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续“吴式财经”的风格，阅读《跌荡一百年》是一件有些沉重的事情，你会一次次被此类问题困扰，当今中国企业家的成长基因及精神素质是怎么形成的?它是三十年的产物，还是应该放在一个更为悠长的历史宽度中进行审视?
何解?作者当然是最好的一把钥匙。为此，我们特别邀请了吴晓波先生与著名的经济学家梁小民先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智力交锋，由此，我们得到了下面三个精彩的观点。
吴晓波：历史总在不断重演
我觉得有一个剧本是在冥冥之中决定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路径，不同时间，不同演员出?演。
1870年，李鸿章在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工业化革命。此时的中国贯穿的是“强国逻辑”，为了让国家强大我们可以牺牲一切。因为国家没钱，洋务运动最重要的举措是允许民间集股、集资。等到企业赚钱了，国家把企业收归国有。理由是，国家要强大所以国有企业应该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只有将这些企业收归国有，国家才能收到更多的税，增强国家实力。直接后果：企业家阶层开始衰落，被边缘化。
1916年到1927年，当时的政府没有钱，于是大力发展民营企业，成绩显著。后期，民国政府开始排挤打压民营资本，直接导致了民营资本的一蹶不振。
从工业革命算起，我们的民营经济已经经历了几次反复。今天，中国的民营资本正在蓬勃发展，但是如果我们不把过去的历史梳理清楚，如果我们没有从思想的高度认清这一问题，中国经济的GDP总额即便超过日本和美国，也暗藏风?险。
梁小民：中国商人为何群体性失语
中国的商人自始至终是没有地位的。
首先，中国的传统意识是重农轻商的。其次，中国社会潜意识是贬低和摧残这些企业家，用得着的时候支持你，到一定时候再收拾你们。第三，中国社会有太深的仇富情结。而成功的商业人士都是富人，因此对商人缺陷的宣扬都是有群众基础的。你要是为富人说话，板砖就过来了。可以说人类都有仇富心态，但是中国人的仇富心态又超过外国人。
吴晓波认为，过去一百年，中国企业家曾经在两个时间段起过很大的作用，第一个是1902年的立宪运动，当时中国企业家阶层是立宪运动的推动者，推动地方自治。第二次是1917年-1927年，以上海的银行家为代表推动地方法制的建设。比较一下，那个时代的企业家大多是知识分子，而更多的时候，我们的企业家都是社会边缘化人士成长起来的，这是差别。
吴晓波：中国缺少银行家阶层
英、法、日、美在变成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有三类人。第一类人是思想家，他们有革命性，负责建立起社会的价值观。第二类是律师，他们属于知识分子阶层，代表社会的良知。第三类人是银行家，他们建立起国家的经济秩序。区别于普通的企业家阶层，银行家能够宏观整体地考虑国家产业、经济问题。这三类人协调发展建立起来的国家是具有理性的。但是回顾历史，我们发现中国一直缺少银行家阶层，这导致了中国的经济在发展中走了不少的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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