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专栏上一期的《魔鬼细节》中，提到了第一次石油危机时，日本央行所遭受的舆论压力，并特别强调了这种压力一直持续到今天。但这并不是说日本社会一直都在批评央行，其实是一直在批评那一任的央行行长。
调控方式发生翻转
当时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对央行行长实行“任期保障制”，行长一旦就任，其任期便受法律保护(通常为五年)，不因执政党或内阁的更迭而改变，且连任次数不受限制，只要内阁提名、国会同意、本人乐意，就可以一直干下去(格林斯潘不就连任5次干了18年嘛)。而且即便要换，也只换行长一人，其他人事并不随之变动，绝不会像政府换届那样，一走就是一茬儿人。这样设计央行制度，无非是为了保持央行的独立性，使其不受行政或政治的干预，只按经济规律和国家利益来决定货币政策。但这也造成了一个结果，那就是行长成了中央银行唯一的象征，无论货币政策成功与否，其毁誉必集于行长一人之身。
战后的日本央行完全照搬了这套制度，还将其核心理念——央行的独立性，做了非常日本式的理解与表述：中央银行就是“最大的天下公器”。也就是说，它不应是某个政党或某届政府的“私器”。既然如此，央行行长便是这“公器”的真正掌管者，“公器”运用事关“天下”福祉，责任自然该由掌管者承担。所以当第一次石油危机导致通货膨胀时，那一任行长成为众矢之的，也就顺理成章了。
那一任日本央行行长就是第22任的佐佐木直，几十年来，对他的批评始终未曾停止过，认为他错过了抑制流动性过剩的时机，从而导致通胀。但我却认为这多少有些冤枉，因为他这任行长所面临的复杂局面是前所未有的。他刚上任时的1969年前后，日本经济正处于一个深层转型期，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这要先从1965年说起，那是战后日本经济的一个转折性年份，日本从此走入赤字财政时代。1964年的东京奥运使得日本的经济景气达到了顶峰，1965年便出现了典型的“后奥运萧条”，这是日本战后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并首次表现为总需求不足，央行降息也不能启动经济，宽松货币失去了以往的作用。日本政府只好加大公共投资，以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刺激景气，致使一向保守的大藏省(相当于财政部)也开始大肆举债。这一政策果然奏效，日本经济当年就走出了萧条，成为历史上时间最短的一次衰退，但它却催生了战后最长的一波景气(1966—1970年，长达57个月)，而这波最长的景气又导致了货币政策调控经济的方式发生了历史性地翻转。
对于经济依赖出口、原料依赖进口的日本来说，外汇储备是反映景气度的重要指标，它和物价指数一起，构成央行货币政策要调控的两项重要内容。在1965年之前，日本一直都是外贸逆差国和净债务国，外汇储备少得可怜，只有20亿美元左右。那时这两项指标的调控方向是一致的，外汇储备减少意味着国内需求过热，进口原材料消耗过多，存在通胀的可能，这时只要紧缩货币，就能同时达到增加储备和抑制通胀这两个目标。但经过1965年之后的那波景气，到1969年佐佐木直出任行长的时候，日本的出口已经远远超过进口，成为外贸顺差国和净债权国。此时外汇储备的含义和过去刚好相反，数量增加表明经济过热、需求上升，它与抑制通胀成为方向相反的政策目标。自此，景气与物价开始成为一对矛盾，货币政策的技术难度大大增加了。
老方法失效了
很显然，佐佐木直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趋势性的改变，1969年刚一上任就开始提高利率、紧缩货币、预防通胀，甚至对外宣称不惜抑制增长速度，也要控制住物价，丝毫看不出他有任何放任流动性的倾向。但令人奇怪的是，出口增速未见下降，外汇储备继续走高，但这并非后来通货膨胀的真正原因，导致日元流动性过剩的罪魁祸首其实是老美。1970年8月15日的“尼克松危机”，彻底打乱了日本央行的调控节奏。当美国单方面终结“布雷顿森林体系”，强行终止美元与各国货币的固定汇率时，佐佐木直考虑到日本国际结算的90%与美元有关，不敢像其他国家那样临时关闭外汇市场。面对被大量抛售的美元，为保持日元低汇率、保住日本的出口，日本央行只好抛售日元、承接美元，佐佐木直的“预防性紧缩措施”无疾而终。
两年后，当石油危机到来时，物价上涨也就不可避免了。可是，当我们把这个外来的突发事件剥离掉之后，发现真正的问题在于紧缩货币未能抑制增速，这在当时并非日本央行一家的问题，而是各国普遍面临的状况。率先解决这个问题的，恰恰就是制造危机的美国，不过那已经是6年后的第二次石油危机了，其中的关键人物就是当时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Paul Volcker)。
沃克尔1979年刚上任不久，就赶上了第二次石油危机(1980-1981年)，但他当时首先面临的问题并非单纯的物价上涨，而是贯穿美国70年代的高通胀与高利率恶性循环、螺旋上升。这种状况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有直接关联，制造了危机的美国当下也没得着什么好，美元的大幅贬值造成了国内的通货膨胀。在强烈的通胀预期下，即使利率不断上升，人们仍然认为利率涨幅赶不上物价涨幅，借钱投资和消费依然划算，于是出现了物价越涨越消费、利率越高越借钱的奇怪状况，并由此导致贷款、利率、物价三者竞赛、互相追赶。加息手段此时似乎丧失了“以价制量”的效用，这完全颠覆了旧有的经验法则。此一状况与同时期佐佐木直在日本面临的局面大体一致，这对于日美两家央行行长来说，显然都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当时占主流的“利率主导”型货币政策，对此显得束手无策。
