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初，当中共中央组织部(简称：中组部)的人找到高建时，高建有些意外。高建是清华创业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中组部的人主要是冲着其旗下的调查项目《中国创业观察》(CEM)来的，“他们觉得很有价值，希望我们结合一下他们的需要，改进增加一些调研方法。”对于高建来说，这无疑是来自国家的肯定。
中组部对CEM感兴趣并不是心血来潮。CEM报告是清华创业研究中心最重要的调研项目，也是国内唯一一个采用国外先进调查方法进行创业环境研究的原创型项目。该项目的前身来自清华创业研究中心与百森商学院合作进行的《全球创业观察》(GEM)报告，它是基于GEM项目的数据平台和中国专家调查和成人调查数据得出的研究成果。和GEM一样，CEM报告关注同样的四个基本问题：不同国家的创业活动水平存在的差异及其程度;创业活动与经济增长的系统关系;什么是影响创业活动水平的因素;政府的创业政策评价及改进。
中组部的到来让高建高兴了好一阵。做了7年CEM研究，期间出过5份报告，埋头在书堆里的高建突然觉得自己正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这种兴奋之情被他身上的学究气所掩盖，旁人难以察觉。高建自己对外的宣称是“守株待兔”，换一个角度理解，虽然从来没有主动请缨，但是“兔子”既然来了，自己的成果也算是得到了一种体现。
国际方法，中国问题
1997年发生了很多事情，这一年先是邓小平逝世举国哀悼，接着是香港回归欢腾庆祝，然后是金融危机席卷东南亚。对于35岁的高建来说，这些事情都没有年底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召开的一个会议重要。在那个由经管学院教授姜彦福主持的会议上，讨论的是关于中国未来10年的经济发展。姜彦福在会上非常有远见地认为，未来10年创业将成为中国经济一个极具发展潜力的领域。
那时候高建刚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进修归国留任清华，姜彦福的发言让他印象深刻。1997年的中国民营经济在改革开放近20年的成果保证下刚刚抬头：截止当年年底，私营企业已达96万户，个体户2850万户，私营和个体经济的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0%。姜彦福正是看到了星火燎原之势，因此判断出民营经济的崛起或是下一个10年决定中国经济走向的关键因素，而创业则是民营经济最为原始的驱动力。
在美国亲眼见证创业活力的高建最能直观理解姜彦福话的分量。在这个会议之后，受到感染的高建找到了姜彦福，两人商量后决定依借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资源平台创办一个研究创业的机构。“我们那时候已经感受到新经济的这种气息，至少说已经看到了这样的发展的前景，我们认为在中国创业是很重要的。而且从现实来看，中国也确实有这个需求。当时互联网的热潮让我们感觉到好像谁都可以创业，身处国内、国际的创业热潮之中，你不可能不会受到感染，所以创业是一个需要给予特别关注的领域。清华大学作为国内在创新研究领域的领先单位，我们肯定要做这样一个事情。”高建现在回忆起当时的情况，依旧觉得自己做了一个伟大的决?定。
在姜彦福、高建以及其他几位老师的联合推动下，清华创业研究中心于2000年12月成立。虽然当时人员和项目配备都不齐全，但在高建的印象里，这也应该是国内最早研究创业的机构。那时候姜彦福和高建等人借助经管学院的平台研究开设了创业管理、创业金融、创业投资管理、技术创新管理等14门创业课程，并且与百森商学院一起合作进行GEM项目的调研。那时候商学院还没有风靡起来，创业研究中心在这个领域算是一枝独秀。
对于GEM的引进，高建的期待显然要大过合作方。在高建看来，GEM并不是一个项目那么简单，它的背后是一套国际先进的调研方法论。高建想用这套方法论来做一份中国的创业环境统计报告，这也就是后来的CEM。“我们国家以前一直没有专门针对创业的概貌性分析，而且我们一直没有比较科学的研究方法来做这个工作。即使曾经做过一些小规模的调查，但是终究缺乏一个科学的方法，比如说抽样方法、分析方法等等。与GEM合作恰好弥补了我们在这方面经验的不?足。”
2002年，高建与创业研究中心的同事开始着手研究第一份CEM报告。他们将报告的形成归纳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按照GEM的研究框架准备中国版的调查问卷，包括成人调查问卷和专家调查问卷;第二阶段是参照第一阶段建立的模型完成调查和访谈工作;第三阶段由GEM的协调组完成所有GEM参与国家和地区的数据汇总和处理，并形成全球的GEM报告;第四阶段是将GEM报告以及创业研究中心分析出的数据梳理成CEM报告。
这套流程看上去简单，不过对于刚刚着手研究的高建来说却并不容易。第一份CEM报告在2003年发布以后，热闹过一阵但并没有引起广泛讨论，因为报告缺少主题，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大纲，内容没有轻重缓?急。
