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贿选是符合程序的，曹锟当选总统也构成了一段不可抹杀的历史。
文 / 王巍
中华民国的第六任总统曹锟在任时间不足一年，却直接推动了中国民国第一部宪法在北京的颁布(1923年10月10日)。根据今天法学家的评价，这部宪法已经具备了司法独立、多党制衡、新闻自由等特点，而且联省自治的方案与当时世界流行的联邦制相一致，乃领先于亚洲的宪法。不过，这部宪法同样短命，从未执行，一年后便被段祺瑞政府轻易废除。除了新官上任都要建立自己的新发展观这一惯例外，据当时舆论言，这是一部“贿选总统”制定的宪法，因人废言、废事就是自然的了。
曹锟是天津人，虽是军旅出身，但用心精密，在北洋军阀体系中颇孚众望。冯国璋去世后，曹锟成为直系军阀首领，逼退徐世昌和黎元洪两位总统后，操控国会，用巨金公开收购议员的选票，当选总统职位。其贿选的公开与强迫行为，被传媒渲染得锣鼓喧天，引起公愤。 选票明码实价，议员投曹锟一票，便可先得到5000元支票，待选举成功后兑现。选举日时，由于出席人数不足，曹锟班子到处围堵议员到场投票，即便是投反对票也同样支付大洋，终于拉到594位议员，最后以480票当选总统。
此时担任南方军政府大元帅的孙中山下令讨伐曹锟和所有投票的议员。用5000大洋买来的议员被称之为“猪仔议员”，曹锟也被称作“猪仔总统”。次年发生第二次直奉战争，冯玉祥政变，将曹锟软禁。从此，曹锟退出政治舞台。这次贿选便成为中国政治史上一个笑谈，更成为民间文学演绎的丑闻。而曹锟后期曾拒绝日本人邀请出山、坚持反日的正面形象则被淡忘，当时的中国政府曾在他去世后追赠曹锟为陆军一级上将，今天在大陆更少有人知道。
曹锟贿选，自然是丑闻，但在商业史和金融史上却不能简单以街谈巷议而结论。在北洋军阀与南方革命政府割据对抗的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曹锟作为第一次直奉战争的胜利者，可以用政治阴谋和武力威胁相继赶走两个总统，占据京津重地，踌躇满志，缘何不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呢?如此大费周折，不惜动用家财和舆论，百般讨好议员，显然更有远谋。辛亥革命之后的全球大势、袁世凯倒行逆施的结局等固然是环境约束，但曹锟本人要顺应时代变化，采用金钱民主的手段更是重要原因。相对于直接军事镇压反对派而言，曹锟通过其弟曹锐和朋党动用大洋收买议员拉选票可以说是“历史的进步”。
需要说明的是，接受贿银投票给曹锟的议员几乎全部是1913中华民国首次大选时投票让宋教仁获得大胜的议员，基本是各省的革命党人和立宪派，都是推动辛亥革命的社会精英人物。不过十年间，政客的纷争、军阀的混战、理想与操作的磨合、激情向老练的转化等，这些社会才俊和社团名流纷纷参与贿选，不仅拿了曹锟的钱，也有四十多位议员拿了曹锟竞争对手的钱，也有两面都拿的议员。个中复杂，显然并不是一个五千大洋便可以概论的。许多参与拉票的议员也期待通过曹锟当选能推动第一部宪法的实施，和多党政治博弈的格局从军阀混战中脱胎而出。贿选不过是实现程序的最低成本之一步。即便贿选，曹锟毕竟也要支持一个先进的宪法(该宪法草案已经打磨了十年之久)，要给老百姓一个未来愿景，要给近五百个议员(当时的社会名流和贤达人士 )一个短期的承诺，要与竞争敌手讨价还价，要给同党追随者以现实利益……而这些承诺和妥协至少要通过大家可以看到的金钱或预期到的商业利益来进行调节和结算，不是虚无缥缈的理想口号和各种主义。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贿选也是符合程序的，曹锟当选也构成了一段不可抹杀的历史。无论是否合理，我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换一个角度，金钱是政治变革的重要杠杆。孙中山的革命一路走来，也是依靠了大量民间资本的支持，张静江便是首要功勋人物。张静江出身于浙江湖州的盐商巨富，但他本人则是中国最早从事国际贸易致富的商人。上个世纪初，张静江倾其所有资助孙中山和同盟会的活动，后来曾担任国民党主席一职，成为国民党的四大元老之一。值得提及的是，张静江在主张“清党”中支持蒋介石镇压了当时的共产党而长期在大陆臭名昭著，但张静江发挥商人视野和特长，主导了被称为“黄金十年”(1928-1937年)中国大建设，他在现代中国铁路、公路、电力、通讯、能源和市政建设上具有奠基的影响。
