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政府背景的留创园角色越来越尴尬，民营创业园则出现大跃进式的狂热。
文/本刊记者 邓超 （刊登在《创业家》第十期）
提起自己付出过多年心血的那家留学生创业园(下称留创园)，杨峰感慨不已。
“招进来的海归企业何止200家，现在真正说成功的也就一家，有10来家发展还不错，其他的要不在凑合，要不大部分就跑路失败了。”在深圳某留创园做过副主任的杨峰对《创业家》说，“想起跑路的兄弟，就心酸;看到那几个五十几岁了，还在苦苦支撑，头发花白，前途灰暗，我更替他们辛酸。”
众所周知，早期企业失败率本来就比较高。但在这家留创园海归企业酸楚的背后，有着一些耐人寻味的故事。
“冬眠”的留创园
杨峰曾在西安的一所高校任职九年。2002年，他考上深圳的公务员，在某家政府创办的留创园负责招商引资。
当时，中国鼓励留学生回国创业的风潮开始兴起。2001年，深圳设立“留学人员来深创业前期费用补贴”。这家留创园随之创办，最初的硬件设施其实比较滞后，连路灯、公交车都没有。但是，留学生归国创业的热情，很快让将近三万平方米的园区变得拥挤，不得不寻找新地方容纳更多海归创业者。
据当地媒体报道，短短几个月时间就有78位留学生创办的65家企业进园。周辉是这家留创园的一位现任管理人员。他说：“最开始我们还怕留学生不来，2002年，广州开了留交会，深圳这边的展位非常火暴。”
从2002年到2005年，这家留创园逐渐步入发展的黄金阶段，并且建设了二期园区。杨峰那时候的工作也很顺心。“当时深圳有宽容失败的氛围，而且条件又特别好，房子(每平方米)五六千块钱，空气又好，政府又给你钱，(企业)哗哗就来了，我那会儿招商真是很容易。”
与归国创业的留学生一样，杨峰干劲十足。除了招商引资的硬任务，他还热衷搞一些留学生的论坛、沙龙，“深圳有八大园区，市里外国专家局常组织活动，我特别支持，看些国内外园区的资料，然后跟大家交换心得。”
深圳一家民营创业园的负责人余安定表示，那几年杨峰所在留创园的地位很高，各方面资源都向其倾斜。
2006年，这家留创园的发展可谓达到巅峰。当年，深圳叫得响的留学生创业企业，有好些家都在这个留创园。它还被科技部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挂上了国家级孵化器的牌子。
变化也发生在那一年。作为政府兴办的孵化器，这家创业园在为企业提供公益性服务。比如，它向企业收取的房租十年来未曾改变，现在还只有每月每平方米9元(6元租金+3元管理费)，是市价的1/3甚至1/5,金融危机时还曾减半。但是，深圳市2006年时一度要将留创园市场化运作，并提出委托清华科技园深圳分园管理。
周辉回忆说：“突然告诉我们干得不好，把我们调到清华科技园去学习，并和清华科技园谈好了怎么接管，我们当时第一感觉是很突然，第二就是有问题为什么不和我们说，怎么一下到托管这个地步了?”
据说，当时政府有意将这家留创园建设为总部基地，引进世界500强企业。“我们不知道是该搞创业服务，还是该给外企做配套;企业也很有意见。”周辉说。
这场风波最后不了了之，园区一批骨干人员相继离去，园区管理者们也开始迷失。杨善称：“2006年以后我们就‘冬眠’了。”
2006年之前，政府对于创业企业孵化也没有太多经验，这家留创园得以放手尝试。周辉说：“一开始谁都不知道怎么干，不好的地方是没经验，要摸索，很累人。但好的地方是，谁都不会说什么，都是支持你，让你干出样子来。”
“创业园成立初期，我们的工作初衷是什么呢?是把留学生创业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汇报给政府，然后推动政府改进工作，然后使得创业环境越来越好。”杨峰说，但在此次风波之后，“我们没有再坚持，就是配合着局里、配合着政府做，你说做就做，你说不做就不做。”
杨峰还表示，留创园缺乏好的激励机制，结果是干得越多，错得越多，挨骂越多，“上面”只要求稳稳当当把事完成就行;至于引进的企业成了多少、败了多少，似乎不是那么重要。
在余安定看来，政府背景的园区行政色彩太浓，它可以用资源来堆砌，但不具备持久性，“政府做服务往往缺乏恒心和毅力，政府的园区更多是追求短期的政绩目标。”
而且，随着深圳房价的迅速上涨以及很多地区吸引留学生措施的出台，杨峰他们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2006年以后就不好了，福州、厦门、西安、上海杨浦，各地都开始吸引留学生，深圳慢慢的没那么大优势了。”杨峰说。
如今，在留创园坚守的不少企业，觉得没有当初那么受待见了。一家企业的创始人说，创业初期环境很好，政府有什么事都上心帮，“后来不知是企业多了还是什么原因，事情越来越难办。”另一家企业最近被消防部门罚了500元钱，没有收据，“他们监测到有个烟雾感应器坏了，坏了就换上嘛，几十块钱的事，但他们不告诉你是哪个的问题。”
海归创业失败种种
据统计，在深圳全市，“留字号”企业已超过1600家。留创园里面越来越多的创业失败案例，也让杨峰开始反思。
很多留学生回国时积蓄不多，资金成了不少企业初期发展的紧箍。2006年，一位美国归国博士在留创园创办了虾青素生产企业。这位博士虽然掌握技术，但在产业化方面缺乏经验，更缺的是资金。“我只能帮他从政府找些支持的钱，远远不够。”后来，这位博士去了比利时，继续孵化这一项目，也在那里拿到了钱。
在深圳，创投企业很多，但真正关注早期创业者的创投企业并不是那么多。银行的钱也不好拿。周辉无奈地表示，银行在贷款方面偏向国有企业、大企业，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获得其支持的可能性比较小。
留创园的一家企业，成立十年后才以住房为抵押拿到银行400万元贷款。而此时，他们的年销售接近2000万元，毛利200万元，资金最窘迫的阶段已经过去。有的创始人调侃：银行就是当铺。
在很多时候，主要问题并不是钱，而是人，包括海归创业者自己。杨峰发现很多创业者都是急功近利地做企业，“他们都恨不得今天注册，明天融资，后天上市，圈把钱，跑!”
