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在温州设立金融改革试验区，使很多人希望居于百业之首的金融能在温州实现体制上的突破。上百家小额贷款公司，数十家村镇银行，市场化的利率，畅通的境外投资渠道，活跃的企业债市场，繁荣的实体经济，这是时下温州正在构想的蓝图。
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温州能否成为中国的金融特区，取决于金融牌照能否真正向民间资本开放，取决于是否有新的产业政策来推动温州民营企业升级。“必须从胡福林这些跑路的人、那些跳楼的人身上找出真正的原因，然后基于拿出根本解决之道的目标谈改革，才有意义。”当地一位民间金融从业者说。
否则，温州不过是再为“金融改革”做一次嫁衣。
效应
在很多场合，郑元豹都有点鼓动性地把温州的金融改革试点说成是“温州再次腾飞的机遇”。在他看来，温州“腾飞”之际，起码应该允许像他这样的民营老板去开银行。
在过去两个月里，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的温州金融改革的十二条任务，统共不过七百多个字，已经被各路专家置于放大镜下，字斟句酌了无数遍。郑元豹最关注的是第二条中的半句话，即“鼓励民间资金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
按村镇银行自2007年诞生以来的游戏规则，村镇银行的主发起人应该是国有金融机构。而现在，“十二条”里的半句话隐含了一种新的可能性：民营企业可以作为主发起人成立村镇银行。这对郑元豹来说意义重大，因为一旦金融新政在银行业的民资准入上形成突破，他就可以成为银行家了。
这位来自温州柳市镇的电器巨头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去年，通过参股乐清联合村镇银行，郑元豹成为了仅次于发起方杭州联合银行的第二大股东。在这家村镇银行成立后的8个月里，共贷出了18个亿。而接下来，今年内，杭州联合银行还将在温州的柳市镇和红桥镇另发起成立两家村镇银行，“这样一来，我们的放贷规模就马上可以上百亿了。”郑元豹对《创业家》记者说，他想成为这两家村镇银行的控股股东。
仅仅充当国有金融资本的合伙人不是郑元豹想要的角色。他希望温州金改能把天花板捅破。按现行规定，村镇银行设立，必须由国有银行牵头，且持股不能少于20%，单个民营股东的持股比例不能高于10%;另外，按照银监会2010年发布的《关于加强村镇银行监管的意见》，村镇银行的服务范围被限定在县一级，服务县域、服务“三农”，禁止村镇银行跨县市揽储和放贷。
至于“十二条”的其他内容，比如在温州增开一批小额贷款公司，这位来自温州柳市镇的电器巨头并不太感兴趣。“搞再多的小贷公司也不叫改革。小贷公司搞个七八年，它也就是四五个亿的放贷规模，按政策规定，八个亿到头了，这哪行呢?”在和《创业家》记者的交谈中，郑元豹言语间对小贷公司有些轻视，说那只是“赚小钱”的生意。另外，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增开大批小额贷款公司，无非是让“让民营企业来承担这次金融危机的风险，让我们自己救自己”。联想到自去年以来，银行银根收紧，对中小企业釜底抽薪之举，郑元豹的看法并非臆测。
对于本次温州金改，郑元豹希望看到的理想结局是，民营银行和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在中国金融市场上鼎足而三，“这才叫体制改革，”他说。
“村镇银行应该由大型民营企业作为大股东发起，干嘛一定要国有银行作为发起人呢?没有他们，我们用不了几年就可以做到几百亿。”撇开国有资本做金融，在郑元豹看来是合理的诉求。因为在过去30年里，有很多事实证明，民营企业可以干成很多事情。自1996年合并一批温州企业成立人民电器集团以来，郑元豹先后兼并了一百多家企业，其中就包括上海、江西等地的国营企业。如今，人民电器以工业电器为核心产业，横跨船舶制造、能源、地产、物流、水电开发等多个领域，“从创造就业，做产品，做市场，我们没有哪一样没给国家做好。”
饶是有可观的经济贡献，在开银行这件事上，郑元豹要得到“国家的充分信任”并非易事。在温州当地举办的一个论坛上，温州金融办主任张震宇对于小贷公司转村镇银行的问题态度谨慎。他说：“国务院文件明确小额贷款公司可以一部分转为村镇银行，并不见得是好事。小额贷款公司风险由个人承担，村镇银行就需要一家银行来控股做兜底，否则会对社会产生影响。民营企业家办村镇银行也并不一定就是突破，我们对此还是要慎重。”
