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价”拍卖制造者
王根旺 王根旺

“天价”拍卖制造者

匡时操盘手董国强如何玩转艺术品拍卖这场财富游戏?

  

       本刊记者/刘鹤翔(刊登在《创业家》第十期)

  自9月中旬起,国宝级藏书《锦绣万花谷》古籍善本在台北世贸中心图交会首次公开展出。此乃江苏凤凰集团以2.16亿元高价拍下的清代江南“过云楼藏书”的精华部分。而这宗“天价”拍卖的背后,站着一位名叫董国强的商人。

  六年前,当时40岁的书法篆刻家董国强选择了做商人,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下称“匡时拍卖”)因此诞生。如今,这家公司的年成交额达到40亿元,挤进了长期由国营公司占据的行业第一梯队。包括“过云楼藏书”在内,艺术品市场上一连串的“天价”交易常常与这家公司有关。

  对于一名书法家而言,这样的跨度有点不寻常。

  从“书法赤子”到“小萝卜张”

  20世纪80年代,“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掀起一股书法热。从1982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并参加学校的书法社,到毕业后在北京机场海关上班,董国强在书法尤其是篆刻上,下了十足的工夫。

  后来,一群人聚集在董国强北京的家里,成立了“小刀会”。“曾翔、徐海、蔡大礼、李强……”董回忆起这个篆刻团体时随口说出一串名字,“我们都是书法赤子,(当时)没想过书法还可以卖钱。”

  董国强在这个团体里最为风光,年仅26岁就在全国第五届书法展拿了一等奖。但他自称有清醒认识,竞争不过其他成员,“首先我不够刻苦,其次呢,他们中间有些人太有天分了。”

  1993年,当北京瀚海举办中国1949年之后第一场艺术品拍卖会时,董国强已经与时任北京文物总店总经理、北京翰海拍卖公司创始人秦公走到一起。“那个时候,我和马未都、易苏昊这些人,都是翰海不拿工资的义工。”

  除了帮助书法道友秦公运作拍卖会,董国强还替秦公当过买手。2000年5月,香港,他以1980万元竞得英法联军从圆明园掠走的“清乾隆青花缠枝花卉镂雕六角套瓶”。

  买下那只六角套瓶以及后来参与一系列“大件”交易之后,董国强迅速成为拍卖场的名人,被圈内戏称为“小萝卜张”。“萝卜张”指的是曾经创造国内艺术品市场上第一批“天价”记录的香港大收藏家张宗宪。

  海外藏家在转手间获利丰厚,让董国强很快意识到搞收藏大有前途,“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件吴昌硕的对联才卖8000块钱;齐百石作品的价格也很便宜”。在书法家尤其是篆刻家眼里,吴昌硕、齐白石都是了不起的大人物。

  更大的机会在不知不觉中来了。1995年,董国强在拍卖市场上认识了刘益谦。20世纪80年代,刘在老家湖北荆门开出租车和开皮具厂起家,他曾经公开说“我的弱势是没有艺术收藏知识,我的优势就是有钱”。

  在拍卖市场转悠20年后,刘益谦成为名副其实的收藏大鳄,藏品包括以3亿元竞得的王羲之草书《平安帖》以及清初“四王”等人的画作。此外,他还转手后来颇受争议的齐白石《松柏高立图》并可从中赚得3.5亿元—只可惜,买家湖南广电至今没有付款。

  通过为刘益谦及圈内其他朋友掌眼(帮助鉴定真伪),董国强逐渐获得新兴藏家的信赖。他感慨自己过了很久才知道,明了艺术史、艺术水准及风格,与鉴别艺术品真假其实是两回事,“我那时候哪懂什么鉴定啊,好在早期拍卖市场上的赝品还不算多。”

  2005年,董国强提出要开一家拍卖公司,需要1000万注册资金,刘益谦并没有怎么迟疑。“他想了一天,说,好。”

  就这样,匡时在北京成立了。

  不折不扣的快公司

  “匡时”二字取自明清之际岭南学者屈大均的诗:“圣贤耻独善,所贵匡时艰。”自2006年4月在北京的首场拍卖实现2.4亿交易额后,匡时的年交易额直线上升,到2011年已突破40亿,是不折不扣的快公司。

  凭借一系列“少而精”的大件拍卖,匡时很快树起大行形象:八大山人《仿倪云林山水》8400万元成交;张大千《瑞士雪山》5264万元;乾隆帝行书《洪咨夔春秋说论隐公作伪事》5712万元;乾隆青花缠枝莲纹花觚6680万元;王铎书法过亿;元《崇真万寿宫瑞鹤诗唱和卷》过亿??

