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喜欢的推理作家当属东野圭吾，他的《白夜行》无疑是其作品中最高杆的一部。一对少年恋人为了保护爱情、改变命运而弑父杀母，并持续了二十年的相互回避与暗中保护。执著的中年刑警垣穷其半生追踪真凶，最终却在揭晓的那一刻亲眼目睹悲惨结局。这部极尽人性之冰冷阴郁的作品，其唯一的“温暖”之处，恰是这位低阶刑警与其妻克子的一段对话，平淡无奇却又生动有趣，在贯穿全书的不寒而栗中，给了我们一闪而过的抚慰。请允许我完整引用这段对话，因为它与我们今天的主题密切相关??
当抢购手纸成为年代特征
眼看案件毫无进展，线索基本中断，已留宿专案组多日的垣也只好先回家，“??睡在自家被窝里的翌日早上，垣被一阵声音吵醒，克子正忙着更衣，时钟的指针刚过七点。‘这么早，忙什么啊?要去哪里?’垣在被窝里问。‘啊!抱歉，吵醒你了。我要去超市买东西。’‘买东西?这么早?’‘不这么早去排队，可能会来不及。’‘来不及?你要买什么?’‘还用问吗?当然是手纸。’‘手纸?’‘我昨天也去了。规定一人只能买一条，其实我很想叫你跟我一起去。’‘买那么多手纸干吗?’‘现在没空跟你解释，我先出去了。’穿着开襟羊毛衫的克子拿起钱包匆匆出门。垣一头雾水。最近满脑子都是办案、调查，对世上发生了什么几乎毫不关心。供油吃紧的事他是听说了，但他不明白为什么要去买手纸，还得一大早去排队??”。
我之所以在此占用篇幅原文照登，因为这段对话并非完全虚构，而是反映了一段真实的历史。它虽属文学语言，但却能让我们更精准地解读历史，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今天。
从对话内容可知，东野圭吾把故事的时间背景放在了1973年至1974年，那两年正赶上第一次石油危机，全球都爆发了通货膨胀。日本当然也未能幸免，民生物价上涨，居民抢购商品，史称“物价狂乱”。而手纸就是当时被抢购得最凶的商品，以至于有的地方要限量供应，所以才要“一大早去排队”。日本国内的读者一定不会像垣那样“一头雾水”，因为每个日本人都清楚记得那段历史。我虽然以前也对那段历史略知一二，但有一个问题却曾经让我很“一头雾水”??
令我不解的倒不是抢购手纸本身，而是日本人对此事的“过分重视”。我一直搞不懂，为什么日本的经济史书都那么爱拿它说事儿。其实，不同背景的研究者对于战后经济史的论述常常差异很大，不仅观点、论据各说各话，有时甚至连数据都不统一。可只要一说到第一次石油危机时的通胀，就变得空前一致起来，几乎都以“发生了抢购手纸事件”作为“物价狂乱”的证据。而更奇怪的是，大家都只举这一个证据，再无其他。这显然不合比例原则，因为根据日本央行的统计，1973年和1974年，日本的年度通胀率分别为15.5%和19%，最高的月份曾经到过24.9%，如此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剧烈的物价波动，怎能只以单一的物价事件来论证?更何况是手纸这种小东西!为何日本国内的相关论著，无论其来自官方机构，还是财经媒体，抑或民间学者，全体有志一同、独重手纸呢?这就是我的疑惑之所在。可是我却找不到解开疑惑的证据，因为所有的论著在此处都是一笔带过、语焉不详。没想到，最终使我解开疑惑的，恰恰就是《白夜行》里的这段对话。
作为一部侦探小说，竟然也写到了史书中的抢购手纸事件，这应该不是巧合，而是证明了此一状况在当时的确很普遍。可是，生于1958年的东野圭吾，第一次石油危机时还只是个15岁左右的少年，而他写作《白夜行》时已经四十来岁，事隔四分之一世纪，东野却还能将那个年代的对话处理得如此生动、语气精准且场景感十足，这只能说明“抢购手纸”给他留下的印象太强烈了。我高度怀疑那段对话其实就出自东野父母之口，说不定那时他也帮母亲排队买过手纸，这些形成了他记忆中那个年代的最鲜明印记。
东野之所以用它来表示案件发生的年代，必定是知道它能引起每一位读者的共鸣。由此可见，“抢购手纸”对于所有日本人来说，都是其记忆中的最鲜明印记，它是那个通胀年代的最鲜明特征。如果一种事件后来成为了“年代特征”，那么它在发生时必定是普遍的也是“唯一”的。据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当年真正遭遇大肆抢购的，其实就只有手纸。如果拿《白夜行》的那段对话来印证经济史中的相关内容，就能明白为什么后者都只列举这个单一的证据，因为实在是没有别的证据。这说明当时的日本并未发生全面性的抢购风潮，虽然有些资料显示，对于白糖、洗衣粉等商品也有过一些抢购，但其程度远低于手纸，“证据力”明显不足，自然也就无人提起。至此，我当初的疑惑终于彻底解开。
