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受开发者欢迎的TOP10开放平台
王根旺 王根旺

最受开发者欢迎的TOP10开放平台

好比长期禁锢的人突然获得自由,面对开放平台接连敞开大门,国内草根开发者怎么想?5月10日的移动互联网大会上,当马化腾在台上信誓旦旦地宣布“要继续开放,与开发者共成长”时,坐在记者身边的听众A对听众B说:“你觉得他说的是真的吗?”听众B:“我觉得应该是真的,但还是再看看吧。”

是什么让人们心存疑虑?

在过去的两个月,《创业家》记者采访了国内六家主流开放平台,走访了数十名业内人士,以及上百位开发者,并请他们对开放平台的现状填写了调查问卷。我们发现,一些或大或小的问题,正在阻碍开放及建立公平的生态系统。

这些问题包括:平台对开发者的产品存在抄袭行为,会扼杀创新的动力,造成不公平竞争;平台内部的流程存在大量的人为干预,需要更加公开和透明的规则制度;平台存在急功近利的心理,分成模式不健康,同时对迅速壮大的第三方心存忌惮;平台的开放还在延续产品经理的思维,缺少长远的战略考量。

开放是一个复杂的工程,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我们也担心“开放”像其他互联网的舶来品一样,被“山寨化”和“速成化”。

那么,究竟怎样才算是真正的开放?

在学术意义上,我们给不出标准答案,因为开放是有限度的,也是千差万别的。“哪怕只是开放了很小的一块API,你也不能说它是假开放。”不只一位业内人士认为,开放只有程度高低之分,没有真假之别。

然而,站在整个生态系统的角度,我们经过多方调研,归纳出了一个真正健康的开放平台应该具备的特性。

1.有开放的、可被第三方调用的API;

2.具有一定的用户规模,接入的开发者至少达到1万个;

3.实现真正的用户全流通,而不是只倒出一小部分用户;

4.有合理的分成比例和公平的游戏规则,让开发者获得大部分收益,至少有一个收入达到千万元的开发者。

在此基础上,只有那些能建立起完善的生态系统,让依托于自己的团队不仅能活下去,而且能持续壮大的平台,才是真正的开放平台。

中国会有这样的平台吗?我们期望这一天已为时不远。

不安的开发者

伴随着平台的开放,一种不安的情绪正在开发者之中蔓延。“我最担心平台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那些巨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可以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当它的业务跟你的业务产生冲突的时候,它仍然可以抱着一种非常开放的心态去对待你。”一家颇有知名度的开发公司创始人对《创业家》说。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开发者心里都在合计,“我如果接入平台,风险和收益是否成正比?”自开放平台在中国诞生起,开发者和平台的博弈就没有停歇。“平台在有着强烈自身利益导向的情况下会否抄袭开发者的创意?在分成等合作过程中是否会以大欺小?”这些问题几乎被所有我们采访到的开发者提起。

2011年11月8日,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接受了一次电视采访。主持人问他,“你是否打算做游戏?”扎克伯格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不会开发游戏”。尽管对于很多Facebook用户来说,上Facebook就是为了玩游戏,游戏也成了Facebook最具吸引力的一部分。但在扎克伯格看来,专注于自己核心业务比什么都想做能取得更大的成就,所以Zynga做游戏就让它做去吧,Netflix做电影也让它做去吧,Facebook只需将这些服务串联起来。

但在中国,情况正好相反,即便是大公司也缺乏核心业务。“你要是问Facebook,它可以告诉你哪些我做,哪些我不做,但你问腾讯,你就问不出来,你要问淘宝,它也很模糊。” 在CSDN董事长蒋涛看来,Facebook之所以可以较为纯粹地开放,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线广告是其主要收入来源,开放或不开放,其目的都是为了争夺用户的使用时长。美国的广告生意是上千亿美金,所以Facebook只要把这块做好价值就很大,而中国互联网的广告价值很低,所以大家只好扑腾到游戏上去。

“这一两年内,开放的感觉、味道已经有了,但是距离美国那种开放还差得比较远。”原口碑网创始人李治国认为,这种现象折射出中美互联网在体制和文化上的巨大差异。“中国培养起一批懂互联网的人才,能很快学习到国外的精髓,并且有些地方能实现超越,但尴尬的是,如果中国互联网不开放,这个差距又会被拉开。中国的聪明人最后会在苹果和Facebook上赚钱,这将是整个中国互联网的悲哀。”

对外开放VS 对内开放

开放并非说起来的那么轻松,它会让用户把更多时间耗费在平台的核心应用之外,毫无疑问会弱化平台本身的核心业务,造成资源分散。从这个角度看,开放让这个平台被解构了,它必须基于开放原则重新建立内在的连接性,而新的连接性将大大弱于以往。“在这个过程里,任何一个巨头都不能例外,开放表面是在圈地,但是当你的版图圈到无限大以后,你会发现没有一块地是你的,这就是互联网物极必反的原理。”胡延平说。

