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崛起的中国创业家身上代表了中国未来商业力量全球崛起的智慧与力量，在和他们的碰撞中我们提出了一系列首发观点
文/本刊记者 夏宏
创业家比商业模式更重要
从投资到创业圈都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热衷谈论商业模式，渴望一夜成名，但是对技术、产品、创业精神却淡泊很多。《创业家》创刊号上刊发的“特别策划”《警惕!商业模式“狂热症”》对这一现象给出过尖锐批判。
今天“商业模式狂热症”依然存在，VC们爱看商业模式，创业者爱谈商业模式，刚刚毕业、想要做一番事业的大学生流于嘴边的也是商业模式。即使在经济不够发达的三、四线城市，言必创业，也总少不了“模式推广者”。“商业模式成为创业、投资界最通用的话语符号，成为进入圈子的身份证甚至通行证”。《创业家》杂志2010年第9期，牛文文社长的卷首语继续批驳这种怪现象，“‘模式’如同当年的‘主义’，流行于各种创业大赛、创业励志节目、论坛的‘街头’式秀场”。
把一种创新的商业模式不断放大，就意味着与成功划上等号，就有钱、有未来了吗?那些模式的亢奋者，甚至以为有了模式就可以弥补管理、产品上的漏洞。服装行业里李亮与他的PPG是一个例证，当时他为无需工厂、没有分销渠道、没有店铺，以及把物流配送、质检等环节外包，进行网上销售的颠覆性“发明”颇为自得。与许多“模式狂热症”一样，因为缺乏经营一家企业必要的耐心，缺乏对产品的专注与重视，PPG在资本的刺激下急速扩张。在我们的报道刊发不久，即有媒体称“李亮携款2000万美元潜逃美国”的消息。2009年，PPG悄然关?闭。
在《创业家》两年多的观察、报道中，除了PPG，还有ITAT、亚洲传媒、中科智等公司，让那些知名的投资机构输在他们看好的项目上。总结业界的讨论和反思，大家太过看重商业模式，忽略了对人的考察。部分创业者在拿到钱后出现了圈钱、欺诈、撕毁合约、触犯法律的行为，加之创业者的心智不够坚韧，最终，这些公司走向了崩溃之?路。
商业模式不是决定创业成败的决定因素。“现在所有成功的公司80%至90%都不是创始人最初创业时的商业模式”，“重要的是人的作用，商业模式是可以调整、填充?的”。
骆驼公司
许多创业者困惑于找不到VC的时候，另一些公司置身于“被VC绑架的商业世界”之外，有如笨重的骆驼缓慢而又稳健、持久地行走，并且把一些昔日狂飙的悍马甩在了身后。《创业家》给了它们一个名字：“骆驼公司”，这是一种与VC所倡导的截然不同的成功方式。在中国的商业版图里，这样的公司我们能数出很多：维也纳、志高、网盛、美特斯·邦威、爱国者等等。
按照VC的游戏规则，什么时候“烧掉”多少钱，拿到多少用户，打下多少市场份额，挤死多少家对手都有一个时间表。一句话，它的目标是：高速扩张、急切上市。VC的激进被《创业家》所提倡的骆驼公司的保守、务实所取代。骆驼公司的创始人大多是穷出身，用自己不多的钱，靠着自己的精打细算与诚信，以及日积月累的产品口碑，还有股理想主义的精神，使得“在成为细分市场的领导者并且稳健赢利之前拒绝投资。资本没有能力改变它们的生存逻辑”。黄德满之于维也纳是如此，孙德良之于网盛是如此，李兴浩之于志高也是如此。
那些早期发展偏慢的骆驼公司，一旦成为细分市场的领导者后，优势便显露出来了：股权集中、产品和管理均趋成熟，并且企业的底气十足，在后期融资时，相同比例的股份可以激活更大的资源，为此，引入PE后冲刺的骆驼，“要比那些‘起跑阶段拿钱的悍马’更彪悍”。
用投资换来的迅猛增长，使得PPG以悲剧收尾;而2006年以16家连锁店的规模成为深圳酒店业老大的维也纳，直到今天，这个地位也没有被“VC创造的奇迹”如家所替代;孙德良凭借1997年创业时的两万块钱，没有要过风投一分钱，便使网盛于2006年在深圳成功上市。而骆驼公司类似“后发制人”的例子还很多。
在制造了这个概念之后，我们的感受是，“骆驼公司必将是商业金字塔的塔尖”。
娱乐之“王”
“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著名媒体文化研究者、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在其广为流传的《娱乐至死》一书里指出， 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在中国，处于爆炸前夜的娱乐产业，通过资本介入，投资及运营电影、电视剧、艺人经纪、唱片、娱乐营销等领域的华谊兄弟在2009年10月底成功上市。在《谁是娱乐之“王”》一文中，我们对它的老板王中军的描述是，“越来越像一个好莱坞大亨了”。而与他一同赛跑的王长田，其掌控的光线传媒，也已是中国最大的电视节目制作和发行商。去年，光线传媒与北京银行签署了授信两亿元打造电影梦工场的协议，当时王长田宣称，未来3年内，光线传媒将投资发行至少40部影片，目标是要打造中国第一原创电影品牌。
