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硅谷创业家
2009-12-15 02:17 科技创新 价值

美国人戏称,每来一次危机,加州政府,也是世界第八大经济体,都要破产一次。2000年,网络股泡沫破裂的时候,原来永远塞车的101公路突然间畅通无阻,总是彻夜灯火通明的办公楼几乎一夜之间一团漆黑。

“但是,你看今年10月华源年会,创业者激情还在,投资者并没有退缩,时刻都睁大眼睛寻找好项目。”曾毅敏,上海腾起信息系统有限公司总经理,同时也是华源科技协会(HYSTA)董事会成员。九年前,正是在硅谷最低潮的时候,她开始谋划自己的第一次创业,并在2005年成功地把公司卖给思科。如今,她又做了第二家公司,瞄准的就是目前最蓬勃的数据管理市场。

“金融危机冲垮了华尔街,但在硅谷,创业意愿没有低潮。”李斌正和几个合作伙伴一起研发一项与智能电网相关的技术。除了这个创业公司之外,他还是硅谷华人创业论坛(SVCEF)的组织者,目前,活跃会员已经发展到了2000多人。前段时间,30多人聚在一起搞了一次烧烤晚会,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都在做自己的公司.

十年前,陈宏、邓锋、朱敏等人共同创办的华源科技协会是为了帮助更多的留美华人成功创业。十年后的华源科技协会,已经发展到3000多会员,主要的责任是在中美科技界构建桥梁,创造新的无国界创业文化。

在邓锋看来,“湾区”也许是世界上最适合一粒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的地方,更关键的是,从这里回国的华人创业者和投资者正努力在中国培育出同样的企业家环境:“长期来说,推动这种环境的成熟,比创办一两家上市公司更有意义。”

今天,在硅谷成立的华人创业公司会主动把中国和美国放在一起考虑:“从做计划那一天开始,中国就已经在计划上。与此同时,很多国内公司也开始在硅谷设立研发中心。十年来,因为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差距在逐渐缩小,华人创业的范围越来越宽广,‘硅谷创业’已经不再是单纯地理意义上的硅谷了。”华源科技协会第一任会长、汉能投资董事长陈宏称。

在华源科技协会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了三个30岁出头的年轻华人创业者。他们都是出生于“文革”之后,国内念书,美国深造,然后最终在硅谷落脚创业。

与上一代的电信/互联网不同,他们创业的方向已经迁移到了时下最热门的清洁能源、云计算和移动互联网。

他们参与创办的公司恰好处于成长的不同阶段:

第一个刚刚把一个“颠覆性”的想法变成看得见的样品;第二个已经处在市场攻坚的阶段,要让自己的产品赢得更多客户;最后一个则处于爆炸式成长的前夜,迫切地要占领全球最主流的市场。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故事也展现了当下在硅谷与在中国创业的落差所在:

一个生态和谐、产业链完整并且分工专业的创业环境;

一群有远见有经验并对失败有足够忍耐力的投资人(不论天使还是VC);

以及一处拥有完美技术创新机制同时可以覆盖全球市场的产业高地。

齐鹏飞: 一个想法100万

就连齐鹏飞自己都说:“我很幸运!”

在2008年第三季度,全球资本市场最水深火热的时候,他的太阳能项目从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拿到了1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这家享誉全球的老牌VC也是齐鹏飞公司Clean Cell International的第一个投资者。

当时,齐鹏飞还没有成型的产品,唯一可以展示给投资人看的,就是他在新型太阳能领域的技术设想,而红杉则是在几百个有关太阳能的项目中,选择了这个当时还只有两三个人和一个想法的初创公司。

我有一个好想法

故事当然不是“我有一个梦”那么简单,尤其在已经“烧”了至少五六年钱的太阳能产业,自2008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以后,各国政府纷纷削减其在长期项目的投资和补助,原先仰仗政府支持还可以按部就班发展到赢利的太阳能产业本身的制约因素集中爆发了。

