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拯救美国的前提是，此前多种政策与非政策因素已经为美国创造了孕育创业型经济的土壤
文｜（美国）卡尔·J·施拉姆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经济走向崩溃，各企业——尤其是制造行业的企业——均丧失了发展的能力。1970—1983年期间，工业生产在近半数的时间里都处于下滑状态，再加上源源不断的越战支出，日渐增加的社会项目成本和多次出现的石油危机，美国的经济发展遭受了严重的打击。
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的出现拖垮了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国外生产商凭借节能型车辆打人美国市场，推动了美国的“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进程，“生锈地带”(rust belt)的说法也继而流行开来，讽喻美国制造业的核心地带。
出人意料的是，美国经济出现大逆转，重新回归到创业这一传统上来。在很大程度上，此现象可谓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没有任何一项政策明令要求这么做。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整个90年代，轰轰烈烈的创业大潮为美国经济带来了勃勃生机，美国经济获得了重生。
政策交织的“创业方盒”
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的变革体现在铁三角——大政府、大型劳工联盟和大企业——被“创业方盒”所取代，“创业方盒”中包含四大机构，即构成创业生态系统的创业型企业、传统企业、高等院校和政府部门。
此次的经济变革和创业型经济的出现，是无数政治决策相互交织的结果，而远非协调好的事宜。不论从哪个角度看，经济形势的突然好转都是喜事一桩，而引起这一转变的因素至少有一打，它们可以被大致分为三类：
首先，政府的某些举措非常不同凡响，当然这也带有一些偶然性。例如，1971年尼克松总统决定废除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Bretton Woods)协议，取消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做法。起先，美元的浮动导致了通货膨胀的加剧和利息的上升。美国也因此成为了外国生产商眼中的诱人市场。随着进口量的增多，美国人开始享受廉价——并且往往是一一优质的产品。
类似地，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协议废除后释放出的金融资本迫使各个企业简化运营流程，将工作重心放在创新上。当进口产品突如其来地大批涌入美国市场后，美国的本土生产商开始意识到，如果它们按照大型劳工联盟的标准支付员工工资，那么它们将无力与国外生产商竞争。
于是，这些本土生产商开始向那些没有劳工组织的州转移，尤其是南方诸州，最后它们都纷纷落脚在海滨沿岸，因为那里的劳工工资水平更低。1977年，劳工联盟成员的人数占劳工总数的23.8%，到了2004年，这一比例下降到原先的一半，铁三角的其中一角就这样瞬间被削弱了。
第二，1974年美国国会开始推行养老金改革，大幅提高了员工交纳的养老金数额。1986年，国会修订法律，规定在职员工交纳5年养老金后即可合法拥有这笔资金，支配权更大了，人口流动性也随之提高。
1979年，法律允许养老金管理者从资产组合中抽取限量的资金，用于投资高风险资产，包括风险资本。这一调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风险投资额如我们所料地开始随之攀升，与原先相比，立志开办公司的人更容易筹集到资金，风险投资公司为创造、扶持创业家提供了及时而又强有力的支持，因为那些无法从银行筹得资金的处于起步阶段的创业企业可以求助于风险资本。
最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大型公共投资开始在20世纪七八十年结出硕果，这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在冷战中保持优势地位，美国斥资数十亿美元，用于资助高等学府的研究项目。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联邦政府承担了60%以上的研发费用。
1978年，《航空公司不管制法》(Airline Deregulation Act)出台后，美国西南航空等航空公司开始提供折价机票，引发行业结构的重大调整，结果如何呢?不仅乘坐飞机出行的乘客数量增加了，甚至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而且商务旅行的费用也大大降低了，为企业开拓新市场提供了交通便利。
与此类似的情况是，20世纪80年代电信和公共事业撤消管制之后，消费者和企业节省了数十亿美元，日益激烈的竞争引发了价格战，新成立的企业也有机会进入市场，它们能够进一步压低价格，激发企业的创新能力。
1978年，《斯泰格尔修订案》将资本所得税(capital gains tax)从49%削减到28%(里根总统将其进一步削减至20%)，这等于是给创业家们帮了一个大忙。加上之前提过的风险资本，他们已经有大笔资金可以用于兴建或扩建企业。