另一位宁波商人虞洽卿同样是孙中山革命活动的长期资助者。1916年孙中山为了建立长期资本来源渠道，与很早理解交易市场的虞洽卿达成一致，共同筹备一个股票交易所。几经磨难，终于在1920年成立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这是第一个经过政府批准的交易所。张静江、戴季陶、蒋介石和陈果夫等后来把握国民党政权的人物都曾直接参与甚至进场交易。其中蒋介石和陈果夫曾有专营的交易商执照，尽管前两年曾有盈利，但在1922年的上海信托和交易所倒闭大潮下亏损退出。
早期国民党人在商场的沉浮经验导致他们高度重视金融与财经大权的控制，长期重金聘请美国和英国的金融专家为民国政府设计货币改革和金融体系，始终推动中国货币与资本市场与国际社会的接轨。其中，1933-1935年的“废两改元”和“法币改革”两次金融改革便是重要举措，保证了八年抗战的财政与经济运转。
相形之下，出身于农村社会的中国革命另一支力量便与现代金融和资本的运作相距太远。鉴于政治立场和对市场的厌恶，早期的共产党始终排除货币职能和资本市场，在意识形态上极力抵制国家资本。井冈山和陕甘宁两个革命根据地的货币与银行体制始终是在钱庄和当铺水平上徘徊。当革命成功进入城市后，人民银行基本照搬前苏联的管理模式，将融资功能窒息在财政拨付制度的空间内，甚至曾设想干脆取消货币，完全用易货贸易的方式来管理近十亿人口的国家。此是后话。
其实，推动政治变革和组织社会革命，金钱都是必不可少的撬动工具，古今中外，无一例外。任何有所成就的政治人物或者文化领袖都需要金钱作为长期执著事业的资本。将曹锟贿选过度道德化解读，实际上是偏狭地甚至故意地以声讨贿赂的败坏来回避讨论国会选举和行宪的必要性。果然，段祺瑞执政后，立即解散国会，赶走议员，恢复军人执政。尽管段祺瑞本人以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的“六不总理”享誉于世，但道德清高并不能保证政治的昌明。至少曹锟贿选带来一部宪法。
时至今日，政治贿选在各国仍时有出现，甚至在中国乡镇政治中有相当的追随者。不过，公然贿选已经成为暗流，政治献金和捐赠正在被各国制度广为接受。政治献金的公开性、专属性和与直接回馈的隔离性等使得与贿选有一定的区别。但是这个区别在具体操作中是有巨大模糊空间的，也是选举法律中最有难度的领域。日本、菲律宾、泰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政治选举中，丑闻不断，多与贿选相关。美国、欧洲也时常有政客收受贿款而下台。因此，我们在重温百年前曹锟贿选的事件时，也应当有更为宽容的视野。
金钱与权力始终是一体的，没有金钱支持的权力难以长治久安，没有权力的金钱也是朝夕不保。古往今来，金钱与权力始终彼此向往，千方百计结成纽带。金钱与权力的结合，可以作威作福，也可以作恶作败。重要的是金钱和权力的分散，重要的是制度的稳定和公开。当千百万创业者、企业家、消费者都可以拥有财富和资本能力时，当拥有不同立场的政治家都能选择并顺从自己的主张时，多元的财富博弈和权力制衡就建立了一个平稳发展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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