“目前的太阳能电池技术各有优劣,主要不足集中在两点:首先,太阳能板相当薄且脆,极易损坏;其次,太阳能转化和生产成本之间相互制约的矛盾始终存在,降低成本就只能牺牲转化率。以目前全球最成功的薄膜太阳能公司第一太阳能(FIRST SOLAR)为例,他们的成本已经控制到最低,每块太阳能板的生产成本降到了1美元以下,但是运输、安装成本却始终在2美元以上。”

所以需要降低的不仅是太阳能板的生产成本,还包括运输安装等的成本,这样系统的成本才能真正更快地下降。轻而薄,像塑胶薄膜那样可靠的太阳能电池,是一种理想的发展方向。齐鹏飞得到红杉资本青睐的“想法”正是击中了困扰这个新兴行业的要害。

齐鹏飞的想法是,随着纳米技术的成熟,使用纳米材料来改变太阳能板的形式和提高转换率。“和红杉谈的时候,我在技术上的构想用最简单的话说就是,把一块晶体打到尽可能碎,然后重新结合在一起,做成一张太阳能板。这种材质的板不仅解决了原有板易碎的问题,而且由于材质本身很轻、可以弯曲折叠,应用范围会比现有的技术更为广泛。我把它叫‘塑胶薄膜一样的太阳能’。”

斯坦福大学博士毕业的齐鹏飞,其主攻是半导体和新材料。博士研究期间,他的兴趣点也集中在纳米和半导体。在硅谷这个全球最新技术的温床,他亲眼目睹了太阳能从实验室到市场的全过程。“我们团队的专业背景包括化学工程、化学、物理、电子工程以及纳米科技。从去年公司成立到现在短短一年时间,我们已经拥有了四项专利。”

中国不敢美国敢

2000年从神童云集的中国科技大学毕业时,齐鹏飞获得了中科大最高的“郭沫若奖学金”。接着,他着手准备出国,同时拿到了哈佛、伯克利以及斯坦福的通知。最后是因为“听了很多硅谷的神话”,而斯坦福不仅离硅谷地理上最近,同时也和硅谷有着最密切的血缘关系。这样,带着自己的梦想,齐鹏飞来到了“阳光充沛”的西海岸。

博士毕业之后是按部就班地找工作,施乐公司的Palo Alto研发中心正好有一个他感兴趣又很合适的位置,一轮轮面试下来,最后一轮胜出的时候,主管告诉他“这个职位有全美国的一百多个博士在申请”,他成为唯一的胜利者。

施乐研发中心拥有多项专利。在施乐的两年间,齐鹏飞评价自己一个最大的转变是“我开始从市场和用户导向去考虑问题了。硅谷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从最尖端的技术研究到最后商品化到用户手里,整个产业链的每一步都被分解得专业且可操作”。

2008年有了创业的想法之后,齐鹏飞还专门飞回北京,尝试在国内创立公司的可能性。但在他还只有一个想法的时候,每一位他所见到的投资商都对其“革命性”技术有很大兴趣,但没有量化的产品,甚至连样品也没有,成为这些投资商做投资决定最大的障碍。最终,由于研发和团队都还在硅谷,于是他又回到了硅谷,开始找投资。

先见了几个天使投资人,接着又和几家风险投资接触,其中的一家准备坐下来详谈的时候,红杉已经开始准备和齐鹏飞的投资文件。“他们真的很专业,一旦做了决定行动很快。”以红杉那么多年的经历,2008年第三季度的情况已经显示出市场接下来会是什么样,事实上,红杉为此专门给旗下所有的被投资公司发信警告“现金比你母亲还重要”。但作为一个发掘出了Apple、Yahoo和Google的投资商,他们还是敢在风险最大的时候冒险。

当时,齐鹏飞的创业团队除了一个“颠覆性”的想法,完全称得上一穷二白。而投资一个前所未有的方案,往往在做决定的时候被视作“赌博”。

负责齐鹏飞这个项目的红杉合伙人Mike Gogeun也是斯坦福毕业,曾经成功投资了硅谷华源会创始人邓锋的Netscreen,而邓锋的故事业已是硅谷华人圈里的典范。Mike自己也创办过多家公司,并且成功出售或者上市。

