眨眼一年就过去了。

新鲜感越来越少，疲惫感与日俱增。一年之中，周哲看了40多个项目，到了后来，他甚至开始厌倦，反思是不是项目太多了，有时他连花15分钟来筛一个案子也不愿意。 “看了十个不一定投一个，还不如把时间用来把现有项目做好。”

这与他最初的想象有些不同，由投兰亭集势开始的天使投资生涯一度让他以为，这是件相对轻松的事，现在却不得不被这种日子裹挟着前进。“这个事情要再做个两年才知道好不好，或者我有没有能力做，要看得远一点，有耐心。”周哲说。

他曾是谷歌总部的第103位员工，谷歌的上市让他获得了财务自由。不想加入新公司，也没有另一件让他愿意全身投入的事情，他选择了做天使投资。这在谷歌，不是件新鲜的事，在整个互联网圈及新上市公司高管圈，似乎正慢慢成为一种风尚。看看那些熟悉或不熟悉的名字：曾李青、何庆源、周哲、王啸、毕胜···他们都在做天使投资。

大公司围城

人生就是写代码写到65岁退休，周哲曾经这么以为。谷歌那几年，他每天工作12-14个小时，还曾试过近三个月不休一天假。这家原本他以为可能随时倒闭的公司，后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不再为米粮谋的周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学了这个，就没时间学那个”，过往他的时间都用在了代码上，他想知道代码外的人生，困惑中他甚至捡起了自己最不爱看的历史书。

两年多的时间里，他都在酝酿离开谷歌，然而“人生除了退休，要么打工、要么创业。”继续打工，没有比Google更让他心动的公司，在谷歌的经历，让周感觉像看了一部获奥斯卡奖的大片，还没发现其他什么电影比这个更好看。

他也不想独自创业。那意味着半年到一年间，他又要回到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一个月不休一天假的日子，他不愿也觉得没必要再承受那种生活。更有一个浪漫的假设是，创业是一个有点带着运气及机缘巧合的事情，碰上了好的人、想法、机会，才会做的事，而他还没碰上。

在摇摆的日子里，曾在谷歌工作过的郭去疾和周聊起了自己创业的想法，顺便问了这个荷包鼓起来的新同事是否感兴趣，这恰如给在闷室里徘徊的周打开了另一扇窗，原来投资是一件没有想象那么难的事。

差不多同期，谷歌在中国的对手百度公司里的年轻人，也陷入了同样的困惑中，前百度市场总监毕胜是其中一个。百度上市后，他同周哲一样无需再为生计发愁，这个同样30岁左右的男人，既不愿再换一家新公司打工，也没想好下一件要投身的事。于是跟着身边的朋友们，当起了天使投资人。

正是这些人，组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天使投资团，谷歌系、百度系、金山系、 新东方系等开始显现。在这些年轻的新上市公司高管之外，年长的跨国公司高管也开始投身这个行列。

何庆源，前诺基亚西门子通信公司大中国区董事长，2006年变身天使投资人。那年，他的儿子刚出生，一个之前拜他为师的创业者——小马云刚好将原来的公司卖掉，重新创立一个给新妈妈用的网站，何的太太很感兴趣，何决定投资这家公司。在与小马云的互动中，何庆源接触到了一个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世界。

“在大公司里面做，尤其在地区当总裁，好听一点说你是什么CEO、总裁，其实你就是一个销售的头，我们都要背销售（任务）的，诺基亚2006年在中国的销售额，出口、进口加起来1000亿元。”何庆源说，大公司里，法律、财务、生产、物流、科研等部门齐全，但其实中国区一把手不是什么都能管和需要管，各个部门同时被公司总部实行垂直管理，“在这种地区当一把手，你是看不到整个公司的运作的。”