第二次石油危机的贡献
沃克尔无疑是史上最强硬的央行行长，他深知对于这种状况，温和的利率手段是毫无作用的，因而他运用利率工具之大胆、坚决，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一路加息直至18%?20%方才收手。但真正使其成功抑制通胀的，是他一改过去只注重单一利率手段的调控手法，以控制货币供应量为职志，强行规定增幅上限，“咬定银根不放松”，终于使他一战成名，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抗通胀英雄”。与此同时，日本人也有了自己心目中的 “抗通胀英雄”，那就是第24任央行行长前川春?雄。
前川和沃克尔一样，也是在1979年出任央行行长，但在前一年他还是副行长的时候，就极力主张央行应每季对外公布货币供应量数字。由此可以看出他对货币政策的理解，已经开始由“价”向“量”倾斜。所以，当他任内发生第二次石油危机时，其做法便与沃克尔如出一辙，在大幅提高利率的同时，将货币供应量增幅控制在10%上下(不到往年的一半)，成功地将那两年日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压制在5%?7%的水平，批发物价指数更是低到1.9%，这两项都是当时所有发达国家中最低的，而经济增长率却是世界最高的。有此辉煌战绩，前川春雄成为日本央行百年历史上评价最好的行长，也就不是浪得虚名了。即使是卸任之后，他对日本社会的影响力依然不减，这明显超越了一个央行行长所应有的程度。1985年日本被迫签下《广场协议》之后，时任首相的中曾根康弘立即亲自点将，组成了一个十七人的“经济结构调整委员会”，任命前川春雄为会长，负责为日元升值后的日本经济制定未来走向。如此重大的决策交给一位卸任的央行行长，这在别的国家大概是不可想象的吧。
可细一想，还有谁比他更合适呢?谁会像他那样能更深刻地体会到日元升值所带来的后果?更何况与他“同年为官”的沃克尔还在担任着美联储主席呢，而把日元逼上升值之路的，不就是他这位大洋彼岸的“年兄”嘛。
沃克尔与里根的配合，至今为全球所称道。今天大家都公认，“里根经济政策”的核心就是紧缩货币、减税、扩大公共支出。这三个互相“打架”的政策竟然同时出现，实在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又紧缩货币，又减税，那扩大公共支出的钱打哪来?自然是打别人那来。被沃克尔强行压住的货币供应量，已经从根儿上抑制住了通胀，前川只用了10%的供应量增幅上限，就制住了日本的通胀，沃克尔把这个指标最低时压到了2.5%，不可能还制不了物价。可同时他还是把联邦贴现率拉高到两位数，致使美国各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一直被顶在15%?20%的超高水平上，似有“没必要”之嫌。这样同时使用两个极端手段，恐怕不能单以“作风强硬”来解释。长期的高利率，在资金自由进出的发达国家中，造成了巨大的“吸金效应”，国际资本每年都以上千亿的数量流入美国，弥补了美国的资金不足，这就是高利率的真实目的。可以说，若没有沃克尔和外来资金，“里根经济政策”就不可能取得低通胀、高增长的“奇迹”。但也就是在这几年间，美国从净债务国变成了净债权国，美元汇率持续走高，贸易逆差越来越大，最后只好拿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开刀。这样才有了1985年的《广场协议》，有了1985-1991年的日本泡沫经济，有了1991年至今的日本长期萧条和日元泛滥，最终有了今天的这场全球危机。
上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分别造就了日本央行史上两位评价极端的央行行长，佐佐木直的失败与前川的成功，让今天的日本央行把货币供应量当成了万灵丹，要抑制通胀就收量，要抑制通缩就放量，前者已经被历史证明有效，后者似乎正在被证明无效，“定量宽松”并未提振日本经济就是证据。石油危机和当时的央行行长们，给全球的贡献就是找到了治理通胀的办法，但上帝好像还没正式给过我们时间与场地，让我们来练习治理通缩。尽管未来可能会在通胀与通缩间快速地来回切换，但对于今天的世界来说，可能通缩的恐怖程度要大于通胀，因为我们对付前者的办法不多。也许谁率先找到办法，谁就能领先走出危机、占领先机，就像当年那两次石油危机，最终比拼的就是央行行长的智慧。
当年的两位“英雄”行长，前川春雄已然作古，保罗·沃克尔被奥巴马任命为“经济复苏委员会”主席。当我从电视上看到这位身材高大的81岁老人，面无表情地站在正激情演讲的奥巴马身后，毫无当年叱诧风云的强人气概时，我不禁想到，台下有多少人知道他就是史上著名的Inflation Fighter?又有多少人知道他是否能带领他们走出萧条呢?每想到这里，我就会不自觉地想起日本人对央行本质的那句概括：中央银行就是最大的天下公器。
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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