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站出来”到Outstanding?
学英语能帮我们用另一种思维想问题，比如卓越、杰出，英文的意思是Outstanding，Outstanding由两个词组成，一个是Out(出来)，另一个是Stand(站着)，两词的组合就是“杰出”就是“卓越”——谁要是卓越就要站出来。从“竞争”角度上来讲，如果要卓越，如果要与众不同，站在台上的人就得比台下的人强，能带来其他人没有的东西，能解决其他人解决不了的问题。要不然，下面的人就会把台上的人轰走，所以，Outstanding绝对是对人性的一种挑战，也是权威和魅力建立的一种手段。
“人之初，性本上”(编者注：此处为作者原创)，我们每个人都有向上的意愿，甚至中国的孩子大多在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高期望值下成长起来的，但真正达到突出的人很少很少，是什么影响了我们的优秀，是什么阻碍了我们走向卓越的路呢?杰出、卓越的英文直译“站出来”给了我们些许答案。
要“站出来”有两个条件，第一有勇气有意愿有胆量，第二有表现有技能有能力。
在有勇气，有意愿，有胆量的问题上，我们其实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只是在后来才发生越来越大的差异。在幼儿园，老师提问一个问题，可以看到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举着的小手一个比一个高，“我”、“我”、“我”的回答欲望非常强烈，并且答案五花八门创意十足，但当我们慢慢长大了以后，这种“我”、“我”、“ 我”的声音越来越少，这种争当“站出来者”的勇气也越来越胆怯。为什么我们的智商越来越高，而胆量越来越小了呢?是我们苛求perfect(完美)的心态，把我们搞得连小朋友们都不如了。
比如在培训课上提问，不少人就想：如果我回答错了，大家会不会笑话我?如果我说得不对，同事们会不会从心里小看我?如果我回答得不全面，会不会有人说我弱智?……这些不允许自己有瑕疵思想的小九九，最终让这些人选择的是放弃。而放弃一次举手就是损失一次机会，这些机会不仅仅是勇气机会的放弃，更是信心和能力机会的放弃，当一旦放弃成为一种习惯，就没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自然也没了被注意的机会，时间长了，个人影响力的建立根本无从谈起。
能力和技能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有时我们发现，那些勇于“站出来”的人原先的知识和技能其实比我们强不了多少，他们回答出来的见解可能还不如我们的精彩，只是他们说出来了而我们的都烂在肚子里。但是当他说出来之后，他会有机会接受批评和评论，这些建议、批评和评论伴随着鼓励源源不断地流向他，而他也因为自己“站出来”而成为会场的焦点，所以他会聚精会神地把这些建议点评照单全收，这相当于现场给他进行心智的“输血”，当他不断地吸纳众人思想之精髓，他就会发生质变，起初的“站出来”就变成了最后的Outstanding。
我讲这些现象是提醒年轻人，凡事要参与，要允许自己不完美，要忍耐要忍受不完美，正因为我们的不完美，所以我们才要追求完美。我们的一生是在追求更加接近完美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要让我们“站出来”、动起来，不要因为不完美而放弃。只要是行动只要有意愿，哪怕希望只有万分之一，也比放弃强百倍，因为它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所以，如果用一句话作为激励自己走向优秀的话，那就是凡事勇敢地“站出来”!