而通过小马云的公司，他发现，小公司的CEO什么都要管，小马云见识的东西比自己还要全面。2006年何庆源就有离开诺基亚的想法，再去另外一家跨国公司当地区CEO他觉得没劲，况且在通信行业，也难以找到比诺基亚更大的公司了，同时他觉得自己年纪比较大了，也不可能自己创业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两件事：第一，我去投资一些创业公司，跟他们一起看；第二，我从2007年开始做其他上市公司的董事，在董事会里会看到更全面的整个公司的运作，后来国资委找我，现在我是中国远洋、中国东方电器、中钢的董事。”

去掉光环

“外企高管出来专职做天使投资的人不多。第一，他们的机会成本太高了，外企高管年薪很高，而天使投资的回报是几年以后的事情，可能回报会比在外企打工好得多，愿不愿意做？第二，落差很大，原来在诺基亚我两个秘书，天天我都不用自己做什么，讲句话有很多人听，出来做天使投资后，我去美国，机票是我自己在网上订。”何庆源说。而这不仅是中国独有的现象。

何在美国认识一个大型公司出来做投资的老板M，对方曾跟他聊过这样的段子：一天，M想出差，问他们基金共用的秘书，能否帮忙订机票？他的秘书叫他把椅子拉过来，说我教你怎么订！天啊，M之前可是某美国大公司的老板，现在是美国大VC的GP。M问何庆源，这个落差你能不能接受？

何庆源显然经历过类似的落差，他慢慢学会了自己做很多原来秘书帮他做的事情，“收获也很多啊，我上个礼拜香港打球打两次，我做什么都可以啊。”

[quote2]周哲小结了一把天使，第一，每个项目投少一点，起步时有些项目他投入的太大；第二，被投项目的人要先认识，认识了事就好说；第三天使投资是修行，自己必须得现有一定程度的知识才行[/quote2]

2008年，何庆源从诺基亚离职，正式转身为天使投资人。而这一年，周哲去旅游、滑雪、打球，看奥运会，发现不工作的日子挺爽，恰逢谷歌另一同事创业，周很自然地又投了。之后，他干脆辞职了，给谷歌所有同事说，“我开始做投资了，你们谁创业来找我吧。”当时，周哲应该也认为天使投资是一个很“潇洒”的事业吧？

“天使有翅膀吗？”刚做天使，周时常遭遇这种调侃，2008年“天使投资”这个词还没那么出名，周也多依赖于谷歌同事介绍项目，后来他开始参加活动，推广自己，接受媒体的访问，让更多人知道他在做的事。现在，“翅膀”和项目源都已不再困扰他，困扰他的是时间不够用。开始时项目不多，容易管理。后来项目多了，问题也跟着来了。

做产品出身的周哲，人员、财务等都不是其强项，起初想着尽量不干涉被投企业的管理、运营，他只打算在产品领域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比如一家电子商务公司想做一个手机应用，本要花费四、五个月，周只用了两个月。

但一些被投企业的需要远远超出了这些，每隔几天，周就会接到被投公司的电话，无非找人、谈业务及要钱。若是找人或是谈业务，周偶尔也会帮上忙，“有很多做互联网都是同一个圈子的人，这个小圈子里，我有些人脉。”

可找钱却是个大问题。创业期的企业，资金链随时会出现问题，比如签了个200万元的合同，预计下个月钱到账，想着这个月人、办公室不够用了，于是开始花钱，结果下个月对方拖款了，一切都乱套。单是2011年，周投的公司里有三家就出现过这样的事，其中一家不止一次。每逢此况，只有三个选择：自己继续投，帮忙找别人投，倒闭不做。

起初周还会继续投，理由是“当你花了这么多时间、金钱做事情，不坚持一下，好象对不起自己。”但很快发现“坚持下去会更后悔。”无论是以借款的方式或是二轮融资的方式，放的钱越多，项目垮了拖累越深。

去年，周投的一家公司现金流断了，没订单，也没人继续给钱，周开始劝创始人别做了。“不管未来还有多美好，该断掉的断掉。”他既不想在这些事情上继续浪费钱，也不想浪费太多精力，这时间花在这，就没法花在别的地方，“尽量别纠结，该做决定就决定。”周说。