这位师长级校友在和齐鹏飞一年的磨合过程中,不仅在公司的重大方向和阶段性规划上给予了很大帮助,即使在连续6个月研发没有任何进展的时候,始终很有耐心,开会时从来不给这些每周工作100个小时以上的年轻人任何压力:“他辅导了太多创业公司,知道怎么和创业公司打交道。甚至和Mike这一年来的磨合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现在,一年前的想法已经物化成一块可以放在手心上的柔软的太阳能薄膜片,下一步的工作是把这张柔软的“片”产品化成柔软的“板”。三十而立的齐鹏飞又开始了第二轮融资——尽管第一轮得到的钱他还只花了一半:“下一步计划在硅谷做一个小型的生产线。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销售了。”齐鹏飞设想的两块市场分别是大型电厂和大型厂房商业设施,以及可携带式太阳能设施,比如汽车上的太阳能充电器、帐篷。

朱晴波: 数据掘金人

2006年9月,29岁的朱晴波即将从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计算机系博士毕业,面临两个选择:留在学校做研究,或者开始创业。对于做技术研究的博士生来说,留在学校、沿着学术的路子一路做下去,是一条安稳、体面且前途有保障的发展路径。

“但是,伊利诺伊香槟分校向来有创业的传统,而且我还在做博士研究期间,我们这个小团队开发出来的一些数据分析工具已经有了一批稳定的使用者。当初开发这些工具,是为了从开源软件的开发者那里得到一些对我们研究工作的反馈,完全是开放全免费的,但他们用了之后感觉都很好。”直到有公司打电话来说要和朱晴波他们一起合作开发。

朱晴波他们就问学校怎么办,校方的第一反应居然是:“Why not start your own company?”就在毕业临近,面临找工作的选择的时候,朱晴波告诉自己:“也许这正是机会敲门的时刻。”

没想到Google、Amazon的云计算的大旗一挥,数据潮在创业圈和投资圈很快风起云涌。

“仅就商业互联网来说,发展到现在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大量数据被制造出来。从这些数据中挖掘有价值的信息,完全有可能发现新的创新机会;另外,互联网上的数据每天都在增加,并且由于新技术、新平台以及传统信息向互联网渗透,数据增加的速度越来越快;当基于这些数据的许多计算合成在一起的时候,又会产生大量新数据。因此,围绕数据的机会不是一个链条,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2006年9月,朱晴波离开学校,和他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周源源、Spiros Xanthos共同成立了公司Pattern Insight。

就像斯坦福持有Google2%股份一样,伊利诺伊大学也是Pattern Insight的一个少数权益股东。公司创立伊始,学校的科技办公室(Office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就和Pattern Insight签订了排他性协议,作为交换,公司则向学校出让了一定股权,软件销售收入也向学校分成。

“我们是在大学一个相当于孵化器的园区里开始我们的产品研发的。初创阶段是公司生命最脆弱的时候,能够在一个相对平静、纯粹的环境里从事研发,对公司顺利拿出产品相当重要。”

一家真正的“硅谷公司”

启动之初,由于项目本身的吸引力,公司很快拿到了美国政府15万美元的创业资助;接着,又由于公司很快就有了百万美元以上的客户订单,满足专项政府资助的条件,又获得了50万美元的第二期无偿资助。

“政府创业基金使我们创业的最初阶段不至太艰辛。到2008年1月份,我们完成了第一轮300万美元的融资。几个月之后就是金融危机,尽管我对我们的技术有充分信心,但在大环境不好的时候,融资的周期可能就会比较长。确保健康的资金链对公司很重要。”

帮助朱晴波他们的不仅仅是政府。Pattern Insight、成立不到四个月,2007年1月份,就有包括高通、Juniper、思科在内的大公司找上门来,建议双方一起合作开发。这种模式在硅谷并不鲜见,大公司作为一项新技术的联合开发者,为实力较弱但技术创新的小公司提供种种支持条件,甚至在技术方向、产品策略上为小公司把关。创业公司甚至不需要出让股权,只是在未来大公司购买自己产品时给予更多折扣,或者产品的研发方向兼顾到大公司。