“我觉得从学术研究来讲，我们需要更多的原创的东西。不要去模仿，中国现实中的很多问题不是仅仅模仿就能得来的。我觉得我们做CEM已经在体现这样一种思路，就是我强调一种原创的东西。这个东西拿出来以后，就是我们中国本土的东西，是真正研究中国的问题。”高建并不担心CEM的影响力，他确信在中国只有他的这份报告是最有价值的，只是这需要时间，这个时间包含两个层面：社会接受的时间和CEM发展的时间。
正因为高建的这种坚持，在慢慢的摸索过程中，他逐渐积累了经验，确立了CEM的风格，并且在后来发布的报告中慢慢形成了主题。从某种层面来说，CEM的成长也就意味着高建以及整个创业研究中心的成长。中组部的到访，则是这种成长最为直接的结果。
“我也是一个创业者”
姜彦福在第一份CEM报告发布之后，过了自己60岁的生日，这或许是他收到过的最特别的生日礼物。不过年纪大了，姜彦福也没有精力顾及太多日常事务，在这之后，创业研究中心基本上都交由小了20岁的高建来打理。在最初的设计中，姜彦福只是想让创业研究中心成为经管学院里的一个附属组织，作为接班人的高建要比姜彦福有野心，他显然不希望创业研究中心只是一个附属组织。
从黑发写到白发，从而立写到不惑，CEM报告在高建的坚持下，从一份默默无闻的学院报告变成国家决策的制定参考，而清华创业研究中心也成为一个研究创业环境的权威机构。这种坚持在旁人看来不可想象，认识高建的人都觉得他亲切、温和，身上有股浓浓的书卷气。这个看上去温文尔雅的人骨子里却顽固而偏执。在高建看来，正是通过创业研究中心和CEM报告所做的一个持续性观察，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中国创业环境的变?化。
“原来我认为我们是以生存型创业为主的。从2002年到现在，我们每年都观察两者之间的变化。在2005年的时候，我们看到机会型创业上升非常快，我还担心这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后来我们在2006、2007年持续观察，发现这确实是一个趋势，这就证明了与之前相比，中国创业环境已经改善了很多。”高建希望把创业研究中心做成一个记录中国创业环境变迁的历史坐标。“我们从2002年开始，一直做到今天。这种持续性的观察我觉得是具有不可重复性的，因为你现在不可能再去调查2002年的情况。这是一种历史的积淀，它对记录中国创业环境的变化有着独特的价值。”
不过出发点虽然很好，但是实现起来并不容易，CEM报告在2004年和2008年还是中断了两次，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来自人员配备以及资金压力。创业研究中心一直不是一个实体单位，它只是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下面的一个研究性组织，并不存在行政编制。平时也不用坐班，只在做某个领域研究时才整合平台资源。创业研究中心的人基本上都是经管学院的老师和学生，他们平日里有自己的任务，创业研究中心的事情他们不一定有时间来做。高建身边的人员一直都不多，很多事情他只能自己来做。CEM报告虽然也有创业研究中心的人参与撰写，但是绝大多数的篇章几乎都是高建利用课后休息时间一人独立完成。
另外一个问题来自资金压力。在创业研究中心成立之时，科技部、北京市科技委员会、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首创集团四家理事单位联合投资了100万元。这笔钱在第一份CEM报告出台之后就基本上花完了，而由于创业研究中心并不是一个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机构，所以理事单位后来也逐渐对其丧失了兴趣。作为创业研究中心重头戏的CEM报告的花费近30万元，高建每年都要为此发愁。他想过找企业拉赞助，不过也就是想想而已，从一个知识分子的角度去理解，高建还是放不下他的书生气。为了维持中心的正常运作和项目的顺利展开，刚开始的时候，高建还能从自己申请的个人项目经费里拿出一部分补贴到中心，但这终究不是一个长远之计。2004年CEM报告的中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缺乏资金。
高建有时候觉得与其说自己是一个研究者还不如说自己是一个创业者。“其实我们就是创业者，因为我们要承担风险。当你遇到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你自己得担着。要不然可能由于经费原因我早就把创业观察停了。”高建觉得自己经营创业研究中心就像在做一个企业，CEM就是他们的产品，看着不断改进的产品和循序渐进的企业，高建心里很有成就感。“我觉得，谈中国创业环境其他人没有资本说，我这有点资本。我做了这么多年了，这些数据是历史的一种原创，是不可复制的。”
2009年初，高建应邀参加一个创业活动。会上一位朋友与高建攀谈起来，并向其解释什么是机会型创业什么是生存型创业。高建一听有些哭笑不得，这两个概念是高建在2003年的第一份CEM报告里率先提出的。“所谓生存型创业，指的是我创业是我不得已而为之。机会型创业，是因为我看到了一个更好的机会，所以我去抓住这个机会。” 6年之后的今天，对于创业者来说，这两个名词已不陌生，虽然很少有人知道它们的出处，但是对于朋友的好意，高建对此仍然很欣慰，莞尔后他小心地对朋友说：“其实这些概念最早是我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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