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品正在帮助国内外企业家们塑造各自的文化品质。但对商人来说，最按捺不住的冲动还是做生意。
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艺术品市场上，大大小小250家左右的拍卖行，和企业收藏家、鉴赏家们一道，共同设计了一场场真假游戏，从而也托起了一个具有无限暴利想象的行业。
开个拍卖行
对中国大多数的工厂主或者工程承包商来说，要成为艺术鉴赏家或者收藏家并非一日之功;但如果只是当个艺术品商人，那就容易多了，比如开一家拍卖行。
自今年初以来，黄文生的桑莲居艺术公司在闽南泉州接连做了两场拍卖，总成交额几百万元，这样的成绩让他觉得是“过家家”，“北京的保利、瀚海，杭州的西泠，一年成交几十个亿，那才叫拍卖。”而他手上的其他生意，也比这要大得多。
对黄文生来说，进入艺术品行业已是其第三次创业。20世纪80年代初，他立足泉州南安官桥镇的粮食市场，在全国各地做粮油生意;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转行做起了路桥工程。
当地文化圈人士认识黄文生，是在他女儿的婚宴上。婚宴当天，黄文生在宴会厅之外另辟一个展厅，展出了一批近现代书画，并将其作为女儿嫁妆的一部分。这种特别的形式让泉州当地的收藏家们印象深刻。
2010年的这场婚宴上的展览也是黄文生进入艺术品行业的先声。而在今年1月，当桑莲居和福建运通拍卖公司合作，在泉州刺桐饭店举行了当地首场艺术品拍卖会时，当地人对他就再不陌生了，“当时来了四百多人，过道都站满了，那阵势有点像大拍。”黄文生说。
不过，拍卖会并没有给黄文生带来太大的收获，全场不过200万元的成交额，几件支撑拍卖会的“大作品”并没有拍出去------所谓“大作品”当然是相对而言，这次拍卖会上，起拍价最高的只是一张16万元的海派画家赵云壑的画作。
大多数的参拍者还只是看客，而闽南收藏界的“豪客”们也没有来。黄文生觉得这个市场来日方长，“二三线城市的拍卖不好做，泉州的有钱人和有实力的收藏家，都会跑到北京、杭州、上海的大型拍卖会上去买东西。对本地的小拍不太关注。”
记者见到黄文生的时候，他正在办公室里和一位对艺术品不甚了了的访客交流，在近一小时的时间里，他频繁地使用“文人艺术”、“精品”、“实力派”、“海派”等词汇，交流的乐趣让他差点忘记晚饭时间已经到了。
他平生第一次把爱好做成了生意。大约20年前，他做粮油生意的时候，在兰州某酒店的一次笔会上得到了一张黄胄的画。那是收藏家们的美好时代，“那时候的收藏可以说是不需要钱的，我写信给澳门的梁披云、台湾的陈立夫，还有冯其庸讨过字，他们都给我寄，8分钱的邮票还是他们贴的。那时候的文人墨客基本上是有求必应。”
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闽南企业家正以收藏艺术品的方式在塑造自己的文化品质。不过，对商人来说，最按捺不住的事情还是做生意。
不能吸引大买家，黄文生很快调整了策略：经营地方性的艺术品市场。“厦门当地的艺术家的作品卖得就比泉州高。其中原因就是厦门的拍卖会多，能让艺术品流通、循环起来，有了交易，价格也会慢慢拉上去。”
当然，吸引“豪客”仍然是经营目标之一。黄文生的桑莲居艺术馆已经把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一楼几百平方米的面积租下来了，那是做展览的好地方，“我们和杭州的西泠拍卖合作，在泉州搞过几次展览，他们西泠也需要寻找当地的客户。”
《创业家》记者没有赶上西泠的展览，但在泉州的另一家叫集雅文化的画廊，看了一场荣宝斋拍卖公司的近现代名家书画展。对当地人艺术圈人士来说，荣宝斋和西泠的进入所产生的兴奋感，有点像十年前沃尔玛和麦德龙进入时带给普通市民的那种影响。这两种不搭界的现象其实是出于同一原因：当地是个好市场。
在拍卖行看来，泉州这个有着上十万家民营企业的老板之城，是中国最有潜力的艺术品市场之一。这种潜力已经在泉州商人聚集的厦门显现出来。如今的厦门有7家古玩城，有四五家艺术品拍卖公司，成了继北京、上海、杭州之后，国内数得着的艺术品市场。
“我相信，泉州的拍卖市场再过两三年就会好起来。”黄文生说，“毕竟，我们这里买过艺术品的老板不会超过5%。”黄文生提到的老板，都是当地企业收藏家中的标杆，比如七匹狼的老板周永伟，这位已经常住厦门的老板近年购入了大量的画作，其中包括上百件某位在世画家的水墨人物画，以及一件在去年瀚海秋拍上以1700万成交的当代油画。
此外还有蔡铭超，这个做服装生意起家的晋江人，在2006年以1.2亿元的价格在香港苏富比拍得一尊明代鎏金佛像，创造了中国内地藏家购买亿元级艺术品的记录;2009年，在巴黎佳士得，蔡铭超又以3149.12万欧元竞得圆明园鼠首、兔首，但成交后拒绝付款，成了国内收藏圈的名人。
