位。
2003年底开始，波导、联想等国内主流的手机厂商开始采用中星微的多媒体处理芯片。在国际大厂当中，由于在PC摄像头上建立的合作关系，中星微也一举打入了三星手机的采购名单。
但中星微研发的思路仍然是走主流路线。因为传统的做法是，要在手机当中融入新的功能就需要有一款专用的芯片，基带、射频、多媒体芯片往往都是分离的。但随着基带芯片的运算能力日益强大，集成化趋势扑面而来，高通、TI等国际大厂也开始推出集成多媒体功能的单芯片解决方案，即用一个单芯片的基带芯片就将多媒体的能力整合进来，从而消除了单独的多媒体芯片存在的必要性。
手机厂商如何选择上游的芯片厂商完全取决于不同品种手机的市场定位。这些高集成度的单芯片开始主要应用在2.5G和3G手机上。而在中低端的2G手机市场，多芯片解决方案仍然唱主角。2005年上半年，中星微的手机多媒体芯片业务比去年上半年增长了12.6倍，在当期营收中的比例也上升到了17.6%。当时，中星微将自己的产品定位在中端市场。
没人想到，名不经传的台湾厂商MTK联发科杀出来了。它起家跟中星微差不多，主要是做电脑里面的CD-ROW和DVD-ROW的播放器芯片。与中星微前后开始研发多媒体手机芯片。2004年，联发科手机业务的营业额不过3000万美元，2005年就变成3亿美元，2006年再翻一番。
与此同时，中星微的手机业务却在大幅倒退。“我们很快就被MTK赶出局了。他们能够提供足够低成本的单芯片解决方案”，那位前中星微的管理人士承认。不仅仅是国产品牌手机厂商采用联发科的方案，层出不穷的山寨手机也几乎一边倒地投向联发科。中星微把整个内地市场拱手送给了对手。
联发科提供的单芯片解决方案，让客户可以装个外壳就可以卖。它的解决方案不但便宜(在深圳的华强北市场，差不多16元就能买一个)，而且精确地瞄准了中国低端市场的需求。联发科借此迅速掌握了整个产业链的控制权，议价能力很强，尽管不断降价，但它依然能够保持50%以上的毛利润率。
“我们做的多媒体芯片各方面的功能和性能都比它(指联发科的单芯片)要强，多媒体要做好是很难的，所以它能够进入山寨机，进入不了诺基亚、三星，因为他们对照相的功能和视频功能要求很高。山寨机是说我有这个视频功能、照相功能就可以了，至于你效果如何，能否打印，都不在乎，这是山寨机的一个特征，联发科的模式正好能够满足山寨的需求。而中星微走的是更专业化的多媒体芯片，谁知道那家山寨机厂明天还在不在?”面对《创业家》的质疑，邓中翰如此回答。
相比之下，联发科的另一个国内对手展讯倒是做了认真的反省。陈大同——前展讯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现北极光创投的合伙人就坦承，“展讯向联发科学到的最重要一课就是千万不能技术导向，而要市场导向。我们太想做到100分，把功能做到最好，结果耽误了市场时机。而联发科可能只做到80分就推出产品，但已经足够了，因为用户原本只期望60分”。
“中星微是一个技术导向型的企业”，邓中翰对此定位毫不犹豫。在其公司内部，研发和销售市场人员比例达到7：2，而在联发科，研发和销售比例大致相等。
“邓中翰是从来不见客户的。” 原中星微的一位员工说。在邓自述的工作日程表中，最重头的是技术开发，然后是投资者关系、政府关系和日常管理等。
这在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看来，也许是不可想象的。他去深圳的次数远比去北京和上海的多。为了第一时间了解客户的需求，联发科专门设立了深圳子公司，还派驻技术服务人员和天宇朗通、联想、TCL这些大厂深入合作，提供技术支持。天宇朗通的CEO荣秀丽甚至公开称联发科为“老师”。
硅谷派
让邓中翰感到骄傲的是，相比展讯和炬力，“我们的骨干团队至今只有张辉一个人离开。”从CEO、COO、CTO到每个事业部的总经理都是清一色的海归，而且绝大多数是技术出身。
在人才构成上，他提出了“10%海归人+60%研发人”模式。即中星微员工10%毕业于世界名校，在国际顶级公司从事过研发工作，具有先进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搭建起企业管理团队;60%以上员工为研发人员，大多来自国内顶尖大学，有着坚实的学术背景和完善的技术能力，组成企业研发团队。
一个未经证实的轶闻说，中星微招人喜欢要高高大大的，因为这里最提倡的集体运动是篮球，老总们都好这个。
或许正是这种“硅谷血统”，让中星微变成了一家有“技术洁癖”的公司。
理想主义;精英文化;要做就做最先进的技术;制定一套产业标准;模仿偷学是丢人的……如果放在硅谷，邓中翰的这些想法实在再正常不过。