(本文作者是皇明董事长)
请搭乘创业巴士， 前往安永
如果你正坐在创业号巴士上，打算前往创业板，那么我现在郑重提示您2009年底有两个站台千万不可错过：一是10月30日在上海的“安永企业家奖中国2009国家大奖”，另一个当然是11月22至23日的创业家年会。如果说后者是一个武装创业者头脑、助你成功的创业讲堂的话，对前者的最好描述应该是，这是一道适合观摩的别样风景(如同外滩之于上海)。安永在7个行业里，选择了12位创业家，他们或者离你很远，或者离你很近，最重要的是在每一个人身上可能会印证你自己的梦想之路，还可能会发现你自己成功的影子。
可惜对多数创业者来说，这是一个买不到门票的聚会。这家全球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只向少数人发出了邀请，入选企业家、他们的亲友团(无一例外最吸引人的都是最靓丽的太太团)、著名企业CFO以及旁观他们的媒体人。
这是一个精英的聚会，安永希望大家理解这个人群的最正确的词汇是“远见卓识、领导才能、卓越成就、激励他人”。在香格里拉的鸡尾酒会大厅里，安永给他的获奖企业家们每人树立了一个大大的展示牌，在大厅里来回穿梭，不论是身前身后都可以看到展示牌上他们极具亲和力的大大笑脸，包括他们入选的主要原因，如此巨大的招牌有利于这些企业明星的粉丝们向他们靠拢。
不过有些明星是不需要这些招牌的，比如瑞安集团的罗康瑞，这位上海新天地的改造者，是少见的能为城市留下历史、保留个性的房地产商。“为城市带来延续性的进步”，这是这十年中国城市再造运动中最稀缺的姿态，新天地因此名声大噪，瑞安成为很多地方政府的座上宾。即使早早听说罗康瑞的儒雅与亲和，及至亲见我还是小小吃惊了一下。小肥羊首席执行官卢文兵在这里成了港台消费品企业追逐的明星，人人都期待与这位餐饮龙头分享未来大陆市场。雷士照明的吴长江则反复遭遇如何度过低谷的严肃命题，人人都渴望在金融灾难不确定时，先掌握些生存秘籍。
即使在财经圈子里混了多年，我也不得不说2009年的这些安永明星们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陌生”。惭愧得很，12位获奖人中有4位是我从未听说过的：幻影科技廖家俊、安东油田罗林、中国自动化宣瑞国、大昌行许应斌。年轻的廖家俊是香港科技大学的教授，拥有30多项专利，罗林与宣瑞国都是工程师出身，为石化行业提供技术服务，都是典型的科学家创业。
向安永的深度挖掘精神致敬。这与《创业家》孜孜以求地发现那些最低调的价值创造者殊途同归。借用“围脖”上一位博友的话，人永远是第一位的，没有一群第一流的创业家，妄谈国家经济崛起。相信一流的发现价值的眼光，会降低很多创业者包括这个国家等待和徘徊的成本。
12位明星，到底谁会是当晚的安永中国大奖得主?没想到在一开始时就被吴长江猜中了：“有可能是李书福和罗康瑞吧?”在奥斯卡式的漫长猜测、等待后，这两位创业领袖终于凭借在各自产业内的极度稀缺性，获得安永企业家奖中国2009国家大奖，明年他们将代表中国前往蒙特卡罗，参与安永奖的全球角逐。
相信年底会是一个密集的颁奖期，先恭喜那些正前往领奖路上的奋斗人群，不过对于获奖这回事，最好能像母鱼的记忆一样，只停留三秒?钟。
如何设计期权
从我1999年回国创业到今天，这十年里面，很多东西都变了——海归过时了，土鳖称霸(参见我之前的博客《海龟还是土鳖》”(http://shaoblog.com/2007/05/30/returnee/)。我刚回国的时候期权这个词还不存在，到现在每个创业者和员工，甚至我父母这一辈的人都听说过。记得1999年时，我想请两个工程师成为我公司第三和第四名员工，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承诺每个人会有2%的stock option。他们问我这stock option是什么东西，我解释了半天，翻字典查网络，把这个stock option翻译成股票期权。最终他们都没有加入，错过了日后成为千万富翁的机会。
期权给一个员工以一定的行权价格(strike price)——一般是一个很低的价格——在一段时间里买入公司普通股的权利。这个权利是很值钱的。我记得1999年易趣总共有400万股，假设一个员工拿到2%即8万股，行权价格是1美分。公司在2003年卖给eBay的时候，每股已经拆分为10股，拆分后每股4美元，那么这些期权价值是(4 - 0.01/10)× 80000 × 10 = 320万美元(行权价格可以忽略不计?了)。