2009年年底,徐易容卖掉抓虾,开始筹备女性导购社区美丽说。2010年3月,美丽说上线并接入淘宝,随后发展迅猛,目前每月能给淘宝带来8000万元的交易额,从中分得佣金400万元左右。今年1月,淘宝推出了类似的社区化导购应用爱逛街,而加上爱逛街,淘宝已经有5个同类产品,包括最早的淘画报,之后的圈子、顽兔,以及并入爱逛街的哇哦。

对于这种现象,淘宝开放平台的内部人士给出了这样的解释,“这涉及一些特殊的数据和权限问题,我敢把一些隐私的东西在内部使用,但是对外部我只是稍微做了加工,这是为了规避安全问题。毕竟淘宝内部的员工有一整套的KPI考核体系,业务部门愿意去尝试的,我们不可能不让它做,否则开放平台就是在内部扮演了一种非合理的生态关系。”

他强调,这种做法是感性抄袭,而不是涉及知识产权的理性抄袭。“开发者应该感到开心荣幸,体制内都开始有人学了,说明你的业务是值得做的。”

在国外,如果平台遭遇与开发者的战略冲突,怎么办?通常会有几种方式:一种是平台把自己的内部业务砍掉;另一种则是会颁布政策,以后不准再开发这种应用;还有一种甚至是把应用收购后冷藏起来,但是不会再去模仿做一个同样的东西。

企业的战略和行为都带有自身的利益导向,Facebook也不例外,而中美互联网市场存在根本性的差异。Facebook有平台部门,但是没有业务部门。由于企业发展的历史原因,国内的开放平台背后都有很强势的业务部门,业务部门存在自身的利益诉求,而平台部门对约束业务部门的行为无能为力。

“评判是不是真正开放,重要标准就是你有没有一套法律法规,杜绝不同的待遇和不公平的情况,将来出了问题,也要按照同样的规章制度来评审。”李治国说,“只有到了那一天,我们才能放心地到平台上去。”

星创互联CEO李波赞同李治国的观点,“真正的开放,能否做到为了生态链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他认为,如果牺牲了长期利益,以后可能连短期利益都得不到。“开放平台也有生存压力,比如一些网站,上面的内容70%都是违法的,但是它不做也会有别人去做,实际上我们生活在一个灰色地带,没人管就这样先做着,这就是整个大环境。”

看不见的手

开发者的生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平台的选择。胡延平说,中国的创业者是有理想的创业者,但是有一种劣根性,就是急功近利,想捞一把就走。比如干什么都是“一窝蜂”,什么事儿好的时候都说好,不好的时候全是唾沫,一个人做事儿,100个人在后头恨不得把他蹬到地上,还有就是不诚信。

此外,《创业家》在采访中发现,不少开发者对开放有一种误解,认为“你既然开放了,就应该什么资源都给我,我如果挣不来钱,就是你的扶持不到位”。

实际上,任何开放都是相对而言,任何一个平台都不存在绝对的开放。即便是Facebook也不是无原则地开放,谷歌的搜索如果叠加了Facebook的社交功能,搜索结果会更精准,但为什么谷歌还要做Google+?就是因为Facebook把谷歌作为潜在的竞争对手,没有对谷歌开放。

开放的本质,是一种生产方式的改变,也是建立一种新的利益均衡。“市场有只看不见的手,散落在各处,不仅仅是因为大企业、小企业、技术、数据、移动互联网,更不仅仅是因为某些用户的某一需求,它是一个涌现式的自下而上的过程。这个过程到最后使得大家都必须要一起创业。”胡延平认为, “最初的开放是谁开放谁吃亏,但现在是谁不开放谁倒霉。”

同样,对创业者来讲,开放改变了吃饭的方式,“是要饭吃、蹭饭吃,还是一起吃的问题。”如果说过去的独立创业是自己做饭吃,那么在一个存在巨头垄断、没有开放的环境里则是要饭吃,开放则提供了蹭饭吃的可能。而在好的开放平台,开发者还可以和平台一起吃。

开放平台降低了创业的门槛,也使得小公司有存活的机会。相比直接获取的分成收益,用户的导入、推广成本的下降等也越来越为开发者看重。乐峰创想是一家网页游戏公司,其创始人任峰算过一笔账,去年六、七月份,其开发的游戏在腾讯上导入一个用户的成本是几毛钱,现在虽然涨到三块钱,但是联运平台(对版权资源进行集中运营的组织)导入一个用户的成本高达15元。“我差不多一个半月、两个月能收回成本,而一个Web游戏的生命周期只有三个月。”

对于开发者来说,把握机会的关键还是要自身产品过硬。任峰运营的第一款开放平台游戏是《三国帮》,当时接入了几乎所有一线平台,但效果并不理想。“如果你的产品不行,没有摸准用户需求,就算把所有平台全部接入了,给你一个月的推广位,你同样不赚钱。”

开放应用联盟创始人王煜全告诫开发者,不要侵犯平台的核心利益。“比如百度的命根子是搜索,你非要做,就是掘别人祖坟,那肯定有问题了,对吧?”

(本刊记者徐利君、见习记者林琳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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