  拍卖行吸引大藏家的地方是能将拍品拍到理想的价格,吸引大买家的地方则是它能收到好东西。多数情况下,圈内大鳄往往兼有大藏家和大买家的双重身份。刘益谦当然是大鳄之一。从董国强那里,《创业家》记者还听到了一串名字:山西富豪赵心、新疆广汇的包铭山??这些企业背景的人士都是制造艺术品天价的“神秘人物”。

  “我们这个行业也不存在一种科学的手段来确认艺术品的真伪。进来的人大都不懂,他们要么相信某个拍卖公司,要么相信某个经纪人、某个画家。”董国强说,在拍卖行业,个人品牌的作用很大,收藏家是品牌,艺术家是品牌,经纪人是品牌,把这些品牌串起来的人脉则关乎拍卖公司的成败。

  财富游戏结合某个大的文化议题,是匡时的策略之一。2012年6月4日,江苏凤凰集团在匡时以2.16亿元竞得170种、近500册清代苏州名门望族顾家的过云楼藏书。而另一竞买方北京大学以“国有收藏单位”名义要求按北京市文物局文件规定行使优先购买权。直到国家文物局给出复函,才确认过云楼藏书归宿为凤凰集团和同为“国有收藏单位”的南京图书馆。

  尽管是第一次拍卖古籍,但董国强一开始就意识到这批书的题材价值。匡时从4月中旬开始先后举办新闻发布会、特展以及学术研讨会,以40册宋版孤本《锦绣万花谷》领衔的“最后一批过云楼藏书”充分调动了文化圈的神经。他还认为,过云楼藏书的拍卖有功于时,“没有让这批书分散拍卖,没有让古籍珍本流入不事研究的私人藏家手中。”

  董国强乐于看到一个具备“学术气质”的匡时,这和人脉一样重要。“很多东西博物馆看不到,但拍卖行有,拍卖行也是可以搞研究的地方。今年春拍上,比过云楼藏书更能体现我们拍品故事挖掘能力的是《种菜唱和诗册》。”他说。该拍品由十四件作品组成,是清初吴之振、吕留良、黄宗羲、王士禛等人的诗歌酬答书法真迹。

  此外,匡时做过“晚明五家”专场,推出了傅山、倪元璐、黄道周、张瑞图和王铎的书法作品。这是董国强最熟悉的领域,“书法史上没有过‘五家’的提法,这个专题包含了我们自己的评判。”

  中国的画廊很不发达,拍卖这个二级市场往往要干一级市场的事情。“我们也拍卖现当代作品。很多当代艺术家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拍卖市场来确立。” 董国强说。

  富人游戏

  在《创业家》记者开始采访前,一名年轻人捧着一件据称是末代皇族溥儒的画作,已经在门口恭候多时。董国强走进来的时候,年轻人毕恭毕敬地叫了声“董老师”。董是光头,北京爷们儿特征很明显。他转身往立在玻璃门边的画框看了一眼,抛下一句“假的”,径直往办公室去了。

  这样的投宝者每天都会来很多。有人质疑拍卖公司的门槛高,一般的东西送不进去。董国强大声对记者说:“我们傻呀,送上门来的东西不要,非要在飞机上三天一个来回跑美国去?我们不要,无非是东西假呗。”

  现在,频繁飞往中国香港、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地去寻宝,是董国强的一项日常事务。最近,在纽约某酒店内的匡时征集现场,不少藏家和买家都慕名而来。“海外华人和海外收藏家手里有不少好东西。他们和中国内地人不一样,只要衣食无忧,就不太关注市场价格的变化。另外,对父祖辈留下来的东西,有些人其实也没太大兴趣了。”

  董国强对一些海外藏家的印象很好,觉得他们有一种对文化的真诚。“比如台湾广达电子的林百里,几十年搜罗中国书画,他对张大千和傅抱石的收藏可能比哪家博物馆都多。”林百里的名言是做收藏要有“乌龟精神”,一点点攒,一代代往下传。

  大陆藏家基本上是“龟兔赛跑”中的兔子。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企业主们大举进军收藏界,让一些传统的文人收藏家感到难以招架。在这个话题上,董国强更愿意支持“富人立场”:“古董收藏在任何时代拼的都是财富,财富是这个游戏里最重要的东西。我最烦现在一些所谓的收藏家,老是抱怨资本进来太多了,让他们买不起东西。”

  在喧嚣的艺术品市场,被普遍议论的还有赝品问题。很多时候,负面消息一传出,公众直接把矛头指向发生交易的拍卖行。

  “中国的艺术品,特别是传统艺术品有几百年作伪的历史,艺术品历来都是真伪混杂。”董国强说,“一家拍卖公司,即使专业能力再强,也无法从法律的意义上保证每一件艺术品都是真的。你要求一个拍卖行对每一件拍品保证,就相当于要求医院要包治百病,这是不可能的。”

  一些业内人士估计,匡时的真品率能达到七成以上。换句话说,匡时也会有赝品。董国强援引了著名书画鉴定前辈徐邦达的一句话,“能看对一半就是大师。”这里所指的难以分辨的赝品,主要是前人仿前人的“高级赝品”。

  不过,当下赝品泛滥的程度让董国强也不免唏嘘。作为收藏家和拍卖行老板,他每天都会收到从全国各地拍卖公司寄来的拍卖图录,“一册图录,我们随便翻翻就知道这家拍卖公司的水平。有的(真品率)一成都不到。”

  一双双看得见或者看不见的手在制造赝品和赝品交易,拍卖行也会因为专业能力的高低和对待真伪的不同态度而洗牌。“真品占的比重越大,在行业中就会更受欢迎,大的买家就会来,公司的拍卖业绩也才上得去,接下来,你才能收到更多的好东西。这才是良性循环。”董国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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