公司在很小的时候，付不起很高的工资，而且要员工放弃原有稳定的工作，这个时候期权就是一个很有用的东西去激励员工。除了可以“吸引”员工加入之外，期权可以起到“留住”员工的作用。一个员工如果拿了工资或者奖金，然后离开公司，对公司肯定有损害，但对员工自己没有损害。员工如果拿了期权，情况就不一样了：首先，期权需要几年(一般是3到5年)Vest，早走就少拿，如果是5年Vest，他两年就走，只能拿五分之二。其次，一般的期权协议规定，辞职的员工在离职后90天内需要行使期权，过期作废，这样即使是一分钱、一毛钱的期权，如果是几万股，员工也可能要拿出上万元人民币才能拿到这些普通股。在公司上市前，这些普通股是不流通的，只是一张白纸而已，所以对很多员工来讲，买不买是一个困难的决定。最后，一个重要的员工走了，对公司造成损失，同样他作为股东也要承受这些损失，这也会成为促成一个员工留在公司的原因之一，或者至少不太会离开公司去竞争对手那边去，做出对公司有害的事情。
好了，讲了这些基本的概念，接下来谈一些操作层面上创业者经常遇到的问题。
第一，最常见的问题是“给多少”。当然，总的来说，“给多少”主要取决于员工在公司的职位、薪水和公司的发展阶段。如果我只说这些空话，可能没有很大帮助，所以以我本人的经验下面给大家一些大约的数字供参考。公司初创时(定义在VC进入之前)，一个副总可能要2%到5%的期权;A轮融资之后，副总变成1%到2%;B轮融资后，副总变成0.5%到1%;C轮或者接近IPO的时候，副总就是0.2%到0.5%。公司除了创始人之外的核心高管(CTO、CFO等)一般是VP的2到3倍，总监级别的一般是副总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依此类推。这只是一个大约的估计，实际操作上还有很多因素。例如一个副总可能想要更多的期权，肯把他的工资降到很低(这种人我喜欢，因为看得出他对公司的热情和信心)。公司到后期，期权就不再以百分比来谈，而是以几股几股来谈了。
有人可能会问我如何定义副总、总监，因为不同的人定义可能是很不一样的。我定义副总是一个能独当一个或几个公司部门，管理至少几十个人的人，是一个你可以想象在公司成熟甚至上市后，还是一个随着公司成长能继续做副总的人。总监是一个在公司早期能负责一个部门工作，但在未来还看不出能够在公司成熟后继续独当一面的人，他可能成为副总，也可能成为副总下面管理一个部门中一个或者几个分支的负责人。总监也可能是一个最核心、最厉害的技术高手。如果你对副总、总监的定义不一样，可以对我刚才的数字做调整。
第二大问题是Vesting的问题。三年、四年还是五年?很多创业者都觉得短一些好，我觉得长一些好。做一个好公司，三年成功是非常幸运的，五年是比较正常的。你不希望你的员工过了两年半来找你问：“我的期权再过半年就全部Vest了，请再给我一点吧。”还有一个条款是在公司上市或被卖的时候，员工没有被Vest的期权是不是应该全部立即Vest(accelerated vesting)。这里大家没有一个共识。我觉得可以把剩下的没有Vest的期权Vest一半，这样员工比较高兴，觉得比较公平。同时，不全部Vest，可以避免公司上市或被卖后，很多员工都马上走?掉。
第三大问题是期权给多少人。易趣当时走的是硅谷道路，公司几乎每个人都有期权，而且发得很早，公司刚开始就有，员工过了试用期就发。这种做法的好处是可以齐心协力，大家一起把公司做成功，大家都高兴。坏处是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免费”拿到，很多人不够珍惜，觉得期权不会值很多钱。也有些公司，走的是另一个极端，发得很晚，到了公司快上市的时候才发，而且发得很少，很多员工都没有，或者做了两三年以上的老员工才有。我现在参与的几家公司，包括安居客、诺凡麦等在内，是采取折中的方法，还是比较多的员工有期权，但不是“自动”的，而是员工的职位或者工作表现满足了一定的标准再给，要给的话是比较多的。
第四大问题是行权价格该定多少。如果A轮的价格是2美元，行权价格应该是2美元、1美元还是20美分呢?很多VC坚持要定为2美元，理由是如果VC不赚钱、最终退出时股价不到2美元，那么员工也不应该赚钱。我不是很同意这个观点。首先，期权的目的就是要吸引、激励员工，行权价格定得越低，每股期权的价值就越大，就越有吸引力。其次，在公司最终上市或卖掉时，期权的行权价格并不影响VC的回报。比如公司卖的价格是2亿美元的话，每股定价就是2亿美元减去优先清算权(见上期)后再除以所有股票的数量(包括优先股、普通股及所有期权，英文叫total outstanding shares on a fullydiluted basis)。理论上，正确的算法应该是(总金额+期权量×平均行权价格)/所有股票数量，但我从没见一个投资银行家或者并购的买家这样算过。所以，把行权价格定得高，是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那么期权的行权价格要定得低，能有多低?这要看会计师。一般，会计师会允许一个初创企业以上一轮优先股股价的十分之一作为期权的行权价格。到公司接近上市的时候，行权价格就会慢慢接近优先股价格。上市后，行权价格一定要是上市股票的当前价格。