在朱晴波看来,这就是硅谷之所以成为创业天堂的原因。就资金而言,也许其他地方的钱也不少,但硅谷的生态环境不是单纯拿钱就可以堆砌出来的,它能够帮助初创公司更好地缩短成长的时间。而很多时候,时间比钱更重要。

2008年朱晴波很开心,不仅公司完成了融资,他还把办公室搬到了硅谷。之前,因为大部分客户都在硅谷,他每个月至少飞两次硅谷。

天使的作用

度过了最初阶段,朱晴波他们开始接触风险投资,最先进来的却是两个天使投资人。这两个天使投资人对公司后来的融资乃至业务都至关重要——华裔科学家兼企业家李凯和 Rational软件公司负责全球销售的高级副总裁John Lovitt。

李凯教授创办的公司DATADOMAIN仅用5年就成功上市,然后以21亿美元出售给EMC。由于都专注在数据领域以及导师的引荐,朱晴波他们和李凯教授成为合作伙伴。

李凯告诉我们,创业公司时刻都要充满危机感,不论是在顺境还是逆境。对于创业公司而言,资金链就是生命链。尤其对我们这样一出校门就开始创业的年轻公司来说,创建一个互相信任,紧张高效,客户至上的公司文化至关重要,直接决定了公司未来的基因。”

销售出身的John则明确无误地告诉朱晴波,你是一个创业公司,谁都知道你需要钱,你谈钱没有任何错误——只要你能帮助客户成功,而且你作为公司的创始人,要信心十足地站在第一线向客户传达出这样的信息。朱晴波承认,对于他这样一个从技术向管理转型的创业者来说,这个转变的确挑战很大。

有了这两位经验丰富的大人物背书,Pattern Insight终于拿到了Venture Investors基金的投资。团队也进行重新分工。John出任公司的CEO。另一位创始人周源源担任总裁和CTO。而朱晴波成为产品副总裁。李凯则加入董事会。

“我记得特别清楚,NETAPP是我们第一个客户,我们第一次去见他们的时候,整个团队一夜没睡,狂喝咖啡。一方面是兴奋,另一方面就是活干不完。总能在DEMO里发现还可以改到更为完美的地方,于是就不停地改。最后我们在沙发上躺了两个小时、穿着皱巴巴的衬衫就去了客户的公司。”

“很多时候必须有种‘征服世界’的激情,这样你才可能坚持下去。”就在今年10月,Pattern Insight签下了一笔规模为200万美元的客户订单。2009年也是公司财务状况运行最好的一年——尽管大环境依旧那么恶劣。

陈志刚: 没有国界的创业

华源会2009年会召开那一天,作为Vuclip联合创始人和CTO的陈志刚才从北京回到硅谷,正在倒时差。现在,他至少每隔一个月都要回趟北京,因为公司很重要的一部分业务都在中国:“不止是市场拓展,对视频来说最核心的内容合作,还有一些应用层面的开发,都必须建立在市场最前沿的地方。”

从创业者到投资商、行业分析师,没有人否认,2002年前后,源自中国的移动热潮“几乎和硅谷没有什么关系”。短信,这个建立在GSM技术标准之上的“过时”技术在硅谷精英们看来,几乎是早该忘记的东西了。但是,简单的SMS短信不仅创造出了中、日、韩的“拇指奇迹”,更催生出了一批移动SP概念的纳斯达克上市公司。

“真正好的技术,并不一定非要是最领先的技术,而是在合适的时候出现、能创造价值的技术。”陈志刚承认,他现在做的手机视频搜索确实有些超前,但现在必须开始,“新的一轮移动热潮和GSM时代的SMS不一样,因为互联网渗透到了移动平台,硅谷已经行动起来了。”