“豪客”俱乐部
在厦门白鹭洲东公园内一栋别致的三层小楼里，记者见到了蔡铭超。年仅50，身形瘦削的蔡铭超有多个身份，他是厦门心和艺术馆的馆长，厦门心和艺术拍卖公司的董事长，以及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收藏顾问。
这个坐落在竹丛后面的艺术馆给人的感觉更像一个俱乐部，平时大门紧闭，有点非请勿入的意思。
蔡铭超让工作人员打开小楼内的一扇电动门，领记者参观他的藏品：几十尊宋元以来的佛像，及一批清雍正以来的青花瓷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里常常会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客户。
“艺术品市场根本不缺钱，中国现在的艺术品待购资金最起码有500亿元。”中国已经号称全球第一大艺术品市场，在蔡铭超看来仍然机会无限。
蔡铭超认为这个估计已经很保守，早期创业者已经积累起来的财富并不受经济萧条的影响，问题仅仅在于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没有对艺术品产生兴趣，“作为一种奢侈品，和跑车、游艇相比，艺术品有更持久的价值。”作为旅游岛和闽南企业“总部中心”的厦门，是福建老板的聚居地，车船之类的工业奢侈品已经很多，蔡铭超是有感而发。
不过这个群体的艺术兴趣正在加速培养，“国外的私人美术馆、艺术馆，沿街到处能看得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也会做这种项目。”他的好友周永伟已经在晋江老家开了一个陈列服装文物和艺术藏品的服装博物馆。
和蔡铭超打交道的企业家很多，其中还包括晋江籍人士、台湾富商蔡万霖之侄蔡辰洋。心和艺术馆的展品有相当部分是他从国内外的拍卖行买回来的，其中有一尊明代佛像，标价1300多万元—这里既是艺术馆，也是买卖场所。从某种意义上说，蔡铭超是高端艺术品买手。
蔡铭超和其他企业界“豪客”的加入，让当地的传统收藏家开始面对前所未有的强势资本，收藏不再是那种不紧不慢的闲适生活了。
“以前我去拍卖行，就带个几万块钱，最多的时候能买二十几件东西回来;现在行情涨得太猛，带的钱比以前多好多倍，却往往只能买一件或者几件东西。”萃古山房的主人、书画收藏家朱祝对《创业家》记者说。
在朱祝的印象中，2000年前后是拍卖市场的分水岭，“我们做收藏的，兼营个画廊，手头并没有大批的资金。可一个房地产商出来了，一年抽几千万，上亿元去买东西，你哪能买得过他?”
企业家出身的“豪客”如今是拍卖行的上宾。每当开拍前，拍卖行老板会像澳门的赌场一样为他们提供房间，宴请。日渐精明的“豪客”虽然不至于不求最好，但求最贵，但他们始终是拍卖行生存的基石。因为，他们不仅是高端艺术品的买家，而且胃口也大，一场大拍下来可能买几十件拍品。
“豪客”什么都好，就是有点任性。“大买家在场上往往比较‘横’，举牌的时候会把一些中小买家压下去，可到提货的时候，他冷静了，说，这一件我不要了。”还有的大买家会算大帐，买下的东西，只先期提走一部分，剩下的东西则会在较长的时间里慢慢去提。如此一来，拍卖行的实际成交额就要打折扣了。“这也是现在的拍卖公司开始重视那些中小买家的原因。他们就干脆多了。拍下来的东西通常会一次性提走。”
当然，卖场“豪客”不是一蹴而就的，尽管艺术品看起来比做其他生意有高得多的利润，但多数企业家对艺术品还知之不多，一些中小拍卖行就成了他们学习的好地方。“这两年有一个趋势，就是一些中小型的拍卖会越来越多。”朱祝随手拿起基本拍卖图录对《创业家》记者说。
就业绩来说，那些小拍卖公司，和国内老牌的保利、瀚海、西泠等相比，可能不值一提，但就利润率而言，同样很可观。朱祝透露，浙江有一些小拍卖公司，就拍个鸡血石、紫砂壶或者当代名家书画专场，一场下来，可能也有80万- 100万元的收益，“他们就几个人，一年只干这么两回，照样玩得很开心。”
朱祝注意到，其中有的拍卖甚至是无底价拍卖，“也就是全部是仿的东西，500元起拍，几板下来，能以800- 1000元成交。在这个行当，做低端就有低端的客户，有些老板就喜欢弄这么几件东西回去先玩玩。”
据称，目前国内的大小艺术品拍卖行有250家左右，朱祝认为这是很保守的数字。
赝品的逻辑
“在古董店里，你只要谈好价钱就把东西买走了。拍卖行的买卖过程要长得多，它先会给你寄图录，开拍之前还有好多天预展，你可以慢慢看，看不明白你有的是时间找人帮你鉴定。”在蔡铭超看来，很多人把买到赝品归咎于拍卖行，有点说不通。