留创园到底该如何为海归创业者们服务，有时也会让杨峰和他的同事们感到困惑。
即便在深圳这个开放特区，一些政府部门的行政作风有时也不免僵化，加大了创业服务的难度。比如，深圳市规定海外留学生子女就读中小学可以享受深圳户籍学生同等待遇，但是当园区为留学生办理时，却发现很难落实。周辉说，“设卡故意为难的倒没有，但是客观因素很多，我们夹在中间感觉越来越难，精力全部放在协调跟其他部门的关系上。”
一位海归创业者说，回国后有些不适应：办事要请客、送礼，很茫然。另一位正在申请政府资助的创业者说，这次资料准备得很充分，如果没拿到，就要考虑潜规则的事了。还有不少创业者抱怨政府的政策贯彻得不好，到了最下面每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
深圳比较重视科技，一些资助、补贴可以给早期创业者提供帮助。杨峰之前积极帮企业拿资助，但他现在觉得政府扶持也有不好的地方，“慢慢企业就发现‘赚’政府的几十万容易，卖个产品赚几块钱很难，就挖空心思迎合政府，把屁股坐歪了。”
留创园是否可以扮演天使投资的角色，是否可以介入企业管理，也存在争议。留创园的一家企业在销售额突破2000万元之后，主要股东之间产生纠纷，最后企业一子下就倒了。“我们越服务越发现，企业经营过程中的决策、管理、理念，对一个企业的存亡影响非常大，但这方面我们深入不下去。”周辉说。他认为，这可以通过孵化器变成天使投资人，拥有董事会席位来解决。
这家留创园2006年曾打过一个报告，想成立类似天使投资的基金，没有得到政府主管部门的反馈。事实上，由于天使投资失败率过高，做“天使”很难被政府的体制所容纳。深圳南山区科技创业服务中心曾做过这样的尝试，投资了大概十个项目，而审计部门审计时觉得给那些会死亡的企业投资是国有资产流失。“弄得我们压力也很大。”周辉说。
不过，杨峰现在并不认为政府背景的园区设立天使基金是个好主意，“万一领导说，那个企业是我哥们儿，你得投一下。你投不投?”
民营创业园兴起
在上述留创园二期园区12年租期将满之际，园区管理者们已经不准备续租的办公地点。“这几年正在把企业慢慢往外交，既然我们自己没办法搞了，我们就去扶持整个区的孵化器，我们愿意做他们的台阶，把民营孵化器搞起来。”周辉说。
于是，这家留创园不仅帮各个民营企业组建服务团队，一些人员甚至就扎在留创园里见习。还有越来越多的民营园区直接来挖人。2010年，杨峰被挖到一家民营科技园担任总经理;2011年，这家留创园的中层骨干更是几乎全部流失。
现在，这家留创园原有的政策已经普惠至区内所有民营园区。目前，围绕在这家留创园周边的民营园区已经有十几家。
民营园区的兴起有其历史背景。首先，大量民营企业拿地之后，受政策限制必须进行开发，否则政府就要收回;其次，深圳在推行关内关外一体化，大批企业愿意到关外发展;而在政府看来，民营企业做园区总会带动一些企业进驻，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但已经有业内人士担心，民营创业园区的大跃进式发展。杨峰说，他所在的区就公布了三十家创业园区，还有三四十家没公布的，你想想深圳有多少个区?
这一切的背后，是政府背景留创园角色的弱化。2012年9月的一天，周辉在与《创业家》记者聊天时抽了很多烟，“我跟领导说，热情还可以装，激情你拿压路机都压不出来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杨峰、周辉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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