等待

2004年,短信热潮的高峰刚刚过去,陈志刚等共同创办的公司Vuclip就在硅谷成立了。这已经是他在硅谷参与创办的第三家公司。之后几年间,这家只有研发人员的公司始终埋首于如何在不同制式、不同大小显示屏的手机上播放出画面质量一致的视频。传统手机商,甚至当时还只是有潜力的“手机商”——Apple和Google都被他们拿来反复研究。

从成立到终于引入投资的三年多时间,公司一直靠卖软件养活自己。一家欧洲运营商给Vuclip提出的问题是,能不能帮助用户把自己拍的视频转发给其他用户,不管两个人的手机甚至移动网络是否一样。为这家运营商做出来的软件很快吸引了其他运营商如Orange、沃达丰纷至沓来。

“那段日子真的很苦,而且整整三年,但有的时候,你必须等。”

2007年4月份,陈志刚参加了CTIA国际无线联盟的一次峰会,会上,他展示了公司的视频搜索成果,立刻引起投资商的兴趣。会议之后,他一边拿着技术和运营商谈合作,一边频繁接触投资人。

“那个时候,3G已经不再陌生,全球很多地方的商用网络运营得都还不错。我们市场推进顺利了很多,这也客观上增强了投资人对我们的信心。”2008年1月份,公司获得了包括INDEX、NEA在内的第一轮风险投资。这一年,不仅中国3G在千呼万唤中终于登场,Apple引发的iPhone现象也推动美国3G用户大增。等到2009年8月第二轮融资的时候,JAFCO加入进来,NEA则进一步追加了投资。至此,公司共获得1500万美元投资。

无国界的市场

第一单来自印度,连陈志刚也没有想到。Airtel是印度第一大移动运营商,见到Airtel的人时,对方对Vuclip这家硅谷的“小公司”丝毫不陌生,因为他们每天都监测网络流量,已经注意了blueapple.mobi(vuclip.com的前身)这个网址很长时间。AIrtel的1亿用户中,2000万用户在使用GPRS,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视频搜索的活跃用户。“你看,这就是我坚持了差不多五年做这件事的理由。视频是个方向,但必须找到可以让它流量货币化的渠道。手机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只要我能给运营商带来流量,他们不介意分成。”现在,“印度7家主要运营商中的6家都和我们有合作,而且是赢利性质的合作”,陈志刚说。

在公司目前所有视频搜索的流量中,来自美国和印度的都分别是25%,中国10%,其他40%来自东南亚、欧洲和拉美。2009年第三季度比第一季度的收入增长了三倍以上。

尽管来自中国的流量还只有10%,但陈志刚太明白中国意味着什么。但和国外视频市场不同的是,中国用户并不乐于接受互相分享这种模式,相反,“有版权的内容”是中国用户搜索最多的内容。

一个成功的无线服务公司必定根植于移动市场发达的地区,因此尽管目前Vuclip服务已经覆盖到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中国和印度始终和硅谷一样,并列为Vuclip的三个大本营。

“在印度和运营商、内容供应商合作的经验,以及多种创新服务模式都可以推广到全球,这为我们后来接触其他国家的运营商和媒体公司打开了通路;中国是人口最多、潜力最大同时手机普及率又相当高的国家。因此,我们不仅在中国设立了研发中心,还专门成立了商务拓展部,希望尝试任何可能的服务模式。”

显然,要做视频,版权是一个绕不开的敏感话题。就在10月初,维亚康姆媒体集团起诉Youtube,称后者“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阻止侵犯版权的行为”,向Youtube索赔10亿美元。于是,在中国,陈志刚通过旗下的中国分公司视信可观,调整了思路,与CCTV签订代理协议,成为CCTV在手机上最大的内容分发商之一。

“一方面,我们获得了合法的内容,另一方面,版权分发也是公司未来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未来的收入来源还包括广告——当然,这需要时间。互联网视频被广告主接受也才不过是这一两年的事情。未来,如果用户搜索的是一个有版权的视频,这部分版权可以通过视频前后加播广告的形式由广告主付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