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史就是政商博弈史。在《激荡三十年》和《跌荡一百年》中，财经作家吴晓波一再探寻国家与资本、政府与商人阶层的关系。
他最新出版的《浩荡两千年》更是追根溯源，对公元前七世纪春秋战国到1869年清末的历史抽丝剥茧，探讨为什么中国早慧而发达的工商经济保持了长达千年的高水平停滞？商人阶层为什么一直被妖魔化、边缘化？国家机器对商业的控制、干扰及盘剥怎样才能停止？盛衰周期律将重复发生吗？
本刊授权发表第四章《商人的自由时代》，看一下西汉时期的爆炸性行业及富豪榜跟今天有哪些差异。
汉帝国初建之时，满目疮痍，国力极度羸弱，开国皇帝刘邦要出巡，居然配不齐六匹肤色一样的骏马，列卿大夫和诸侯，穷窘得只好以牛车代步。
国贫民穷之际，如何对待创造财富的商人就成了关键。汉初的几位皇帝，从高祖、惠帝到文帝、景帝，对商人采取了看上去很矛盾的政策。
在法律上，汉律基本沿袭了秦律，对商人继续实施蔑视和压抑的原则。天下底定后，亭长出身的刘邦对商人非常反感，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上最讨厌的人有两种，一是有文化的人（儒生），一是有钱的人（商人）。他学习秦始皇的办法，把十多万户六国贵族后裔及富豪之家统统迁徙到关中，放到自己的鼻子底下加以监管。他还颁布诏书，严令商贾不能穿丝绸的衣服，不得乘坐华丽的车骑，还专门抬高针对他们的租税，以表示困辱。到了他的儿子惠帝执政时，态度稍稍宽松，不过还是在税赋上采取了歧视的政策，一般人交税一份，商人和奴婢则要交两份。
另外，汉初的几个皇帝还彻底关闭了商人从政的路径，甚至连他们的子孙也受到限制，所谓“禁锢不得为吏”。汉文帝规定，有三种人不能当官，分别是商贾（贾人）、入赘的女婿（赘婿）和犯过贪污之罪的官吏，理由是“贵廉洁，贱贪污”。其后的汉景帝在诏书中专门强调“有市籍不得宦”。《史记·平准书》还记载，从惠帝开始就规定，“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在分配田地的时候，有“市籍”的贾人也不能获得土地，如果被发现违规，马上就贬为奴婢。
为了缓解财政上的困局，汉初朝廷曾经实行过“纳粟拜爵”的制度，平民只要缴纳一定数量的粮食就可以获得爵位，甚至还有“入羊为郎”的记录，就是有人牵着羊群换来一顶“郎官”官帽。可夸张的是，就是在推出这一“卖官”制度的时候，朝廷竟也规定，最有可能出钱的商人不在此列。安作璋在《学史集》中便考据说：“汉朝任用官吏是把商人排斥在外的，即使是以富訾选官，也不包括商人在内。”
就在对商人实施了如此蔑视和侮辱性的政策的同时，让人惊奇的却是，在实际的微观经济层面，工商业则得到了极大的解放。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一段很重要的记录：“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也就是说，政府改变了自商鞅以来的全面管制政策。“开关梁”—开放关津，“弛山泽之禁”—放松对山林矿藏资源的专营，这是两大非常重要的政策变动。前者减少了地区之间的物流成本，终汉一代，从此没有再设关征税，统一市场的优势得以展现；后者则把利益最大的资源性产业向民间开放。这两大政策的推出，直接导致物流交易的活跃和工商业的繁荣。
在放松工商的同时，朝廷对农业则采取了“轻徭薄赋”和“与民休息”的政策。文帝前后两次[quote1 quote="田租：在春秋战国时期，征收百分之十的田租被认为是“德政”的标志，孟子就曾说：“什一而税，王者之政”。"]“除田租税之半”[/quote1]，租率最终减为三十税一，一度甚至还全免田租—长达十二年之久，这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次。同时，对周边敌对国家也不轻易出兵，尽量“委曲求全”，通过“和亲”维持和平，以免耗损国力。