按温州金融办的规划，未来3—5年内，温州要建50家村镇银行，而小额贷款公司今年内将新增30家，总数达60家以上，到2013年则将达到100家。但无论数量如何增长，温州金融办方面的保守态度还是饱受质疑，“我老给政府领导鼓气，我说你们大胆地去闯，去为中国的金融改革杀出一条血路。如果还是按老规定，把什么都送银监会审批，让国有金融机构来牵头，那这个试验还有什么好试的啊?”温州知名学者，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对记者说。
显然，周德文遵循的是过去30年里民营企业摸着石头过河总结出来的老经验：非禁即入。“国务院的12条里，说符合条件的小贷公司可转成村镇银行，并没有强调说非要审批才能转，也没有强调说要由现有商业银行发起并控股。”周德文说，这里头有想象空间，“这12条越模糊越好，就看温州市委政府胆子大不大，敢不敢去做。”
4月初，在周德文到北京出席一个金融改革研讨会的间隙，一位来自大连的企业家连夜到酒店拜访周德文。“大家不要把眼光局限在温州，现在温州的事就是全国的事。”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企业家对记者说。据周德文后来透露，这位大连人手头有几千万现金，想通过他放到温州去运作。
的确，国务院在温州设立金融改革试验区的消息甫一传出，全国的民营资本就蠢蠢欲动了，“我每天都会接到很多这样的电话，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家的问题无非是他们手上的钱在温州有没有对接的机会。”周德文说，现在，全国各地的资金想借温州金融改革试点落地的意向太多了，甚至有一位在山西的市级官员，也这样跟周德文说：“我们这里有近30家小额贷款公司，温州政策灵活，你们最好把我们全招安了。”周德文当然乐观其成，“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也说，要把温州打造成中国民间资本的集散地。”
温州式金融
众所周知，国务院的金融改革试验区安排，是出现高利贷崩盘、老板“跑路潮”的背景下在温州落地的。
在温州，处于地下状态的民间借贷颇具规模。周德文提供的数据显示，2009年，温州民间借贷的资本大约为800亿元，2010年达到了1200亿;而2011年，温州企业的借贷规模约为4000亿元，其中除了约500亿—600亿来自银行，其余全部来自“老高”(高利贷)。
与高利贷无法割舍的联系，是温州中小企业最引人注目的景观。
而民间高利贷之所以“繁荣”，周德文认为事出有因，它是国家金融体制这根藤上结出的恶果。
“温州去年的GDP是2500个亿，而温州29家银行的利息收入是300多亿，占到了GDP的10%。这相当于我们企业销售收入的10%，给银行拿去了。实体经济的利润水平并没有这么高，这10%里还有企业的成本。”周德文的另一个数据比较也很引人注目：去年，温州地方税收只有270个亿，低于银行的利息收入，由此可见，银行利息“比皇粮更厉害”。
“银行自己在放高利贷，”周德文对商业银行的作为颇有微词。按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利率，目前一年期贷款的利率为6厘多，而在实际操作中，各大商业银行均会大幅度上调贷款利率。在温州，企业从银行贷款通常要付出1分5至1分8甚至更高的利息。而和民间借贷相比，商业银行最大的优势在于存款利率几近于零，近乎无本生意。
论绝对的利率值，温州的民间借贷当然很吓人，5分、6分甚至高至1毛钱，但他们融资的成本也很高，“放出去是5分，但他们的钱往往是以两三分的代价从民间借来的。”即使钱能连本带利收回，高利贷公司所赚取的利差水平也还只是和银行差不多。
商业银行明火执杖地打劫和民间借贷的绿林式掠夺，对温州实体经济已经是不可承受之重。温州的民营企业多达四十多万家，绝大部分是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温州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崛起，靠的是被郑元豹称之为“将一颗铆钉卖到全世界”的实干精神。而现在，随着融资环境的恶化，温州人的创业精神也时过境迁。“实体经济的利润率只有3%—5%，除了短期应急，我们实际上用不起高利贷的钱。”温州服装商会会长、浙江奥奔妮服饰的董事长郑晨爱对记者说。
从根本上说，国家收紧银根是民间高利贷进入疯狂状态的直接原因。在过去一年里，很多温州的中小企业经历了冰火两重天。郑晨爱说，2010年，中央政府出台了4万亿的救市计划。和2008年的4万亿和2009年的10万亿一样，这些钱虽然毫无悬念地大都流向了国有企业，但这一回，许多民营企业也在受惠之列。在90%的民营企业没有和银行发生过关系的温州，他们遇上的是多年不曾见的甘霖，“一家资产只有2000万的企业可以从银行贷到1个亿。”
