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中伸弥1962年生于日本大阪府。1987年毕业于神户大学医学院,1993年3月从大阪市立大学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曾任职于美国格拉德斯通研究所,担任奈良尖端科学技术大学院大学教授、京都大学教授等职。2010年4月起任现职。2006年在世界上首次在小鼠纤维细胞中植入4种转录因子基因,培养出了“iPS细胞”(诱导性多功能干细胞)。
日本京都大学的山中伸弥教授获得了2012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发现了可称得上是再生医疗的“王牌”—“iPS细胞”的山中教授,一直被认为是日本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人员,这次获奖可谓实至名归。山中教授在2011年秋季接受本站记者采访时,畅谈了研究的方式,以及培养后起之秀所必需的条件。(采访人:山川龙雄,《日经商务周刊》)
日本能否维持科学技术立国的辉煌?
山中:日本的技术人员的水准无疑是世界第一。日本人具备聪明、勤奋、有创造力、团队合作能力等研究所需重要素养。我现在在美国也成立了研究室,更加切身感受到了日本人的优秀品质。
我认为科学技术立国是日本发展的主要道路之一。日本的研究者和技术人员都以肩负着科学技术立国的这一重任为荣。如果不断有年轻、聪明的新一代人员投身研究事业,日本还会实现更大的发展。
但是现在日本年轻人脱离理科的现象严重。在日本,研究者的地位太低,年轻人不觉得研究者是个有魅力的职业。我担心长此以往,能够担当大任的人会逐渐消失。
我大学毕业后,曾经当过临床医生,然后成为了研究者。我了解二者的情况,在日本,无疑是医生的社会地位更高。说句玩笑话,在贷款的时候,我什至想写“职业是医生”。
通过风险企业,不断把大学研究出的知识投入实用的美国又怎样呢?
山中:美国与日本相反,研究者的社会地位高于医生。虽然日本和美国的研究者同样辛苦,但在美国,多数研究者都能住好房子,举办家庭宴会,享受生活,另外,薪水也比较高,与风险企业的联系也密切。
因此,在美国,研究者是令人羡慕的职业。孩子们都梦想着,“我也要努力做研究,成为那样的科学家”。梦想会成为孩子们奋斗的目标。
但遗憾的是,在日本没有那样的榜样。毛利卫还在担任太空人的时候,希望成为研究者的孩子曾一度有所增加。但一提到研究者,人们总觉得这些人每天都关在研究室里,顾不上家人,薪水也不高。这样下去,日本脱离理科的潮流肯定不会停止。
该怎么办?
山中:首先,日本的研究者应该把自己的工作情况告诉外界。正在支撑日本发展这种自豪不应该藏在心里,应该说出来。但对研究者来说比较困难的是必须使用普通人能够理解的语言来表达。很多研究者或许会觉得关在研究室里写论文更轻松,但这样的话,研究者的社会地位永远不会提高。
日本的研究现场如今正面临着危机。东京电力的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事故后,核能的安全神话已经破灭。很多人都在想,科学家是不是只说好的方面,隐瞒了重要情况呢,对于科学家的猜疑和抵触或许正在增加。但是,正是因为处于这种情况之下,科学家发布的资讯才更加重要。
在大学的研究现场,新技术层出不穷。如何才能把这些技术萌芽培育成“能赚钱的技术”?
