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银币早已经退出历史，但西班牙银元、墨西哥鹰洋、“袁大头”等都在中国近代金融市场的购建中发挥了独特的职能，而且使得后期观念的革命者也要继承现存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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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王巍
三十多年前读书时，得知墨西哥鹰洋在中国作为市场上广泛接受的货币来流通，常常被告知体现了中国半殖民地社会和弱国的悲哀与耻辱。多年前在日本的货币博物馆里看到中国明朝的铜钱曾是日本唯一使用的官方货币，多少有点莫名的欣欣然。在英国博物馆选择的体现世界历史的一百件文物中，墨西哥鹰洋的正宗前身西班牙银币位居其中。
在经历了皮毛、贝壳、盐块等一系列交换媒介后，古罗马帝国启用了金币作为主要的兑换交易和储藏工具，而且一直沿用到今天。尽管中国曾在一千年前的宋朝使用过“交子”等纸币，但铜币和银两则始终是货币的主体。1841年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国加入国际社会，洋人的货币也就势进入中国市场，一度主导了这个领域。
在地理大发现之后，西班牙殖民者为黄金而来，但却在印加帝国的土地上发现了巨大的银矿，特别是在玻利维亚的波托西地区(Potosi)的丰富矿藏使得殖民者获得巨大的财富。西班牙人开放矿藏，提炼银金属并向欧洲和各国输送。从1520s时首次出口到欧洲的148公斤，到1590s时每年出口达到三百万公斤。
西班牙银币(Pieces of eight，意指一个银币值八个里尔)首次铸造于1573年，到16世纪末的二十五年内，便迅速流通到亚洲、欧洲、非洲和美洲大陆，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流通银币，并且将优势一直保持到19世纪。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财富大转移。依靠这些财富，西班牙人成为一时的霸主，支持了强大的军队，打败了荷兰英国和法国人的挑战。
西班牙银币通过西班牙殖民地的菲律宾进入中国，初期由于成色好、含银高，深得中国民间喜爱。商人们大多将进口的银币立即融化，改铸纯度较低的银两和打制成各种银器。这也是劣币驱逐良币的实际应用。西班牙银币的进口也给当时明朝银本位制度的监管带来了许多困扰。
充裕的白银进口也给西班牙经济带来另外的问题，大大地增加了货币供应，导致了通货膨胀，政府挥霍无度，人们奢侈消费。刚刚进入的白银立即投入到国外收购，很少投入本国的农业商业和工业。西班牙在白银充斥的市场上轻易地放弃了技术与产业革命的机会。
1821年墨西哥独立后，继续制造与西班牙银币同值的墨西哥银币。1823年始在银币上刻上墨西哥国徽上的雄鹰，以后改称比索。由于成色稳定、品相好，加上西班牙在欧洲三十年战争之后的衰落，很快就取代了西班牙银币的地位。而墨西哥鹰洋在全球各地都成为流通货币，16-19世纪中，墨西哥大体制造了三十亿枚鹰洋。
墨西哥银币从1854年流入广州，开始成为流通货币。据1910年的统计，当时在中国流通的外国银元有11亿枚，三分之一是墨西哥银币，也称为墨西哥鹰洋。墨西哥鹰洋在中国南方流通广泛，几乎成为主币。当时的外国银行发行纸币也是与鹰洋对应。墨西哥在1905年实行金本位制度后，停止生产鹰洋。
货币对于老百姓来说就是定价、交换和保值这几个基本功能，自古以来就如此。这是个选择和淘汰的过程，除非在一个政府管制的约束下，老百姓总是选择最便利的货币。但对于政府而言，货币是一个权力的工具，通过货币的确定与管制来实施强制分配利益和资源，美其名曰为货币主权。
明清以前，中国的商品市场水平很低，行政分配和非货币交易主导资源配置，货币管制也不多，官方和民间均可以根据本地需求自行铸币和熔币。各地银两成色和品种繁多，各行其道，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统一商品市场的形成，更不必谈现代银行和资本市场的孕育了。
西班牙银元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货币，不仅将西班牙打造成了全球经济时代第一个经济大国，而且也将分散在欧美亚等不同大陆的商品和资本市场通过货币的流通联接起来。继而，墨西哥鹰洋则是推动中国走向国际社会的最重要货币工具，它不仅开创了与本土农贸市场并行的洋行洋货市场，而且统一支付的兑换与储藏价值手段也冲垮了中国金融业原有的钱庄和票号结构，逼迫中国政府迅速推进统一货币的进程。
1903年，大清政府通过法律决定由官方造币总厂制造银元，共造大清银币2.8亿枚。同样，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当政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在天津建立了中华民国的政府造币厂，1914年决定统一币制，通过“中华民国国币条例”，大量铸造以袁世凯头像为标志的民国银元，俗称“袁大头”，仅一元币便制造了7.5亿枚。
值得提及的是，尽管以反帝反封建为目标，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建立的红军造币厂和1932年在瑞金建立的中央造币厂所用的模版均是墨西哥鹰洋的仿照版，只是在币面上加盖“工”或“工人”字样。革命者用这些银币来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1949-1951年为便利进军西藏，新政权还制造了一批“袁大头”银元。
回首历史，有几点值得我们的关注：
第一，尽管银币早已经退出历史，但西班牙银元和墨西哥鹰洋对于中国近代金融的影响还需要客观认定。西方不仅仅带来了鸦片、战争和殖民地，也同时摧毁了我们自我陶醉的天朝梦幻、愚昧和自然经济。墨西哥鹰洋、“袁大头”银元等都在中国近代金融市场的购建中发挥了独特的职能。
第二，在政府介入下，货币的职能比原始的定价、交换和储藏更为丰富更为复杂。它会在不同的社会制度环境下创造出新的金融生态，而且会反作用于社会结构。西班牙银元和墨西哥鹰洋都导致了资源和货币本位制度的跨国转移，也推广了普世价值观念，使得后期观念的革命者也要继承现存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讲，货币和货币制度本身具有独立的生命力。
第三，全球化是一个历史的进程，无论管制者是否喜欢是否制造障碍。货币的全球化更是一个题中应有之义，不容割舍。从当年墨西哥鹰洋等迫使中国放弃银两制度，废两改元，到当下中国的人民币正在成为许多国家的结算和储备货币，这种历史变迁自然令人感慨，但个中的大趋势更令人关注。中国的外汇储备能力和人民币的支付能力必须与中国实际的国力相匹配，令人眩目的中国购买力能否真正提升中国经济的创造力和老百姓的生活福利是一个重要的挑战。当年的西班牙就是前车之鉴。
(本文作者为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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