这样的宽松政策—可以说是“休养生息”，也可以说是“放任自流”—实行了七十年，主要是在文帝和景帝时期，史称“文景之治”。《史记·平准书》说，汉兴七十年间，民间和国库都非常肥腴，国家储备的钱财以亿计，用以串钱的绳子都朽掉了，中央粮仓里的粮食多得更是陈谷叠陈谷，以“至腐败不可食”，这当然是前所未见的盛世了。
与此同时，商人阶层也崛起为一个强大的势力。李剑农在《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中认定，“汉初实为中国商人第一次获得自由发展之安定时期也。”从各种史料见，当时大商人主要集中在四个产业之中，分别是盐铁业、流通业、种殖业和金融业。
盐铁的利益之大，早在管仲时期就已经逼现，现在将之开放给民间，当然催生巨富。[quote1 quote="司马迁与商人：司马迁对商人的开明态度一直被后世史家所病诟。在《史记》中，他将《货殖列传》排在算卦和看相的《日者列传》、《龟策列传》之后，为全书之 “末传”，可是仍然为人所不满，东汉史家班彪、班固父子便认为司马迁替商贾立传是“轻仁义而羞贫穷”、“崇势利而羞贱贫”。"]司马迁[/quote1]在《货殖列传》中例举了西汉初期的二十一位富豪――他称之为“贤人所以富者”，其中，单独列出、比较详细地记载其事迹的有八位，前四位竟都是冶铁业者。
第一位是四川地区的卓氏。他原本是赵国人，世代靠冶铁致富，秦灭赵国后，卓氏一族被洗劫一空，只剩下夫妻两人，推着一辆小板车流放他乡。同行的流放俘虏中，稍微有点积蓄的都争着贿赂押解的官兵，希望能安排到距离赵国稍近的葭萌关一带（今四川广元县），只有卓氏说：“此地狭小贫瘠，我听说汶山（岷山）之下，土地肥沃，地里长满芋类，一辈子不至于挨饿。那里的人们喜欢到集市上做事，喜欢做买卖。”于是要求迁得远一些。押解的官兵就把他安排到了临邛（今四川邛崃），卓氏到了那里后，就着当地的铁矿资源大搞冶炼铸造，运筹经营，把产品销往滇、蜀各地。不久就富甲天下，家里的奴仆就多达千人。他们大起田池，射猎为乐，享乐可比王君。
排在第二位的富豪叫程郑，竟也是在临邛致富的。他是从山东流迁过去的俘虏，与卓氏一样从事冶铸，销售到西南的夷族地区，富裕程度可与卓氏一拼。
第三位钢铁富豪是孔氏。他是魏国大梁人，秦灭魏后，把孔氏流迁到南阳，他就在这里冶铁铸造，修建池塘堤堰。致富之后，孔氏还投身长途贩卖业，他带着成队车马，往来于各诸侯国之间，各国由于他的商业活动而受益，人们称呼他为“游闲公子”。他花钱如流水，却赚得比花掉的要多得多，家里累积的钱财达数千金。南阳一带的生意人都以效仿他的雍容大方为时尚。
第四位富豪是鲁国的曹邴氏，他以炼铁起家，“富至巨万”。跟出手阔绰的孔氏不同，鲁国人生来就节俭吝啬，曹邴氏定有家规，“俯要有所拾，仰要有所取”。他还从事高利贷业，足迹行遍各地。鲁国一带的人受其影响，大都抛弃学术而追逐财利。
除了上述四位钢铁富豪之外，排在第五位的就是齐国的大盐商刀闲。齐国是东方的商业大国，以沸煮海盐而闻名天下。刀闲的致富策略是敢于雇用最多的劳力。一向富足的齐人对奴隶非常轻贱，认为这些人刁悍狡猾，而刀闲则大量收留他们，让他们去打鱼晒盐，然后带着这些人四处贩卖，结交各地的官吏，终于累积起数千万的财富。那些跟着刀闲的流民也都富裕了起来，因此当地流传民谚曰“宁爵毋刀”，意思是“难道非要去做官吗？还不如去给刀闲当豪奴”。另据史料记载，除了刀闲，当时还有两个有名的大盐商，一个是山东的东郭咸阳，以海盐为业；另一个是山西的罗氏，从事的是池盐业（“擅盐井之利”）。
盐铁之外，第二大致富产业是流通业。
中国地域广大，各地特产繁多，流通之利不可小视。司马迁记载，当时的大运输商拥有上百乘马车，上千辆牛车，有的还有大型船舶—“船长千丈，车百乘，牛车千辆”。其中最出名的是洛阳的师史。他家共计有上百辆运输车辆，在各郡国周游经商，足迹无所不至。洛阳地处、齐、楚、秦、赵几个国家的中间地带，四通八达，商风盛行，师史积累的财富达七千万之多。
第三大致富产业是种殖业，司马迁例举了两个商人，分别是任氏和桥姚。