但民营企业与银行的蜜月很快结束了。2011年，国家金融政策持续收紧，各大商业银行纷纷向企业追债。很多企业面对着用借来钱做出的半拉子工程，不得不转向民间借贷。温州高利贷由此抬头。
郑晨爱的服装协会有许多活生生的例子。有个瓯海区的服装企业老板，2010年向银行贷款上亿元，一下子在浙江省内外开了几十家连锁店。一年后的2011年5月，贷款到期，银行的人对他说：“你先把钱还了，等我们做完账，再续贷出去。”而且还把续贷的合同都准备好了。这位老板于是从民间借了高利贷还给银行，心想等银行的钱下来后再把高利贷的窟窿堵上。但银行给了他一记闷棍，声称政策变了，不能再贷。这位老板最终以债转股的方式把大部分股份转让了出去。
在2011年的温州，这种企业主老老实实去解决问题的算是好现象。一些在被银行抛弃与高利贷盘剥的双重打击下无力回天的温州老板，纷纷选择了最不体面的方式应对危机，那就是跑。
周德文给记者说起“好人胡福林”。在温州，胡福林赫赫有名，他是“眼镜大王”，“他待人很谦和，在企业界人缘很好，员工也很喜欢他，每年都给工人加工资。”在厦门大学的MBA课堂上，胡福林还听过他的课，两人有师生之谊。但2011年9月，周德文发现这位学生失踪了。
胡福林出走美国，传回来的消息说是去那边“找国外客户收账”。但真正的内情是，2008年，作为温州企业转型升级的典型，这位信泰集团董事长投向了光伏产业。到2011年，信泰欠下银行贷款8亿元，民间借贷12亿元，每个月仅利息就2500万元。
有了解内情的人士告诉记者，胡福林投向光伏产业是被误导的结果。尽管作为产业转型典型的信泰在入行之初从银行获得了大笔贷款支持，但2011年它遭遇了双重危机：光伏产业的全行业受挫及银行收紧银根。和上面提到的那位服装老板一样，信泰光伏也成了烂尾工程。
好消息是，“好人胡福林”在出走一个月后回来了，他仍然是温州企业的典型—“对银行，对社会，对企业负责任的典型”。胡福林表示会还清欠账，毕竟他旗下还有12亿元的总资产。“当时，包括市委书记陈德荣、温州眼镜商会同仁，还有我们，都打电话劝他回来。”周德文对记者说。胡福林提出的条件是，他不能再被催债。2011年10月10日，胡福林从美国回到温州，一下飞机就被政府的专车直接接到了市政府，并于当晚接受了当地媒体的采访。在采访中，胡福林表示，他去美国并不是逃跑。
温州老板中的跑路者并非寥寥，周德文提供的数据大约是二三十个，但另有当地人士告诉记者，跑路者实有一两百不止。
出路
如今的温州街头，令人印象深刻的，除了随处可见的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寄售行、典当行、租赁公司等“老高”的化身，再就是房产中介的玻璃门墙上贴出的楼市价码。
到今年，在经历了国家宏观调控之后，温州城区的房价水平仍在3万元左右，即使是远离主城区的龙湾、永嘉、平阳等地，房价也在1万多至2万多之间。在中国，温州并不在“美丽城市”之列，连出租车司机都向记者抱怨，以温州的市容水平，实在看不出房子为什么值那么多钱。
温州人当然很有钱，据统计，温州民间的资本总额约为7500亿元。但“全民高利贷”之下，温州人的财产风险也不言而喻。有数据显示，温州有89%的家庭或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到了信贷领域。前者中，用于一般性生产经营的仅占35%，用于房地产的占20%，其余40%则囤积在高利贷市场。但现在，在民间借贷一片风声鹤唳、实体经济低迷的情景下，高房价似乎已成了温州资本最后的支撑。
崩盘事件频发，在温州，一些曾经的“老高”此时已经不看好高利贷了。温州当地一次官方研讨会的间隙，记者见到了西装革履、戴着墨镜从酒店大堂走过的许永丰。这位曾开着从他父亲那里借来的、“踩一脚油门就是一碗排骨面”的奔驰600做“投资担保”生意的年轻人如今做起了农业项目，在温州种红豆杉。他给记者的名片上，头衔也不再是“温州智本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了。
“现在温州金改的细则还没出来，在会场上听那些人喊口号，还不如出来认识几个朋友。”许永丰对记者说。在他看来，所谓改革，如果不能让民营企业得到真正的实惠，就没有多大意义。
除了从投资担保行当退出，许永丰对搞小额贷款公司也兴致不大。他是温州青年创业促进会的会长，去年，温州市团委给会里弄到一张小贷公司牌照，“但我不是很看好，小额贷款的单笔贷款通常在50万以下，利率起码是2分多，而且都是几个月或者半年的短期贷款，一些年轻的创业者借了钱刚开始做产品，小贷公司就得把钱收回去了。他是初期创业，这种钱哪里敢借?”