也许有人读到这儿反而会感到疑惑：有必要非得弄明白这个小细节吗?这有何意义?坦率地讲，原来我也认为没必要，所以只是在心里留了个小疑问，从未想过要去琢磨它。只是在读到《白夜行》的那段对话之后，这个疑问便迎刃而解。可那时我却突然发现，这个看上去似乎很不起眼的小细节，其实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巨大的作用，它形成了日本央行后来在货币政策上的核心理念，因而间接地影响到这次经济危机的发生。在解释这一点之前，还是让我们先来重温一句著名的西方谚语吧——“魔鬼都在细节里”。
央行与日本人的恐怖记忆
可是，在当时的日本社会看来，似乎“魔鬼都在央行里”。全国上下都一致认为，通胀率本不该达到这么高，这都是央行反应迟钝、措施不力造成的，而手纸缺货就是央行政策失误的直接后果，甚至直到今天日本金融界仍然这样认为。可是，当我们从东野笔下的那段对话来审视“抢购手纸”时，就能闻到一股囤积的味道。由此看来，手纸缺货是在所难免的，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应付得了全体国人对某种商品的囤积需求。这种非理性的囤积行为所造成的缺货，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供应短缺。实际上，经过持续二十年的高速发展，以日本当时的财富积累和生产能力，已经不大可能再发生二战刚结束时的那种全面性的供应短缺了。以当时那高达两位数的通胀率，被抢购的也只是单一商品，相较于中国上世纪80年代末的抢购风，以同样两位数的通胀率，造成的却是全面性的囤积行为，日本的“抢购手纸”简直就是小儿科，既无实质短缺之可能，亦非物价上涨之结?果。
当然，那两年物价涨幅的确很大，但15.5%和19%这样的通胀率，在当时世界各国中并不是最高的，而日本对石油的进口依存度却是全球最高的，以油价从2?3美元到11?13美元这种涨法，日本央行能保持住这样的物价“成绩”，也算是差强人意了。更重要的是，那两年的经济增长率也分别高达20.9%和18.4%，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率还有5.4%和-0.6%，宏观经济的运行虽不敢说特别健康，但远未到恶化的地步。这时候，不看经济的内在体质，只是表面上把抢购单一商品与通胀率数字做连接，就断言央行的货币政策彻底失败，显然是不够理性客观的。
民众的不理性是可以理解的。战争刚结束那几年，高达三位数的通胀率(100%?800%)和极度供应短缺的恐怖景象，一直留存在民众的记忆中。虽然到石油危机之前，日本的通胀率都一直维持在个位数，但毕竟才只过了十几年，当石油危机来临、通胀率窜高到两位数时，人们心中那依然清晰的恐怖记忆便立马被唤起。同时被触动还有另一根敏感神经，那就是对石油的进口依存度——99.7%，这是个深植于日本人内心的“恐怖指数”。历史与现实的双重纠葛终于引发了民众的集体下意识行为，以非理性的囤积和抱怨来释放心中的恐惧。至于囤积的对象为什么选择手纸，目前还无从考证，而抱怨的对象选择央行，那就属于“众望所归”了。因为日本这个国家把央行的职能规定得非常简单明确，就是调控物价，一旦物价出问题，自然唯央行是问。
可是，面对全国上下的指责，日本央行为什么要概括承受、不加解释呢?这是因为自明治以来，在日本的行政官僚体系中就确立了这样一个观念：政府有责任照顾好国民的生活。对于央行来说，自然就是要“照顾好国民的购买力”。当物价上涨导致民众购买力下降时，央行接受指责自然就是天经地义的了。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央行既不能辩解宏观经济其实体质尚可，更不敢批评抢购手纸纯属非理性的下意识行为，央行自己尚且如此“谨言慎行”，又有哪位学者敢站出来为央行辩护呢?否则岂不是自己找拍吗?这时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所有的战后经济史，写到“物价狂乱”和“抢购手纸”时，都是寥寥数语、一笔带过了。于是，第一次石油危机最终成为日本央行的“历史污点”，直到今天，依然是每提及此，日本央行都要为“对不起日本国民”而“深感不安”、不断道歉。这成为后来日本央行内部上上下下都刻骨铭心的记忆，这些记忆也许不会比东野圭吾的好多少，起码从此以后日本央行便走向了将通胀彻底妖魔化的一边，就像东野圭吾笔下的那对不敢见面的情人，将自己置身于白夜，宁愿永远不见天日，也不敢须臾忘却恐惧。
伴随着长期对通胀的恐惧，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永远一脉相承，直到今天依然如此，以至于为今天的这颗已波及全球的危机爆发填充了炸药。当我们再次回顾促使日本央行发生重大转变的那两年，也就是第一次石油危机的那两年，便不难发现，对央行理念的转变以及后来发生的这一切，起了初始推动作用的，就是那个历史上并不起眼、被史学家一笔带过的“抢购手纸事件”，它就是那种自身微不足道，却能改变历史进程的“魔鬼细节”。
匿名用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