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七匹狼到安踏，从许荣茂到陈发树，晋江式的创新模式一直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冒险家的欲望轻易超越了商业伦理的是非，但如今，时代变了
文 / 本刊特约撰稿人 木遥
安溪、德化、南安、晋江，这四个县(市)都属于福建泉州。不过现在，晋江的名气要比泉州大得多。
得益于民营经济的繁荣，如今的泉州已经是一个灯红酒绿的娱乐世界。这不仅仅是因为不时光顾这里的数以百计的明星代言人，还因为这里有极为发达的夜店行业。有人估算过，整个泉州市的星级酒店、夜总会、酒吧及其他形式的娱乐公司，足有上千家。入夜的泉州处处洋溢着一种感性消费的氛围。
经商绝对是当地人主流的生活方式。“在晋江，哪怕是一个小职员。都会在下班之后经营一家自己的小公司或者店铺。”利郎副总裁胡诚初说，“这里的人相信，只有经商才不会使自己落伍。”生意只要找到了门路，赚大钱就不难，这是当地人一个普遍的信念。晋江的市歌叫《爱拼才会赢》，这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传入大陆的一首台湾闽南语歌曲。这首歌真正唱出了晋江商人的心声。
晋江财富神话变迁
在2000年前后到过晋江陈埭镇(晋江的出海口)的人，都会对那里车水马龙、交通堵塞的景象印象深刻。这个只有不到5万人的小镇，却有20多万外来人口，人口规模已经赶上一个中型城市了。这些外来人主要是从全国各地蜂涌而来的打工者。
那个时候，晋江鞋在国内声名初起。一家叫安踏的公司在央视五套打出了当地第一支电视广告，于是，“打广告赚大钱”成了当地许多鞋厂共同追逐的目标。1999年及随后几年，我在陈埭镇岸兜村多次见到过安踏老板丁志忠。这个英俊的回族青年正谋划着如何让自己的企业从滨海盐碱地上的偏僻村子走出去，以便与安踏通过广告赢得的全国性名声相称。
在安踏崛起之前，代表晋江企业最高水准的是恒安和七匹狼。靠拉着板车走街串巷兜售卫生纸起家，1998年，许连捷成为当地第一个财富神话，恒安公司登上了香港创业板。自那以后，恒安不仅成了国内卫生巾行业的龙头老大，许连捷也随后大力进军房地产和其他投资项目。他如今已“官”至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是当地公认的商业领袖。
然而，许连捷还称不上当地“首富”。这个地方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冒出一个富翁。1999年，英国人胡润编制中国内地百富榜，一个晋江人赫然出现在前三甲，他就是世茂集团的老板许荣茂。这个早年在老家做着服装生意的晋江人，到香港后摇身一变，成了地产大亨。如今，石狮市(原属晋江，1992年镇改市)的振狮酒店仍是许家的产业。
许多年来，七匹狼也许是晋江名气最大的公司。从1990年开始品牌经营，七匹狼就成了晋江庞大的服装产业的龙头。乡镇银行职员出身的周永伟和他的两个弟弟，周少雄和周少明创造了一个品牌传奇。在福建，最有名的香烟品牌就叫七匹狼，虽然和晋江的七匹狼公司已经没有什么经营上的关联，但也足见七匹狼在当地的影响力。在搬到厦门之前，七匹狼一直把总部放在晋江金井镇的生产基地里。那是个靠海的镇子，在80年代曾经号称晋江首富镇，同时也以灰色的地下钱庄和标会名噪一时。2003年左右，在金井海边，七匹狼集团董事长周永伟曾经指着对岸的一个轮船码头对我说，他想把码头买下来。他还说，他们作为财务投资者，拥有兴业银行1.3亿股股权。2004年，七匹狼毫不意外地成为了当地第一家服装上市公司。
然而，仅仅拥有恒安和七匹狼这样的公司，以及许荣茂这样的大亨，还不足以使晋江成为中国商业版图的一个重镇。让晋江成名的晋江旅游鞋行业上演了戏剧性的一幕。晋江旅游鞋基本集中在陈埭镇，和金井相反，80年代初的陈埭是晋江“首穷”镇。命运因鞋而改变，当陈埭镇的家家户户靠一把剪刀一把锤子，干起做鞋的营生，这里很快就成了一个鞋厂聚集区，到90年代末刮起了一股鞋旋风。1999年，当安踏在央视五套打出第一支广告，很快就冒出40多家鞋厂成了央视的广告主。此后，晋江真正成为了一个闻名全国的商业符号。
安踏的转身是如此之快，2005年，在当地的一次企业家会议上，许连捷把低调地坐在后排的丁志忠拉到了前排，连声说：“该请小帅哥谈谈安踏。”这个三十多岁的回族青年成了晋江新一代的商业领袖。而在2007年登陆香港联交所后，如今的安踏已经成为了国内市值最大的体育用品公司。
丁志忠之后，晋江的神话还没有结束。2009年，紫金矿业大股东陈发树一夜之间成了闻名全国的风云人物。陈发树来自晋江上游安溪县的普通农家，在那个以出产铁观音闻名的地方，还有一个看不见的产业：采矿业。安溪本没有多少矿可开，但那里的人喜欢去全国各地开矿，而且很有传统。陈发树的横空出世，在某种程度上定格了晋江流域的财富特色：农民企业家的创业神话，普通人的晋江梦。
模仿式创新
在产品和文化上的原创性是值得尊重的商业精神，但非原创也是一种商业模式，毕竟晋江并没有跳出一个乔布斯的土壤。
作为一个内销企业，喜得龙的业绩在晋江鞋企中居于中上游。老板林水盘是一个优秀的鞋版师——倒不是说他的鞋样画得如何好，而是他知道什么模样的鞋子在市场上会卖得好。在中国企业竞相抄版的年代，他的才能理应得到足够的尊重。在使用代言人方面，林水盘的逻辑有点令人发噱，但可能也恰恰是很“晋江式”的。