山中:要想把大学研究所得的知识回报给社会,重要的是展开产学合作。为此,大学必须要持有专利,发表论文就等于亮出了底牌。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不太可能对没有专利保护的大学技术进行投资,因为竞争对手很可能已经采用了相同的技术,企业肯定不会为此拿出数十亿日元的资金。
不想写论文
企业的研究所会在发表论文之前先取得智慧财产。我们在发现“iPS细胞”的时候就不想写论文。因为我们知道,一旦发表了论文,竞争对手就会马上一窝蜂地追上来。
但是,每天都花着国家的研究费,如果不通过论文展现成果,今后的经费就会减少。倘若我是任职于企业的研究所,那么,在iPS细胞的基础部分申请到专利之前,我或许会不作任何发表。
专利的难题在于,发现新的知识时,其前景还不得而知。因为申请专利需要花费一些费用,大学一般会严格筛选后再申请,但选择能够培育成赚钱技术的知识经验进行申请是很困难的。金子也有可能被埋没。因此,我觉得应该尽量多地申请专利。
也就是说,大学的研究者必须首先具备智慧财产的相关知识。
山中:必须要有智慧财产意识。但是,让研究者具备智慧财产专业知识几乎是不可能的,大学应该有自己的智慧财产专家。
当出现好的技术时,在实现实用化之前,必须要有具备智慧财产专业知识、能够尽早与厚生劳动省等管理机构进行交涉的人才。因为,就算日本的大学研究者发表出好论文,业务方面的成果也有可能被美国企业获得。
这里就有个问题。日本的大学没有雇用专业辅助人员的体制,大学正式聘用的人员只有“教员”与“职员”,其他教学辅助人员只能作为1年期非正式员工雇用。这样的话,大学就很难挖到在制药公司享受着良好待遇的工作人员。iPS细胞研究所非常幸运的聘到了智慧财产专家,其他大学也同样有这样的需求。
在美国,很多博士都在从事这种专业工作。就算没有成为研究者,他们也能够以其他的形式为研究做出贡献。日本也必须培养这样的人才。
需要从大学的聘用制度开始进行改革。
山中:另一个大问题是,研究者本身“对赚钱的抵触情绪”。在工科院校,教师具备开发实用技术的意识,而理科院校的教师却没有这样的意识,甚至有教师觉得“研究的目的是追求真理,实用化与自己无关”。
抛弃对赚钱的抵触情绪
医学院也有这样的情况。大约20年前,我曾经听说,一位研究者在打算申请专利的时候受到了“你是不是想赚钱”的议论。就连与制药行业走得很近的医学院,不久前也还是这番景象。
这令我想到了提起蓝色发光二极体专利诉讼的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UCSB )教授中村修二。
山中:我觉得中村教授十分有勇气,坚持要获得自己应有的权利。他如今在美国任教,但作为日本人,这也是无奈之举。如果日本的年轻人能够跟随开发出杰出技术的研究者进行学习,把技术传承下去,该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
不过,对于高额报酬的抵触情绪似乎正逐渐缓和。铃木一朗等棒球运动员赚上几十亿日元已经不再受到抨击,足球运动员也是如此。
您经常说“希望尽早让iPS 细胞在医疗一线派上用场”。研究者以实用化为念是否也是培育赚钱技术的重要因素?
山中:不是的。研究如果一开始就过分注重为社会做贡献,往往都会比较浅显。如果大家都开展接近实用化的研究,就会将未来的创新之芽扼杀在摇篮中。
幸运的是,自从iPS细胞这项技术来到我们手中,我们一直非常注重实用化。因为碰到这样好的技术,实用化就是研究者的使命。但我们并不是从开始研究的那一天起,就盼望明天能开发出药品的。
研究者需要研究不知道能不能派上用场的东西,向前途未卜的研究提供科研费等支援的机制对于维持整个国家的技术实力非常重要。
能孕育出创新的研究与其他研究有何差别?
山中:我觉得差别在于研究者是否随时检查自己的研究是不是真的具有创新性,有没有模仿别人。当我还在大阪市立大学研究所读书的时候,一位副教授的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说,“不要做大阪的狗怎么叫那样的实验”。
日本的很多研究都是“美国的论文说狗‘汪汪’叫,日本的研究就说日本的狗也是‘汪汪’叫”,而看到日本的狗“汪汪”叫这样的论文后,就又有人会写“大阪的狗也『汪汪』叫”。
研究者如果不够严谨,就会模仿其他人的方法,写出大阪狗叫那样的论文,这种研究孕育不出创新。我觉得,只要真的没人在做,任何研究都有价值。正因为如此,我才希望年轻研究者留意有没有模仿别人,有没有重复走别人的老路。因为真正的创新只出现在未知的领域。
Via i黑马 By 日经商务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