受伤吗？那当然！“必须得伤得起！好不好都自己负责嘛，不能怪别人。要做天使投资就没法疗伤。”在做工程师的日子里，周主要和电脑打交道，用周的话说，你跟电脑说什么电脑基本上都懂，但做天使投资，跟人打交道可不一样了，跟人说什么对方不一定懂，或者懂了以后很快又忘了。

其实另外一个高管出身的天使投资人、前百度高管王啸的境况比周哲好不到哪里去，2011年下半年，他净给自己所投企业灭火去了。

当周哲、王啸遭遇各种困扰时，毕胜已经不在意自己的天使投资人头衔了。虽与战绩显赫的超级天使投资人雷军为友，毕胜做的天使投资并不成功，甚至还有些悲剧。起初他以为天使投资人要么是“帮忙不添乱”，要么是“事无巨细都要插一手”，他不能放心做“甩手掌柜”，所以都打算随时插上一手，但很快开启的乐淘创业生涯使得他管理被投企业的想法变为泡影，乐淘网去年下半年遇到的危机更让他自顾不暇。

当年鼓动毕胜创业的人是雷军，2011年，雷军把更多精力放到他愿意全身投入的事—做小米手机上。

平衡之道

荆棘总与鲜花同在，在这些烦恼里，周哲有了另一种成长。

周大学时学过会计，暗以为这辈子做什么都不会做会计，可现在他常花很多时间看财务报表，并对不注重财务报表的CEO表示气愤。周举了一个例子：一家公司每月人工支出本来10万多元，忽然变成了30多万元，那就要警惕是人手翻倍了还是薪水翻倍了。经历了那么多要钱的电话后，他开始觉得这些数字如此重要，继而劝企业创始人先算笔帐，剩下的钱还能支撑多久。

周去年的时间里1/3用来做财务，1/4做律师，所有合同他都一一看过。这些经历，也弥补了一个产品出身的人的不足，或许未来当周哲自己再走上创业之路时，这段日子会成为他很重要的一课。何庆源也是工程师出身，后转到市场和销售部门，慢慢爬到高位，他认为，从创业和投资角度，在外企，工程师起步未必如学财务好，因为财务可以更接近公司运营的实际。

何庆源做天使投资没有周哲那么纠结，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懂得天使投资不是率性的冒险，而是跟其他投资一样，要懂得平衡之道。

在离开诺基亚西门子之前，何买了一家做通信设备工程的公司。它原来是香港CSL电信在中国的公司，做了十年，给诺基亚和其它一些大的公司提供工程服务，这种公司没太大想象力，不可能上市，但每年都有10~20%的增长，做六七千万元的生意，当时CSL要退出了，CSL是诺基亚西门子的客户，它的总经理知道何要离开诺基亚西门子，建议何跟他一起各出50%的钱将公司买下。“2008年买的，做了三年，每年都有很好的分红，通过这个，我投的大部分钱已经回来了，等于我把亏本的门给封掉了。”何庆源用现金流项目养新项目的套路，体现了近30年在外企的摸爬滚打积累下来了对风险管控方面的经验，“我不会说闭着眼睛投几千万元，是投了几千万元进去，但也有陆续回来的。”何兼任的3家跨国企业和3家央企的董事职位每年也能给其贡献相当可观的收入。

此外，何之所以愿意兼任央企的外部董事之职，是因为他非常清楚在中国，人脉和关系的重要。何也一直用其人脉和通灵嗅觉做天使投资。

2007年，何投了一家专门给TD-CDMA做测试仪表的公司——新合亮点。中国上TD-CDMA的时候，很多国外厂商不看好，当时何做诺基亚西门子中国区董事长，代表公司讲话，不太支持TD-CDMA的发展，但私底下他却清楚地知道，在中国，国家要支持的东西谁都挡不住的。于是在新合亮点快没钱的时候，投了200万元，占10%（现在稀释到6%左右），后来这个公司的TD-CDMA测试技术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投高科投了3000万元，现在公司已申报股改，准备上市了。

