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股份制度和有限责任观念的革命，钱庄和票号无法抵御市场变化和政治动乱。在大一统的政治制度下，中国的钱庄与票号始终没有独立自发成长的空间，尽管三百年前中国商业经济和市场规模并不比欧洲差。
多年前一部以山西票号日升昌兴衰史为线索的电视剧热播，让大众了解了中国曾有相当于现代银行的票号这样一种形式，加上曾经热销的长篇小说《胡雪岩》，钱庄也回到商家的视野。到底钱庄和票号是什么机构?是否能够自然发展为当代的银行?是否是被外资银行打垮?这些问题始终是金融史界人士的纠结处。
简要言之，钱庄起源很早，主要是在明清以来几十种甚至上百种不同货币并存使用的环境下专事多种货币间鉴定与兑换交易的经纪人，继而提供存款和放款的业务。钱庄以客户的存款为依据印制发行的不记名庄票可以流通转让，事实上形成了以商业交易活动为依托的民间货币。在民间经济和市场交易活跃的江浙地区，钱庄形成了强大的金融网络，也推动了早期初级工业如瓷器、纺织、五金矿业等发展的资本积聚。
在钱庄形成区域网络的基础上，晚清时期，山西商帮在长途贩运和镖局(护卫资金安全)以及账局(异地大额贷款)的增值服务过程中建立了票号，将跨域的汇兑和存贷业务与货物贸易分割开来独立经营，从而形成了独立的金融机构。山西票号日升昌的迅速成功，导致众多的山西商帮纷纷建立自己的票号系统，并将票号业务遍布全国甚至日本朝鲜南洋俄罗斯等地，一时山西票号名动天下。
钱庄和票号在具体信贷业务上区别并不明显，但从整体功能上却各有不同的发展领域。一般而言，钱庄重在本地商家的汇兑与居民存贷业务，票号则重在跨域的钱庄之间汇兑与机构存贷业务，类似与零售与批发的关系。因此，在晚清经济中，钱庄的发达直接便利商业和民众的生活，票号的发达则推动全国市场的形成和金融资本的积聚。以日升昌为代表的山西票号、以胡雪岩的阜康票号为代表的浙商票号等对近代中国的本土金融能力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我们的主流出版物和影视作品对中国本土的钱庄票号的成长给予了积极评价，归结于初级商业经济的发展和金融才智的努力的结果。它与五百年前佛罗伦萨地区近代金融的发展起点基本一致，同样起源于商家的货币汇兑和存贷服务。不过，我们的钱庄票号群体却不到三百年便崩溃于上一世纪二十年代左右，令人遗憾地与现代银行擦身而去。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开关，接受广泛的国际贸易。开埠之初，易货贸易还是主导形式，即中国的丝茶出口与外国的纺织品进口还是以银钱计价，但大部以货物交割，并无多少银钱出入。为便利大宗交易，各种专营贸易进出口的洋行便说服并推动外国银行接受中国钱庄发行的庄票。同时，外国银行也在庄票基础上给予中国商人和钱庄以抵押或信用贷款即“拆票”。
钱庄与外国银行之间的金融往来逐渐成为主要业务，使得原来钱庄仅仅依赖票号的格局有所调整。在当时的半封闭经济格局下，外资银行、本土的票号和钱庄构成了三足鼎立的金融局面。“洋商之事，外国银行任之;本埠之事，钱庄任之;埠与埠间之事，票号任之”。这种格局在晚清期间持续了大体五十多年，也支撑了整个洋务运动和“同光中兴”期间中国近代产业的孕育，当然也承担了太平天国内乱融资、甲午战争赔款和庚子赔款等。
伴随近代流通货币的迅速标准化，西班牙银元、墨西哥鹰洋和“袁大头”等银元以及庄票和银行钞票的广泛流通，原始意义的钱庄汇兑生意早已消亡，信贷服务成为主业，而从事信贷业务，钱庄显然无法与二十世纪初期大量兴起的外资与本土银行竞争。除了一部分钱庄改组成为民间银行外，几次金融风潮便将坚持守旧的老钱庄彻底淘汰。
山西票号则面临更大的竞争对手：首先是官商建立了垄断的商业银行，如户部银行、交通银行等将过去票号承办的跨域汇兑和官款存放业务悉数收回;其次，山西票号一度辉煌历史也滞阻了它向现代股份银行制度的改变，使得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的一大批新兴本土银行脱颖而出;最后，山西票号曾依赖于给各地政府财政和军需提供信贷支持，在战乱特别是辛亥革命中损失惨重，最终倒闭。
当然，我们可以笼统地轻松将钱庄票号业的衰败归结与外资银行的压迫与本国腐败而垄断的金融制度，如同主流教材和影视作品一样，从而激发出莫名的民族主义惆怅和悲愤。我滑稽地读过许多文字将中国的钱庄票号描述为祖上传承的国粹，其功能甚至胜过华尔街，其实想象并没有事实的支持，而这样的悲情也无助于我们客观认知历史进程。
西方社会中政教之争和诸侯割据导致契约关系稳定，给商业机构和金融业以稳定的自组织成长的环境是首要因素。贸易、技术和产业革命的发动进一步巩固了商业银行作为聚集大规模和长期资本的功能;股份公司的创造在客户群层面上保证了金融资本的流动和投资的安全底线;而最终银行股份制的引进则奠定了现代金融制度的基础，即股东与管理层的公司治理规则、财务透明与安全经营的约束，保证了金融体系能始终平稳经受商业周期和金融市场波动的考验。
反观中国的钱庄与票号，在大一统的政治制度下，始终没有独立自发成长的空间，尽管三百年前中国商业经济和市场规模并不比欧洲差。而且，金融技术与手段或许比意大利同行还要复杂先进，但由于中国的产业革命不能形成大的资本积聚并没有市场需求，融资只能是供给给政府作非商业支配。没有股份制度和有限责任观念的革命，钱庄和票号无法抵御市场变化和政治动乱，内部争斗和规则颠覆也是导致无法稳定成长为集团结构。
我在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历史资料中特别注意他们与本土银行的交往，除了观念差距和技术手段不同外，政治上的特别优惠或歧视并不存在。事实上，最早进入中国经营的许多外国银行也在不同的金融风潮中倒闭破产，如1850-1860年代最早进入中国的英国所属丽如银行,汇隆银行、呵加刺银行、汇川银行、利华银行、利生银行和利升银行等，也有德国的德华银行和日本俄国的一些银行。
值得一提的是，外资银行在中国经营的百年里更多是与钱庄票号的合作，彼此融资联合服务客户，也为中国本土银行引进了全套的金融技术和管理模式。中国的官方和民间银行很多主管都是外资银行挖角而来，甚至就用洋人，而且互相帮忙渡过金融危机。
例如，1916年北洋政府印钞过度导致纸币大幅贬值，全国挤兑风潮骤起，段祺瑞政府颁布停兑令，导致全国银行危机。中国银行为自保而抵制停兑令，与英日德美十几家银行商借巨款而渡过危机。同样，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英资日资银行立即遭到全民挤兑，汇丰银行和横滨正金等银行不得不向中资银行和钱庄票号求救，得到中国当时的民间银行“北四行”和大量中小钱庄的借款支援。金融业是一个彼此相连的产业，银行破产倒闭将形成连锁反应，中国的金融业在中华民国时期的国际化程度还是非常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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