更何况，在温州，小贷公司和实体经济的联系实际上少之又少。“借贷的对象往往是个人，小贷公司大都没有人力去摸清企业的底细，不敢借钱给企业。”更何况，在温州，曾经被视为实体经济中坚的中小企业大都来自传统产业，如电器、服装、鞋、五金等，它们如今都走到了规模化发展阶段，所需资金量级在几百、几千万至上亿元，小贷公司和它们的融资需求根本不匹配。
成立大批小贷公司和村镇银行是此次温州金改试验引人注目的地方，温州金融办主任张震宇已经表示，温州在小贷公司及转村镇银行及民企企业主办村镇银行的问题上会“慎重”，温州当地企业界对此已经作出“过于保守”的评价。
除了关注民营企业的金融准入，温州老板从各种消息中，寻找金融改革与实体经济振兴的联系。
在温州，许永丰还开了一家叫“谈股论金”的私人俱乐部。“很多企业家晚上都会到那里去。我想做的是为资金供需双方建一个平台。”在许永丰看来，对于解决实体经济的融资问题，这个平台比小贷公司和等待村镇银行的民企准入放开更具有当下的意义。
“为资金找项目，为项目找资金”的俱乐部在如今的温州盛行，位于温州瓯海路海港大厦的温州“金融港”已经在这个方向上有所建树。“一年多里，已经有180亿的资金在我们这里登记，投资的项目已经有二三十个。”温州金融港发展公司的董事长黄伟健对记者说。
金融港实际上是一个资本和项目的数据库，资本和项目不单来自温州，也来自全国各地。
过去一年，黄伟健的得意之作是在香港运营了一家游轮公司，公司所有的那艘名为“中华之星”的游轮，是黄伟健联合境外温州人及港澳台资本，出资2.8亿元从澳门赌王何鸿燊家族购得的。
黄伟健看好海洋和旅游产业，认为现在温州人应该对实业的认识有开拓思维，而不应把眼光局限在传统的服装、鞋子、打火机、电器等“温州制造”上，海洋产业、教育等也是实业。“金融港”投资的项目还包括在温州办高端幼儿园。
“温州现在没有大的产业，整体上是低级繁荣，数量狂潮。”黄伟健的搭档，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的李坚平对记者说。与黄一样，李对温州实体经济的整体水平评价不高，“眼下温州并没有像样的产业。”
在黄伟健和李坚平看来，温州的大批中小企业倒闭并不单单是融资环境恶化的问题，而是产业亟待升级转型。“香港，工业只占4%，台湾只有24%，而温州还有百分之七八十，这样的产业结构本身就成问题的。如果温州的工业只占20%，服务业能占到70%，那么温州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但这需要政府出台新的产业政策，而不仅仅是招安民间资本。”李坚平说，国务院之所以将金融改革试验区设在温州，只不过是因为温州经济历来是“坏孩子”，说到底，小贷公司、由政府主导的村镇银行等不过是“招安”民间资本的手段，与企业界振兴实体经济的普遍诉求关系不大。
从某种意义上说，温州的出路就是中国经济的出路。“我可以说，现在的12条，和以往的老36条，新36条相比，没有任何新意。”李坚平说。“必须从胡福林这些跑路的人、那些跳楼的人身上找出真正的原因，然后基于拿出根本解决之道的目标谈改革，才有意义。”
当然，这个问题有点复杂，中国的金融体系一开始就不是服务于中小民营企业的体系，如果寄望民间力量由下而上倒逼国有金融体系，与相关利益集团的冲突至少在目前是难以调和的。现在，国家手上确实有放开金融牌照这张牌，问题是，在现行政治经济体制下，谁来出这张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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