任氏的祖先曾做过看管粮仓的小官，秦朝败亡时，各路豪杰争着抢夺府库里的金玉，而任氏则独独挖窖储藏粮食。后来，楚汉两军对峙，老百姓无法耕种田地，米价涨到每石一万钱，于是，豪杰们抢去的金玉都归到任氏手上，他因此暴富。任氏致富后，并没有奢侈享受，他仍然从事农业和畜养业，他还立下家规：“不是自家种的养的东西，不穿不吃；公事没有做完，不得饮酒吃肉。”因此，任氏富足了几代，被邻里视为表率，连皇帝也对他颇为器重。
桥姚则是在边陲地区致富的商人，他养马千匹，牛两千头，羊上万只，家中粮食以万钟计算。其发迹故事与向范蠡求教的猗顿有点类似。
第四大致富产业是铸钱业。
汉初允许民间铸钱，不过铸钱需有铜矿资源，所以，非王侯官家背景不得可。当时最大的两个铸钱商，一是吴王刘濞，他是刘邦的侄子，被封于现今的江苏、浙江一带，此地有丰富的铜山，可以开采铸钱。另外一个是叫邓通的“黄头郎”。
邓通出身平民家庭，少年时被征召入宫，在未央宫里当一个划游船的“黄头郎”。据传，有一次汉文帝做梦，梦见自己怎么努力也登不上天，正着急之际，来了一个貌若美玉的黄发少年，助他一臂之力，顺利地登上了天。第二日，文帝游船，陡见头缠黄巾的邓通，便认定他是自己的“登天贵人”，从此百般宠幸，官至上大夫。汉初诸帝都有同性恋的癖好，所以又有记载邓通与文帝有“断袖之交”。某次，一位善于看相的术士说邓通“当贫饿死”，文帝不以为然，说：“我就能让邓通富贵，怎么可能贫穷呢？”于是，把蜀郡的严道铜山（今四川省荥经县宝子山）赐给他，准许其自行铸钱。邓通铸钱很注重质量，其钱币光泽亮，分量足，厚薄匀，质地纯，深得民众喜爱。当时，吴王钱以发行量大占优势，邓通钱则以质地优良取胜，两币流通全国，有“吴币邓钱布天下”之谓，邓通因此成为当时最著名的官商巨富。日后，“邓通钱”甚至成了货币的代名词。
[quote2]对工商业的宽松政策——可以说是“休养生息”，也可以说是“放任自流”——实行了七十年，主要是在文帝和景帝时期，史称“文景之治”。[/quote2]
除了上述四大产业中的超级富商之外，司马迁还十分简略地—仅以数数十来个字—列举了当时另外一些有名的商人，从记录中可以看到他们所从事的产业。比如，秦杨以从事粮食生产而成为一州首富；田叔，靠掘墓的勾当也成了富豪，在今天大抵算是文物贩卖业；桓发，从事的是“博戏”，就是今天的博彩业；雍乐，靠的是走街串巷的零售成了富足之家；雍伯，贩卖的是女人用的胭脂水粉，在今天就是化妆品业；张氏靠卖“水浆”成了千万级的富豪，在今天就是饮料业；郅氏生产和贩卖的是“洒削”，镪剪子和磨刀，类似今天的小五金；浊式买卖的是猪羊杂碎制品，这是今天的肉类食品业；张里从事的是医治马匹的生意，类似今天的兽医业。
这些人致富的秘诀是什么呢？司马迁一言以蔽之曰，“此皆诚壹之所致”。就是专心一事，专业经营所带来的。这是商业成功的不朽之理。
细想司马迁的这份“西汉富豪榜”，是很可以再三玩味的。他所记录的富豪不过区区二十一个，以当时信息传播的落后，能够进入宫廷史家耳中的名字，必已是天下闻名之人。
从这些富豪所从事的产业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其一，有汉一代，能源业、流通业和金融业就已成最具营利性的重要产业，这一特征迄今未改；其二，在商人阶层已经出现专业化经营的萌芽，“富豪榜”中有不少人从事的是薄利多销的手工制造业。譬如贩卖胭脂水粉、贩售“水浆”以及镪剪子和磨刀等，如果没有相当的规模化生产以及广泛的销售能力，是不可能积累出巨额财富的。然而，雍伯、郅氏等人竟能够因此成为一代富豪，并被写进《货殖列传》，这自然是十分让人好奇的。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已经无法确切地知道这些人的产业究竟做到了多大，以及如何做到了那么大的，这些都已经成了无法解开的历史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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