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既得利益者不知道他的利益在什么地方的时候，改革是最顺的。现在他们知道了，再让他们放弃，是非常难的事情了
文 / 黄亚生
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现象，中国一批不管理念还是管理都非常优秀的企业都诞生在上世纪80年代。联想成立于1984年，万科成立于1984年，海尔成立于1984年，华为稍微晚一点，是在1988年成立?的。
80年代到底发生了什么?
比较有影响力的事情是土地承包，这个政策其实就是把合同的权力私有化了。当时的政府材料我看得非常详细，里面三令五申说这些是不能违反的，实际上是用另一种方式在强调合同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那种语言当时没觉得什么，但是重温的时候，我觉得当时的领导人对产权重要性的理解，是非常非常透彻的，超过了世界上很多的领导人。虽然他不用那些语言，但是达到了那个效果。
我觉得土地承包政策非常具有革命性，这一段是最重要的。没有这一段，就没有后来的一切，就没有万科，没有联想，没有柳传志们。中国的改革主要是从农村开始的，后来扩大生产，扩大收入，把机制引到城市来。虽然不成功，但是它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城市的单一机制被打破了，柳传志们开始“蠢蠢欲动”。
所以说，其实中国在那个时候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但是大家都把改革的功劳归到90年代了，我觉得不公平。
土改非常重要，东亚模式里最核心的是土改。拉美没有进行土地改革最后经济发展并不成功。六七十年代，印度土地改革不彻底，直接导致了经济不成功。台湾、韩国、日本在这方面搞得都不错，现在讨论中国经济成功的时候，关于土地改革只字不提，我觉得很悲哀。
让我欣喜的是近年来农村发生了比较好的变化。我以前一直讲，评价中国的经济不能只看GDP，对这个我一直是担忧的，但是现在我发现，去参加企业论坛和企业家们交流的时候，我反而变成最乐观的人了。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农村发生了一些好的变化。农业税不收了，国家对农业的投入越来越多，虽然这个变化不是革命性的，但是我觉得做总比不做好。至于做得是不是足够，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从我们看到的数据上来分析，中国农村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确实大大提高了。但有一个问题，这个收入提高是不可持续的。因为这是国家投入免税，是一次性的东西，没有一个机制在背后支撑，最根本的解决办法应该是土地改革，金融自由。要让农村可持续发展，必须采取经济自由的模式，而不是国家投入。
回头来看，80年代确实是中国最好的改革时机。那时，很多既得利益者还没意识到他们的利益在什么地方。现在的利益太大了，而且大家都很清楚。如果改革的话，既得利益者丢失的东西太多了，改革的阻力很大。一个人丢失即将拥有的东西和丢失现在已有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经济学上有这样的讨论，你丢一块钱，和你没有挣到一块钱，钱的数目是一样的，但是从人的心理上这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愿意失去即将挣到的一块钱，而不愿意失去手里已有的一块钱。
官僚体制也是这样，现有的东西你要他去放弃，比他放弃将来可能失去的东西要难得多。我觉得中国的改革就是失去了这么好的一个机会。80年代其实搞了很多体制改革的尝试。农村开展了乡村选举，那都是实实在在的竞争。直到90年代初期，国家还在呼吁深化改革。那个时候，当既得利益者不知道他们的利益在什么地方，或者说不清楚的时候，改革是最顺的。但是现在，他们知道自己的利益在什么地方，再让他们放弃，已经是非常难的事情了。
(作者为麻省理工大学斯隆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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