没有哪个拍卖行会承认有意作局，“如果你喜欢艺术品，那你就得去了解它，对它有认识;我们从来没有设很高深的陷阱，只是按部就班在做交易。”来泉州做市场的荣宝斋拍卖公司苏州办事处主任吴刚对《创业家》记者说。
愿买愿卖，而且在一些大拍上，拍卖公司面对的并不是对艺术品很幼稚的买手。因为，即使再外行的“豪客”也有专业帮手。
清代古董商、鉴赏家吴其贞在《书画记》中，记载了扬州一位叫王延宾的收藏家“速成”的故事。王延宾是当地的一名官员，心血来潮想搞收藏，他让吴其贞把自己的收藏，以及以后在古董市场上找到的东西都让给他，价钱由吴其贞自己开。有吴其贞这个“掌眼”，王延宾很快就成了南北闻名的大藏家。
类似的故事在今天的中国处处上演。商人以及其他财富新贵中雅好艺术的人，其群体规模要比明清时的盐商大得多，他们也在寻找自己的“掌眼”。
机会属于各路鉴赏家。然而正如财富新贵会把请鉴赏家“掌眼”当作晋身收藏家的捷径，鉴赏家也会把为财富新贵服务作为致富的捷径。
“我知道，有些人在这个圈子里面充当了一种‘师爷’的角色。比如说，他知道某个老板在做收藏，就会通过各种关系跟他接触，跑过去整天陪着他，他会夸老板买的宝很好。然后，他可以把自己的东西卖给老板，也可以把东西放在另外一个地方(包括拍卖行)，带着老板去买。我常常看到某个有点眼力的人和某个老板捆绑在一起。”朱祝给《创业家》描述了某些鉴赏家、收藏家如今的生存方式。
当一个“师爷”替一名老板买到了一件赝品，通常并不意味着“师爷”看不懂，他可能是最终的获利者之一。当然，这个局最终往往是会揭穿的，当这个老板又找了别的“师爷”，看出了买到手的是一件赝品。这样的结果对“师爷”来说往往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他已经获益足够多。
曾经有一位房地产老板对朱祝说，他想把手头的大批藏品卖出去，只留下十件。但这种激流勇退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艺术品毕竟不是硬通货，谁能说想卖就能卖掉呢?”而且，更让人困惑的是，那些由“师爷”们把关买进的东西，该如何保证留下来的十件不是赝品?
没有哪个买家希望买到赝品。像黄文生这样的艺术创业者，自然也离不开自己的“专家团队”。黄文生给《创业家》记者谈其买下一件林则徐的书法扇面的复杂过程：“先是跑到浙江省博物馆请专家，后来又觉得林则徐是福建人，本省人应该更懂他，于是又拿到福州、厦门找人帮忙看。先后请了七八个人鉴定，我才决定把它买下来。”
黄文生是谨慎的，肯为一件值20来万元的东西如此大费周章。而当他涉足拍卖行业，面对大量购入或接收的拍品，自然就只能靠鉴赏家群体为他完成日益庞大的工作量。
很多人在批评鉴赏家的职业操守，事实上，今天的企业家“豪客”对于艺术品的感受，还和明清盐商有很大的区别，明清盐商想通过艺术向士人阶层靠拢，而现在的很多“豪客”则是在做生意，艺术品只是一个新的经营品种而已。这样的群体规模比明清盐商大得多。
正是这种日益庞大的不是雅玩而是玩钱的外部需求，打破了原来收藏家及文化人圈子里的那种艺术品在雅玩式收藏家之间的“供需平衡”，赝品也因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消费空间。
另有收藏界人士告诉《创业家》记者，在大型拍卖会上，真品可能占到七八成，但在一些小拍里，能有四成的真品就不错了。拍卖行作为一个生意机构，并不是人文荟萃之所。
“大行到外面收东西，第一要求真，第二品相要好;而且为拍卖行提供拍品的主体是一些大藏家，某个人家里有一两件小东西，拍卖行不一定收。”朱祝说。而大收藏家也有手腕，“他送拍几十件东西，在里面夹杂几件赝品，拍卖行没法不收”。至于拍卖行本身，很难说是否有另外引进赝品的渠道，“反正除了公司的核心人员，其他人是送不进去的。”在“豪客”云集的大型拍场上，如果能拍出几十件赝品，拍卖公司的收益自然会非常可观。在过去几年的拍卖市场，上亿元甚至几亿元的高价赝品，已经成了公众话题。
无论是堂而皇之，还是地下流通，赝品始终都和艺术品市场如影随形，在明清时期就是如此。只不过，在一个世纪以前的手工业时代，好的赝品仍然意味着高超的艺术技巧。但进入当代，随着印刷技术、照相技术及各种制造工艺的发展，作伪技术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赝品的制造成本已经越来越低，当然艺术价值也越来越低。
毫无疑问，赝品降低了文化品质，但艺术品市场的“豪客”经济也跟文化关系不大，正如朱祝这样的收藏家所担忧的，仅仅是交易的繁荣，或者对古董的迷恋，并不能反映一个时代的艺术成就，“这个行业现在的确有点邪。”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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