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岸的精英们在谈论欧洲债务危机、人民币汇率、高居不下的失业率、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和两党之间历史性的分歧以及缓慢的经济复苏；而在硅谷，人们关心的只有一件事情：创新。

纽约和华盛顿弥漫着阵阵悲观的气息，在帕洛阿尔托感受到的却是热情的金钱的气息。在这里才能看到美国那架庞大的创新机器，不但没有受到灰暗的经济形势和政治辩论的影响，而且仍然在日夜不停地轰鸣作响。当你遇到全球技术领域投资之王、[quote1 quote="5秒陈述原则：Vinod Khosla有一个著名的“5秒陈述原则”：创业者 向VC融资路演时，打开一 页幻灯片，5秒后关掉，观 者能复述其中的内容。他 提醒，项目展示过程中两 大重要元素，一是少即是 多，二是更重要的是人的 感知能力，画面内容越繁 杂，解析的时间越长，观 众就不想再听下去了。"]Sun创始人维诺德·科斯拉（Vinod Khosla）[/quote1]时，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了。

2011年11月底，在硅谷的四季酒店，宽带资本的田溯宁为中国企业家俱乐部访问美国的企业家们张罗了一场观摩硅谷运行之道的小活动。他邀请了一名刚刚以2亿美元价格出售掉自己创办的公司Cloud的华人创业者Liang Sheng、一名早期创业投资人Robet Nelsen、提出了摩尔定律的加州理工大学教授 Carver Mead，以及已经成为风险投资界传奇人物的维诺德·科斯拉。而坐在台下聆听的，则基本上都是中国商业世界的代表人物。他们包括TCL的李东生、建业地产的胡葆森、龙湖地产的吴亚军、新东方的俞敏洪等。

和其他嘉宾不同，维诺德·科斯拉拒绝向这些人发表一场演讲，于是，就有了田溯宁向他的提问。这是一个总是在中国宣扬创新的人在向一个总是在硅谷宣扬创新的人的提问。他们两人的经历也有相似之处。

田溯宁从中国大陆到美国留学，然后同自己的朋友创办亚信科技，并将这家公司变成中国大陆第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科技公司；维诺德·科斯拉则从印度到美国留学，在读完斯坦福大学的MBA之后，同斯坦福大学的另一名研究生安迪·贝赫托西姆一起创建了太阳微系统公司。田溯宁后来离开了亚信，参与创办了一家国有大型电信运营商网通，后来再度离开，创建了自己的投资机构宽带资本；维诺德·科斯拉离开了Sun（他解释说这是因为他同SUN的主要风险投资人约翰·杜尔之间有太多分歧），加入了KPCB担任合伙人（约翰·杜尔也是KPCB的合伙人之一），后来离开KPCB，创建了自己的投资机构科斯拉资本，重点关注清洁技术领域投资。

维诺德·科斯拉的同事介绍说，科斯拉资本目前有超过20亿美元的资金，其中10亿用来投资新材料与新能源行业，还有3亿美元是专门投资早期创业公司的种子基金。2010年，三家生物能源公司上市，为他们创造了超过10亿美元的收入。“我们已经投资了超过100家公司，投资的成功率在10%以下。非常高风险，是真正的风险投资。”

当然，这些数字比起科斯拉最辉煌的成绩不算什么。他曾经以在6家公司5000万美元的投资获得了150亿美元的市值。其中一例，光纤设备制造商Cerent在被思科以69亿美元收购之后，科斯拉早期的800万美元投资在两年半之后价值变为20亿美元。

此时的硅谷清洁技术风投大师56岁，留着一头不加掩饰的白色短发，但是仍然保有着让人羡慕的瘦高身材，休闲西服内是一件高领长袖Ｔ恤衫。维诺德·科斯拉说起话来还有着震动全场的大嗓门，像一个随时会冲到你面前去争抢机会的小伙子。田溯宁则文质彬彬戴一副眼镜，黑发整整齐齐贴在脑袋上，讲起话来慢条斯理——当然，这个中国人心里头也藏着一把火，不然他不会以重新创业的激情把一群初创公司集中在北京的云谷，并且号称自己要和工程师们“同吃同住同劳动”。

对话第二天，离开了经营多年的媒体开始创业的刘东华对田溯宁说，他从田溯宁的问题中听出了田自己的彷徨：“你问那个印度人，他很早就已经功成名就，为什么还要持续不断地辛苦工作，去寻找并投资新创公司，这其实是你在问自己的问题。”

在硅谷，即便你很年轻，也很容易就开始创业

Vinod Khosla：我16岁时读了很多美国杂志，其中有些是技术方面的。就在那些阅读中我知道了英特尔公司，知道这家公司是由一个匈牙利移民创立的伟大公司。我很喜欢这个梦想：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创立一家科技公司。所以我一有机会就来到了硅谷，并和自己的伙伴一起创业。在创办Sun的过程中，斯坦福大学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Sun之前的名字叫斯坦福大学网络（Stanford University Network），Sun就是这个名称的缩写。其实甚至在我创办Sun之前，我就在和斯坦福大学的很多研究生一起做这方面的研究。学校和产业界的合作，也是硅谷精神。