我是很喜欢期权这个东西的，它是小公司能够吸引人才并且留住人才的最大法宝，而人是公司成功最重要的因素。
被牺牲的土地富翁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因为经常全世界跑，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在中国台湾、韩国并没有中国这么多高楼大厦，但是你到那里住一个小小的很不起眼的旅馆，一个晚上可能要付200、300美元，而在中国，比如在上海，一个非常好的星级旅馆，价格却可能很便宜。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认为这背后是一个国家发展模式的问题。
上海浦东怎么发展起来的?离不开圈地。很多人可能以为这是我的原创，错，这是我在上海跟一位当地政府官员沟通时，对方的原话。在上世纪90年代，上海政府把市民从市中心全部搬迁出去，每个人只获得非常少的货币赔偿。然后把地卖给了企业(可能以外企居多)，获得了巨额利润，用这些钱，政府去做了一些表面上看起来繁华得不得了的城市建设，或者以很低的价格卖给跨国公司，让对方来上海投资。所以很多跨国公司说中国是工业园区的乐园。
在这么做的背后，我们忽略了一部分人的利益，那就是当地居民。他们被很便宜地从这些地方搬迁出去，因为国家没有给他们好的赔偿，国家不用消化这部分成本，所以今天旅馆的价格就可以非常低。
在任何一个国家，建楼的直接成本是土地，间接成本是搬迁的费用。中国的搬迁成本基本等于零。政府用行政权力，去搞圈地运动，从中赚这个价差。
中国十几年这么高速的城市化发展，为什么富人仅仅是那些建房子的人，而不是卖地的人(至少有一部分是，不能说一个没有)?圈地是最能够说明这个问题的。本来农民没有太多的资源，唯一拥有的就是土地。按理来说，中国的城市化运动本应该出现五千万个农民亿万富翁，因为他们拥有最值钱的资源，那就是?地。
台湾当时就是这样的，土地是私有的，城市化就是通过市场交易进行，不会赤裸裸把地用低成本都抢了。台湾第一批富翁都是农民，他们把地卖了以后获得了巨额资金，有的人喝酒就挥霍掉了，有的人开了小杂货店，后来出现了一批创业家。
反观中国，统计局2008年公布的数字，中国农民工达到2.3亿人，工资年年在增加。这些本来都是种地的农民，突然一夜之间变成了工厂的工人，工资能有多少增加?我觉得不可能。中国的工资统计是非常成问题的，首先里面没有做工作时间的统计，是以年为单位计算的，实际上蓝领工人工资最正确的计算方式是以每小时获得的回报作为衡量，而不是以每年为单位。我相信要是把农民工的工作时间算进去的话，过去十年，农民工每小时挣的人民币可能有增加，但是增加的肯定不会像统计的那么快。
一般来讲，一座城市的城市化应该能带来很多的财富创造，在市场经济国家都是这样。试想如果你在王府井有一块小小的地，在市场经济环境里，你马上就是亿万富翁。但是中国这种富人没有形成，这跟国有土地制度，跟圈地模式是有很大关系的。
过去政府不会在乎损失中国消费者的利益，因为把地卖给美国，那个时候还有美国消费者。现在美国消费者不见了，我们寄望内需经济拯救中国企业，我们才开始反思为什么中国的消费人群没有出现。
现在我们会发现这种做法是多么短视：经济都是两头的，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是这样，地方政府去征地，对他们来说是低成本，对另一方来说就是低收入。这种交易使地方政府用很便宜的资本获得了大量的收入，另外一个结果就是造成很多人的收入非常低。
这就是硬币的两面，牺牲这些土地拥有者利益的时候，也牺牲了我们的消费者，随后牺牲了我们企业，最终牺牲了我们的商业和我们的竞争力。 (作者为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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