他现在全力投入研发的是一项被称为“多核异构”的多媒体芯片架构新技术。架构的背后则是邓中翰的雄心壮志。
为此，他特地从AMD请回来了双核领域的专家，并在硅谷挖来一批高端人才。“这项技术将成为‘星光移动’的符号性产品，它会在根本上，特别是在未来3G、4G的时候改变手机的架构。”邓中翰强调。
“我们是中国的第一个双芯片方案，这里有集成国外的知识产权，也有我们自己的，在功耗和性能方面，能够达到一个比国外双芯产品更好的效果，对我们国家手机产业未来的发展会发挥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虽然产品还没有问世，邓中翰似乎已经看到了美好的未来。
相反，联发科的董事长蔡明介更愿意后发制人，他特别强调S曲线的概念(代表了一个产品从发展初始到最后消亡的曲线)，即在市场将要走到接近要大幅成长的中间阶段才切入，因为他认为谁在竞争中最先达到经济规模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联发科从来没有第一个进入市场，都是作为后来者的角色进入，用的是成熟技术，但进入后就能大幅降低行业成本，将竞争者挤出市场。
“我们不是大公司，没有太多资源去做早期阶段的研发，尤其是在早期定产品规格的阶段，我们不能好高骛远。即使是在S曲线的中段才切入，只要掌握好技术、弹性和效率，不见得扳不倒巨人。”蔡明介在《竞争力的探求》一书中这样写到。
“邓就是这样一个固执的硅谷派。”那位曾经在中星微工作过五年的管理人员对记者说。无论是从企业定位、技术研发、战略制定和人才培养，中星微都是按照硅谷模式和美国的趋势来制定的。而恰恰是这些先进的东西让这个拥有多达1400多项专利(国内为主)和众多知名企业客户的中星微电子陷入难以做大做强的尴尬境地。
在这种“眼睛向外，市场在外”的主导思路下，中星微来自内地的收入比例还在持续萎缩，2003年来自内地的收入还有26%，而到2007年年报显示已经不足5%。相比之下，联发科手机芯片去年出货量已经达到了1.5亿颗，其中九成是内地客户
“别看中星微的国际客户这么多，而且都是知名企业，但它根本不是主流供货商。说句不好听的，大公司采购很多东西，中星微提供的属于螺帽钉子之类的零配件。”那位曾经的中星微电子的职员直言。
作为知名品牌的一个辅助零件，中星微电子的议价能力很差。这几年大客户不断地要求降价，其产品毛利率已经降低到33%以下。而在IC设计产业，40%的毛利率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才对。
这就造成了另外一个怪圈。通过低成本创新，联发科在成熟的系统芯片市场里迅速做大，也就可以投入更多的研发经费，杀入新的成熟领域，比如液晶电视、数码相机。而走高端路线的中星微，却始终只能围绕辅助产品去做，毛利率又低，很难短时间积累资金去做新的东西。
邓中翰告诉《创业家》，中星微计划把R&D投入加大到销售收入的25%，但即便如此，一年的研发费用也不过2000万美元。而为了雇佣这些昂贵的海归和在硅谷开办公室，公司的运营成本高达3300万美元。
出路
中星微是中国IC设计产业的一个缩影。
今年，中国的IC设计产业整体都感受到了寒冬的临近。宁波中纬出售给比亚迪、上海鼎芯通讯濒临倒闭，凯明关门，展讯通信也在第三季度亏损3130万美元。甚至有人预言“2008年将是中国IC设计企业的生死年”。
中国几乎所有的IC设计企业都有着几乎相同的创业轨迹：都是美国名牌大学的留学生，在大公司干过。在受到硅谷创业产生的巨大财富和中国日益扩大的市场的双重刺激下，他们归国创业。相信凭着自己的技术，就能拉到风险投资，在中国开始复制美国梦。“前几年，中国IC设计产业严重泡沫化。而且很多人不能安心做实事，热衷虚名、炒作概念，你可以经常看到他们宣传自己是中国第一个做什么什么的企业。”一位在芯片业奋斗多年，后改做投资咨询的业内人士说。
“在中国的技术型企业里，往往是技术最牛的人做CEO,但其实真正适合管理的不到20%。而且称职的技术公司CEO必须要是一个市场高手，因为市场决定公司的方向。”北极光创投的合伙人陈大同指出。
作为中国芯的代表人物，邓中翰承担了整个中国IC设计产业的希望，如同身负国人重望的刘翔。
2008年8月18日这一天的上午，刘翔在众人惊愕的眼神下黯然退出了奥运会110米栏的跑道。
但邓中翰知道，他不能退，也退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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