田溯宁：从你的角度来看，你觉得这些年硅谷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Vinod Khosla：30年前的硅谷文化还不像现在的，创业文化这么浓厚。你在硅谷创业成功的比例是最高的。我在印度读大学本科时，希望能创建一家公司来做豆奶。当时我看到很多孩子没办法喝上新鲜的牛奶。因为新鲜的奶需要放在冰箱里，而当时不是每个家庭都有冰箱。这启发了我，我想做这样一家豆奶公司，可以让每个孩子都喝上豆奶。但是在印度的1970年代，基本没有办法创业。不过在硅谷，即便你很年轻，也会很容易就开始创业。我的创业就很容易，而且，有人愿意给你钱，帮助你创业。这就是硅谷特别的地方。

今天，你要想创业的话，几乎是肯定可以立即开始的。这一点在我们的生态系统中很重要。每一个人都希望和创业者一起工作。你在大公司工作，大家给你的尊敬反而比较少。你要是敢于创业，大家就会比较尊重你，不管你成功与否。投资人也愿意投钱给你。总而言之，投资人支持你，管理人员支持你。现在Facebook、谷歌的人都愿意到小公司工作。这非常有意思。我儿子从斯坦福毕业时就想创业。很多人都是这样。很多大学生甚至毕业之前就已经开始创业。

杨绍鹏：如果你儿子创业需要融资，你会给吗？

Vinod Khosla：今天他得自力更生才行。我儿子的日子已经过得太好了。

杨绍鹏：你允许别人失败，为什么不允许他失败？

Vinod Khosla：我从过去学习到的经验是，如果事情不如你所设想的那样进行，失败会让你学到更多。我的孩子像我一样，信心太足，有点傲慢，总认为自己什么都可以做。只有遭遇失败时，他才会重新审视自己。我希望我孩子也会从失败中学到同样的教训。

讲到创业，你必须坚持，不断尝试。即便是我的孩子，我也会让他们经历了足够的痛苦才会出手相助。

喜欢体验初创企业经历的挑战

Vinod Khosla：每个人感受到的激励是不同的。我的有些朋友会花一亿去买游艇或者飞机，这是他们喜欢的生活。我个人喜欢体验初创企业经历的挑战。花2亿美元投资40家公司，要比买一艘游艇或者一架飞机让我高兴得多。

做投资时，每天你会碰到不同的人。他们都非常现实主义，但与此同时他们也都认为自己能改变世界。他们会跑过来跟我说，他们手上有一项新的技术，以及为什么他们的技术能够在两年内打败谷歌。这些看上去不太正常的人能够改变世界。

我在印度长大。印度同样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我很清楚中国的情况。在这些国家，人们害怕失败，因此不会冒风险去尝试。但只有敢于尝试，才能取得巨大的成功。反正这就是我在印度看到的最大问题：人们害怕失败，怯于尝试，虽然印度有很多人才。

至于我个人而言，我有愿意失败的意愿，反而是这种愿意失败的意愿给了让我成功的能力。我不在乎失败。但如果能够成功的话，那当然更好。

现在的商业世界都在谈论如果减少风险。问题是太多企业家和风险投资者把风险降到了太低，以至于虽然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提高了，但成功时，成功的结果也变得微不足道了。我相信一个说法，敢于接受更高风险的人，也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功。

田溯宁：过去三四十年你所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和挫折是什么？

Vinod Khosla：我不可能一一列举出我所遭受的失败和失败的方式，但是我可以说，我经历的失败要比在座诸位加起来都多。因为我做的尝试太多了。其实在我们创立Sun之前不久，我们就曾建立过一家公司，但是它在9个月后就失败了。

有意思的是，5年后，没人记住我们做失败的公司，但所有人都记住了我们做成功的公司。我们每年都会有重要的失败的案例。我也会做一些分析，看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有时一次失败会带给你1500万至4000万美元的损失，可谓代价高昂。但是你也可以从中学习到很多。

还是那句话，我可以举出很多失败的例子。每年都有。但是我只能记住我最成功的例子。

田溯宁：因此你是一个更加乐观的人？

Vinod Khosla：我觉得我越老越乐观。硅谷见证过很多巨大的成功。我们所有的人遇到过这样的巨大成功的案例。JFK（肯尼迪总统）说过，所有的人类进步都取决于不理性的男人和不理性的女人。比如，Facebook的扎克伯格还只是个年轻的孩子，但是他的创意把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生活习惯都囊括进去了。每年我都会看到人类社会的巨大变化和变化中产生的企业家。