每个公司何除了投钱外，更愿意把自己多年的市场资源、对产业的了解与这些被投公司分享，帮着他们一起成长。比如他投的武汉一家专门给中国电信做电话支付的公司，他就建议这个公司多发展蒙牛等渠道链条很长的公司为客户，因为那些公司的渠道商大都是土老板，根本不知道什么支付宝，而他们与厂家之间的资金来往量很大，一个电话过去就能付款发货，是电话支付最理想的客户。如此了解中国的渠道商群体，这跟他当年曾经操盘诺基亚中国的庞大渠道体系有关。

在遇到合适的机会时，何庆源也会给曾经的下属牵线搭桥。他已经成功说服了一个原来他在诺基亚西门子任职时的下属，加入他投资的公司，出任COO。

何坦言，他遇到很多曾经在外企有过职业危机的人，他们明明知道自己的职业已见天花板，却不敢放弃丰厚的报酬、福利，委身小民企。他们既希望享受外企的待遇，又享有创业公司的股权，但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很多人为此丧失了机会，何觉得很可惜。

天使投资是修行

何庆源也有自己的困惑，不知现有的平台该如何扩展。他有两个拍档，他们每个人照管三、四家公司已经忙不过来，还有好多其它事。这么多案子投下来，他发现这个行业需要更大笔的资金。而他的钱不够，不投的话，觉得可惜，投的话只有募资。

“天使投资不是一个成熟的行业，有一套固定的流程，不管怎么样都是尝试。最终会怎么样？难说。”周哲也在面对往后几年的困惑。目前为止，周已投了近15家公司。这个专职天使也留心着身边天使圈的变化，早期基金越来越多，有些有了A轮融资就开始退出。他不赞赏这种做法，因为A轮不代表公司成功，只代表帐面上赚了钱。

在周心中，通过天使投资帮助一家公司成长比赚钱更有意义，这或许也填补了他没有再创业的缺憾。当时他决定做这件事情的时，已有预感，没有3-5年，不会知道这件事效果成效，现在三年过去了，兰亭集势上市退出的曙光在前方，但更多项目未来还不清晰。未来5-10年，他打算继续投身这个行业。

同为天使，周哲与徐小平是好友，徐去年成立了真格基金，搭建了包括财务、法律在内的团队，之前投资的世纪佳缘网上市了；而在南方，曾李青投资的第七大道1亿美元卖给畅游了，他是第一大股东的摩尔庄园也上市了，曾的身价高达11.5亿美元。

对于身边的明星天使投资人，周很清楚自己与他们的差距。“徐小平不是一个我要完全学习的对象，他的理念是宁可错投九个也不能错过一个，我是宁可错过九个也不要乱投一个，我的钱跟他差的太远了，做这件事情要按照自己的步伐来。”

也有人劝他，你可以募集天使基金，更多的钱有助于把这个事做大，发挥杠杆的作用。他想了很长时间，还是决定暂时不这么做。他喜欢现在的自由：投入的是自己的钱，出事也只对自己负责，而花别人的钱得对别人负责，很累。投资这个事情，他想边走边看。

何庆源去年北美飞了14次，欧洲4次，他想逐渐推掉一两个外籍公司董事的职位，央企保留一个，保持一定的高层关系，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天使投资上。“在中国还是有很多机会，但我希望有个大一点的平台去做，下一步找一些VC合作。中国TMT行业，资金需求额在2000-5000万美元之间的项目非常多，我会定这个区间。”看来何庆源已意识到光做天使投资不足以让其游刃有余。

天使投资4年，周哲小结了一把：第一，每个项目投少一点，起步时有些项目他投入太大；第二，被投项目的人要先认识，认识了事都好说；第三，天使投资是修行，自己必须得先有一定程度的知识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