在安踏于1999年签下孔令辉之后，作为奥运会金牌大户的中国乒乓球队迎来了众多企业拥趸。在王楠加盟361度之后，刘国正、马琳、王励勤等纷至沓来，乒乓球国家队的“国手们”几乎倾巢出动为晋江鞋代言。2001年，林水盘邀请时任国家乒乓球队主教练蔡振华作为形象代言人。随后，喜得龙对外宣称，“我们找到了乒乓球冠军们的‘师傅’”，从而在精神上战胜了众多晋江同行。
在贴身模仿方面，乔丹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乔丹公司的商标策略可能会让迈克尔·乔丹的代理人恨得咬牙切齿但也无可奈何。在中国，“飞人”的中文译名“迈克尔·乔丹”成了无主之物，很多中国消费者认为“Michael Jordan”和“迈克尔·乔丹”是同一回事。这个误会给纯正中国血统的晋江公司带来了益处。
这是晋江式商业的经典案例。后来，尽管也有众多晋江企业注册“洋名”品牌——在2004年前后，诸如“科比”、“艾弗森”甚至“贝克汉姆”都被晋江人注册了，这些企业试图利用年轻人的巨星崇拜，但他们所取得的商业成功，都没法与乔丹公司等量齐观。在1999年以来的当地的明星战与广告战中，乔丹公司几乎是作壁上观，“从2005年开始，我们就实施了无广告战略。”乔丹公司的负责人说。
不过，乔丹并不是晋江最成功的“洋品牌”，晋江人创造的最著名的洋品牌当推宝姿，这个由晋江人陈启泰在加拿大注册的品牌，被全球消费者认为是地道的服装洋品牌。宝姿的品牌故事讲得相当完美：创始于1961年，拥有国际顶级设计师，和奥斯卡明星拥趸。
晋江式的模式创新一直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喜得龙、乔丹、宝姿都是普遍的案例。在这个地方，商业冒险家的欲望轻而易举地超越了关于商业伦理的种种观念是非。顺便提一句，如今的喜得龙公司已经是一家纳斯达克上市公司。
单体规模太小曾经是晋江企业长期遭人揶揄的地方，但活跃的创业思维以及无数的冒险家，使得安踏、恒安、七匹狼、宝姿、新华都这样的民营商业大鳄成为可能。
工厂的黄昏
对晋江鞋的第一代创业者来说，工厂最大的意义在于能解决吃饭问题。20多年前，许景楠是个在闽南拉板车的壮夫。“为了解决家里的温饱问题，我每天都会去拉板车，上坡下坡，风吹日晒，只要你愿意拉，就可以有2角钱、5角钱。”后来，许景楠用这2角、5角积攒起来的资本先后办起了拖鞋厂、机砖厂、木箱厂，直到1989年，他做出匹克第一双运动鞋。
年轻时，361度的创始人丁建通是一个出色的唢呐手，他的生计还包括上山打石头和给出海渔船帮工。“那个时候，丁和木和我一起打过鱼;我去戏班子吹唢呐，他还经常来看戏。”丁和木是安踏创始人丁志忠的父亲，后来他们都大获成功。
晋江的工厂都是从家庭作坊起步的，第一波的规模扩张就是在当地的村子里完成。在20世纪90年代，拖着集装箱的长车在村道上行进是当时最常见的景象。然而，这种庞然大物对村子里的局促环境很不适应，尤其是在村道的转弯处，驾驶员往往忙得满头大汗。于是，搬进“三通一平”或者“五通一平”的工业区，就成为了这些屯集在村子里的产业集群的现实需要。进入新千年，当地政府不得不让泉州周边的县市最大限度地腾出空间以建设工业园。
但企业要真正强大，就要跳出晋江。近几年，晋江企业的搬迁风让当地政府甚为忧虑，但也无可奈何。
厦门是晋江企业外迁的首站。在闽南甚至全国，厦门都是一个光鲜的城市，和晋江一代的城区的局促景象大相径庭。几年前，厦门市政府把厦门岛观音山商务区规划为“总部中心”。该地位于厦门环岛路，和金门岛隔海相望，随着安踏、恒安、七匹狼、特步、361度、九牧王、鸿星尔克等一大批晋江企业落户，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晋江总部中心了。
厦门和晋江，在某种程度上已形成了一种“前店后厂”的格局。开工厂、做营销不再是晋江人普遍追求，他们渴望做资本夹带品牌的事业。“特步从泉州搬到厦门观音山，就要有大海一样的胸襟。”这是特步董事局主席丁水波对我说过的一句有点抒情的话。相比晋江，“厦门是一座国际知名城市，这里离国际人才、市场更近”。
在作为旅游岛的厦门，晋江老板们充满了强烈的国际化冲动。2010年10月，安踏斥资6亿港元，收购了意大利品牌FILA在中国大陆、香港及澳门的业务。匹克董事局主席许景楠说：“我们已经在澳大利亚开了匹克的专卖店，开始出口品牌了。”
当然，这只是一个苗头，就辐射力而论，晋江鞋企都还不算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公司。“收购FILA让我深深体会到了，对国际品牌的收购，我们自己的团队需要具备相应的能力。同时，国家文化也很重要，只有国家文化被认同了，企业的国际化才会有机会。”丁志忠说。
对晋江商人而言，当地的工厂已经步入黄昏：近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对沿海制造企业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它们要么关门，要么迁往内地。当然，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让当地工厂创造比以往高得多的附加值，在这一点上，晋江企业搬往厦门还只是国家再工业化这个庞大工程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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