绿色未来

创新的企业家可以让教育变得更便宜、更便捷。创新的企业家也可以让医疗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未来绝大多数诊断通过手机就可以完成。未来所有的照明能耗都会降低75%。供暖系统也是如此。创新的企业家也一定会找出能够代替石油的能源。到2025年将不存在锂电池，届时全球将没有充足的锂资源来生产电动汽车所需的电池，取而代之的可能是一种更好、[quote1 quote="过去6年，维诺德·科斯拉 投资了数十家与清洁技术 企业和技术，巨点能源公 司（Great Point Energy） 可以把煤转换成天然气； Soladigm的新型玻璃产品 可以调节颜色深浅来加热 或冷却房间；EcoMotor s 生产的发动机能效比现有 产品高50%；照明设备公 司Soraa将推出一种价格便 宜、耗电量比现有产品低 80%的电灯泡......"]更廉价的技术[/quote1]。

我经常说，我们很难对未来十年做出准确的判断，因为变化太迅速了。在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上，我们没有取得这么快进展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用创新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而只是在老生常谈地发议论。预测未来的唯一方式是去创造未来。不管是在教育、移动互联网还是医疗领域。必须要用主动创新的方式去面对风险，而不是去预测未来。

再举一个例子，休斯顿的一家公司QIOR，正在进行把生物能量转化的工作。自然界需要经过几百万年才能把生物能量转化变成石油，而这家公司用十秒钟脱氧处理，然后就能从生物中创造出能源。它的成本也很低。现在QIOR是一家价值15亿美元的上市公司。

一旦这种努力能够实现，并将生产成本降低，就可以改变整个地球能源状况和世界地缘政治。现在每年中国、美国和印度都会花大量钱去买石油，如果能源状况改变，这些钱就可以用在改善农村教育、发展农村经济上。这也是我乐观的原因。人类会突然发现一个新的能源来源，然后随之的连锁反应是可以把农村的收入提高。我还投资过一家发动机公司，它在尝试把发动机效率提高50%，油耗降低20%。这些都会对全球能源格局带来变化。

实际上，我们的投资力度还不够，在改变未来方面做得还不够。

田溯宁：未来中国、印度和硅谷分别会对全球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

Vinod Khosla：过去5至10年间，传统的经济力量平衡被打破，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已经从西方国家转向了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中国和巴西等。对俄罗斯，我没那么乐观。

思考这个问题时，我们需要跳出传统的思维模式。我们要从欧洲和美国跳出。新的经济体增长已经很迅速。很多时候一些大的想法好像总是没有办法冒出来，我的观点是，新的想法需要有新的混乱的环境。现在地球上很多地方都很蓬勃，发展也很迅速，会激发出更多创新的火花。我们需要做的是混合不同的文化，传统的文化、创业的文化、印度的、巴西的，多种力量并行对未来有很多好处。

汪潮涌：你为什么决定离开KPCB？下一家十亿美元的公司在哪里？

Vinod Khosla：我现在也会经常和KPCB合作，我们有很多共同的投资项目。KPCB是一个很好的VC，但它太大了，有很多合伙人，所以比较难以做疯狂的事情。

我已经做了好几百项投资。我坚持不要老是去看投资的成功率。当然我知道如果总是不看投资成功率，这也挺偏激的。还是那句话，我不介意失败，但如果成功的话，最好是个很大、很重要的成功。

我投资了Twitter创始人之一Jack Dorsey创立的新的支付公司Square。我投资过一家能源公司，它在研究如何把木材转化为石油。碰到这种情况，所有的风险投资人都会说你应该审慎点。我却说，它有90%的几率会失败，但是我看到的是10%的概率会成功。它会赚回几百倍的回报。还有一个极端的例子，有个人过来找我，他说，喂牛吃玉米和饲料，然后人类再吃牛肉，这种做法非常没有效率，我们现在不通过这种转换就可以吃到牛肉。听起来很怪异，但我们投资了。

很多人看到的都是大机会，而我看到的是各种实验性的做法。我之所以创办了自己的投资公司，是因为这样我可以更为自由，可以做各种稀奇古怪的实验。任何天马行空的想法我都不介意。

汪潮涌：你如何看待太阳能行业？

Vinod Khosla：很多人觉得太阳能和风能其实不是很好的能源来源。想象一下，电力公司给你提供电，但声明只有在有太阳和有风时才行，你会怎么说？人们都会在有时间的时候看电视，而不是在有太阳和有风时看电视，对吧？如果只能这样，那这个想法就很糟糕。

因此，对于太阳能和风能而言最大的创新是什么？存储！如果能有存储的技术，让人想用电就用，这才重要。但我认为最好的储电方式不是电池，而是另一种压缩能量的方式。很多人认为这不合理，但我认为有希望。我就喜欢另辟蹊径的方式。

（注：另外两名提问者为杨绍鹏为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集团山东海丰国际航运集团董事长；汪潮涌为投资公司信中利的董事长、前摩根斯坦利中国首席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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