1980年《贝赫-多尔法案》(Bayh-Dole Act)出台，该法案规定，凡是联邦政府资助的大学实验室取得的发现成果，政府不得提出所有权主张。此举一出，高校研究员纷纷将自己的研究发现和创新成果应用于商业用途，高校的专利数也从原先的每年不足250件激增到每年600件以上。许多人都对贝多法案表达了溢美之辞，称它是“开辟全新行业、创造数千岗位的引领者”。
偶像从福特变成了盖茨
垃圾债券融资的出现不仅使小型风险投资者获得了资本，特纳广播公司(Turner Broadcasting)、微波通信公司(MCI)、维亚康姆媒体公司(Viacom)都是受益者，还使强行收购者(corporate raider)能够以暗中或较为隐秘的威胁方式，迫使管理层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才是对股东最有利的。
这是自反托拉斯法全面推行之后，大公司所面临的首次威胁。许多大企业例如迪斯尼都开始进行结构重组，积极地应对市场变化，股东们由此纷纷受益。此外，首次公开发行的证券数量也稳步上升，从1979年的不足100种发展到1987年的700多种。面对这些变化和创新成果，华尔街饱受鼓舞，开始为创业型企业提供更多的风险资本，或者让现存的企业更具有创业力。
华尔街在态度上的根本性转变还体现在商业领域的其他方面。例如，持续下降的交通费用(这是集装箱运输带来的结果)，遍及全国的管道系统和州际货车运输业的进一步拓展，将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联系到了一起。
个人电脑革命与之前的许多技术革命一样.花费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成为美国生产力发展的驱动力。一旦它获得成功，它就有能力改变一切，让不同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相互合作，同时促生新的行业，推动创新的步伐：软件公司、硬件公司应运而生，金融、数学、统计领域开辟出了新的发展方向，棒球业也出现了统计数据分析家。
20世纪90年代，个人电脑所引发的结构性变革——造就了新的生产、组织和供应方式——开始轮廓逐渐清晰，脑力劳动者(Knowledge worker)这一新型员工的出现则成为了此次变革的象征。
互联网是国防部门投资尖端技术后取得的创新成果，也或许是美国经济真正走上创业之路的标志性事件，它源源不断地为美国人提供创新、创造的环境，新产品和新服务的开发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展开。
此外，互联网还能降低信息搜索和学习的成本，为许许多多美国人——甚至包括全世界人民——提供了即时获取信息的途径——这是创业流程中的一个部分。
有趣的是，大规模生产产品的出现使企业转而以消费者为导向进行生产实践。此前一旦产品稀缺，生产商就有权决定消费者购买什么。
IBM就是一个极佳的范例。这个在电脑行业占据了近乎垄断地位的企业，将开发新一代大型电脑主机作为其维持发展的法宝，但是到了1980年，半导体技术的开发使轻巧便携的个人电脑成为现实，用户可以将它放置在任何一张桌上使用，这种优势是大型电脑主机所无法比拟的。IBM公司的发展步伐落在了开发个人电脑的创业者后面。
IBM的这段经历也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的另一个经济转折点。世人亲眼见证了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弗雷德·史密斯(Fred Smith)等商业巨头的崛起。这些伟大的技术创业者尽管都属于“不讨人喜欢”的科学家类型，但人们并没有像过去那样，将他们视为“掠夺者”或予以排斥，反而对他们的创造才能倍加赏识，对由此创造的财富予以肯定。
这就是发生在个人电脑行业的一个典型事例，个人电脑的开发者将世人带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电脑无处不在，几乎成为了美国人日常工作和生活的一部分。如今，我们要求自己的孩子“像比尔·盖茨一样”，但在过去，为人父母的往往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获得一份“安稳”的工作，比如在通用汽车、福特公司或政府机构供职。
美国不断涌现各类创业公司。史泰博(Staples)、戴尔(Dell)、家得宝(Home Depot)都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早期成立的。它们并不是什么特例，从1974年到1979年再到1984年，新公司的数量从319000家逐步增加到524000家、635000家。彼得·德鲁克在1985年就已经指出，“经济正在经历一场重大转变，从原先的管理型经济变为现在的创业型经济。”
美国国内的公司运作和创新活动都以创业为动力，我们发展的是创业型经济。早前的技术创新和创业只能一阵一阵地推进改革与进步，但是现在的技术进展和创业已经进人了平稳发展的阶段，所以我们的创业工作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开展起来。
(本文作者为考夫曼基金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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