“二王”的赛跑还将继续下去，但这个产业却不只是两个“大亨”的天下。一些演艺圈的人开始了从经营个人品牌转型为对娱乐产品的经营。《不一样的创业家》李静和她所创立的东方风行，搭建了一个以内容平台支持零售的电视+电子商务的商业模式。而将“二人转”当做产业经营、刘老根舞台的主宰者赵本山，在过去的9年里，已悄然构建了一个属于他的演义王国，他所创办的本山传媒横跨经营了影视制作、电视栏目、艺术教育等业务。《赵本山：中国演艺圈首富及其商业王国》中，我们惊讶地发现其个人身家达到7亿元。
这是创刊两年里，《创业家》曾经报道过的娱乐圈的商业故事，这些圈内圈外人的努力或将引爆中国娱乐业的未来。
“一亿中流”
这个在上世纪70年代流行于日本的词汇，指义是，在这个人口一亿的国度，整个社会中产化，人人都是中产，故名“一亿中流”。
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中国，过1亿级的创业群体，约10万家左右。我们将其称之为中国创业群体、中国社会稳定的“一亿中流”，并认为它们是“观察中国商业和中国进步的一个最佳样本”，理由是，太小的企业波动性大，不够稳定;过10亿的大型企业，是商业群体中的“精英”，数量有限，而非“中流”。为此，在中国销售额过1亿的中小企业，其“中流”的地位，是经济健康的保证。(牛文文《一亿中流》)。
《创业家》一直将目光聚焦在中国的中小企业群体，他们活跃在带着泥土气息、具有鲜活生命力的“大地商业”上。这是我们坚守的定位。上市一年的创业板，为他们找到了适宜的生存空间、上升的梯子。一个看来不错的未来，正在向他们靠近。
而之于中国商业和中国社会的价值，“一亿中流”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发挥怎样的影响力，他们将面临怎样的挑战和瓶颈?刚刚开始的这一切，将会在时间里显示出它们的脉络，而他们也是我们将予以持续观察的对象。
真伪创业家
一些著名的投资失败的案例近两年在投资圈频发。究其原因，无不与创业家自身对商业道德缺乏坚守有关。或许，对于一些急于一夜成名、扬名立万的创业家来说，这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事。因此，我们看到了导致公司最后步入泥潭甚至崩溃的剧目在接二连三上演，如欧通国之于ITAT、Mysee之于高燃、赵青松之于炎黄传媒等。
这些企业的创始人，履历大都光闪闪，投资者来自于赛富、IDG、鼎晖、红杉等这样的著名机构，但企业却最终沦陷、崩塌;诈骗、圈钱、撕毁合约、触犯法律的故事层出不穷，企业最终走向了失败。
2009年7月，《创业家》邀约了邓峰、谭智、沈南鹏、陈浩、羊东等创投界知名人士座谈，话题便是有关投资“打眼”、看错人的事。由此，《创业家》在2009年8月刊发了封面故事《真伪创业家》一文。邓峰在文中的感叹“要怎么判断人到现在也没有找到答案”，一时间成为投资圈热议话题，并在投资圈内外引发巨大反响。
在与伪创业家有关的故事中，VC都有血泪史，但联想投资的董事总经理陈浩曾对我们说，“在那些恶性投资失败的案子里，VC不是无辜者。”前分众传媒总裁谭智也认为，有些公司明显就是投机者和投资商共谋的产物。一些行业领先者后面的一大批跟随者，通过复制领先者的商业模式就可以拿到投资。如我们要做“公交车上的分众”、我们要当“羊奶里面的蒙牛”，这些毫无颠覆性可言，也不见得放之四海皆准的傻瓜模式，为什么会得到投资?VC是傻瓜吗?后面的玄机是，扶持它们成为行业内上市公司的目标公司，等着被收购，否则就搅局。“你说VC不知道?他是无辜的?”这是一场共谋的游戏。
迟到的80后
在《迟到的80后》一文里我们是这样说的：“目前的事实是，就互联网而言，80后已经基本失去了成为或者取代马化腾、陈天桥、李彦宏这些一线领袖的机会。”就算有屹立不倒的李想、戴志康，以及近两年浮出水面的刘松琳和汪海兵，“也远未能成为这个时代主流商业的规则制定者或者标志性的人物”。
李想、戴志康这两位同为80后互联网里的代表人物，他们对现状有着一致的认知：尴尬。殊途同归。最初他们都怀抱一个大理想，但最后，只能苟且于一小片天地。他们已失去了互联网最好的时期，出现在他们面前的除了林立的巨头还是林立的巨头。第一拨人是今天中国互联网的统治者，大集团的掌舵者，他们是1964年出生的马云、张朝阳，1966年出生的朱骏，1967年出生的沈南鹏，1968年出生的李彦宏，还有1971年出生的丁磊、马化腾等。第二拨是最近两年崛起的新势力代言人，他们大多出生于1964～1979这一时段，这个名单里面有开心网的程炳皓、优酷古永锵、京东商城刘强东等。那些在互联网里创业的80后，就只能在时机、环境都恶劣的现状中 “捡点残羹剩饭，看哪儿还有点需求没有被满足做一做”。
但《创业家》要给80后松绑。在互联网外，我们找到了像刘松琳、汪海兵这样的80后创业样板。可是，正如前面所说，至少在目前他们还没有成为这个时代主流商业的规则制定者或标志性的人物。纵观整个80后创业群体，虽然把握不住大是大非，心浮气躁的人大有人在，“所幸，这群年轻人并未颓废，而是面对现实”。
在《迟到的80后》里我们表述的观点是：是该给80后“松绑”了，不要搞连坐。高燃站不稳马步，不是所有80后都站不稳马步;郑立摔跤了，不是80后偶像集体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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