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哈佛这一年我获得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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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哈佛这一年我获得新生

2011 年,王石正值耳顺之年,这位功成名就的中国房地产行业“教父”,选择去哈佛大学当清苦的“修道徒”——自己做早餐,步行上学,坐地铁出行,和十几岁的孩子一起学习语言。“我在哈佛这一年,体会到了后进生的滋味。”

 

                     文/外滩画报   周一妍 编辑/戴敦峰 摄影/覃斯波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2011 年,王石正值耳顺之年,这位功成名就的中国房地产行业“教父”,选择去哈佛大学当清苦的“修道徒”——自己做早餐,步行上学,坐地铁出行,和十几岁的孩子一起学习语言。“我在哈佛这一年,体会到了后进生的滋味。”2011 年的最后一天,回国过新年的王石在万科总部接受了《外滩画报》独家专访。

  

 

 



王石。(图片来源:外滩画报)

 

 

 

   上午8:40-11:00,哈佛听主课;下午1:00-2:30,英语选修课;2:45-6:00英语语法课。每周两次晚7:30-9:00口语课;每晚看资料做笔记至凌晨1点。

  这是王石(微博)在哈佛的日程表。

  王石在哈佛近一年的游学生活,并不像外界所想象的那样轻松随意,而是“总觉得时间不够用。”

  每天清晨,他花2.5分钟的时间用微波炉热一杯牛奶,烤一块面包,切半个西柚,花3分钟时间吃早餐,然后步行去上哈佛上课。王石租住的公寓位于剑桥镇的花园街上,到哈佛主校区最远的教学楼或者图书馆只需步行15分钟。王石在哈佛读书期间拒绝了公司配车,出行主要靠步行和地铁。

  哈佛“现代修道院”

  2011年2月,王石在哈佛的第一学期。他每天上午去英语学校补习英语,下午去哈佛听各类讲座;到了9月的第二学期,他选了三门大课:分别是前哈佛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本杰明-弗里德曼的“宗教如何影响资本主义思想”、“资本主义思想史”,以及“城市规划”。因为大课的时间是上午,所以王石将英语学校的课程改为下午。

  在哈佛上课,如同“赶集”。王石每天从8:40开始在哈佛设计学校听“城市规划”,临到结束前几分钟,必须不动声色地把书包理好,一结束就蹭蹭蹭往经济系跑,跑8分钟,再一路爬上三楼,放慢脚步,轻轻推开门,坐进去,前哈佛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本杰明-弗里德曼的宗教课已经开始。

  中午,穿过哈佛广场,步行去对面的英语学校。如今,王石已在学习Advance级课程,这是该校的最高级课程。广场里有几棵大树和大片的草地,王石偶尔会找一间咖啡屋坐下来,吃个三明治,更多时候则是边走边吃。“我想休息一下的机会非常非常少。在哈佛,很清闲的就是游客,学生要匆忙得多。”王石说,他唯一会停下来的原因是发现了赏心悦目的落叶,或者在雪地里觅食的灰松鼠,这时他总会“忍不住停下来拍两张照,传到微博上。”

  英语学校放学后,他就在哈佛广场的速食店花几美元买一个鸡肉卷回家,吃一半,另一半放在冰箱当第二天的晚饭。在美国的日子里王石很少应酬,他的夜生活几乎都是在公寓里温书。“因为你只要晚上安排应酬,你的学习就得熬到三四点,要不第二天的课就坏事儿,完全跟不上。”

  在哈佛大学的11个月里,他感觉身处在一个“现代修道院”。“我住的地方很简单,旁边是一栋教堂式的建筑,顶尖是十字架,中世纪风格,就像一个修道院。不管在学校,还是在附近的星巴克(微博),里面的学生都是一边吃一边看作业。这就是一个读书学习的地方。”王石对《外滩画报》说。

  2011年夏季“艾琳”飓风来袭,王石发了这样一条微博:收到言及飓风如何厉害的短讯,知趣取消约会。返剑桥公寓已晚。翻书不觉到凌晨。好像有特殊的磁场,祛除浮躁,心静读书。

  到英语学校报到的第一天,60岁的王石差点被人误认为是“老师”。他的周围,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开学自我介绍后,发现最大的也才25岁。

  为了克服“哑巴英语”,王石强迫自己每天跟这群比自己女儿还要小的孩子混在一起。美国课堂强调游戏互动,由一个学生来比划单词,王石来猜。“往往一个单词挂在嘴上,却怎么也说不上来”。最有压力的要数每周一次的考试,每次60分钟,周围的同学答题30分钟后陆续交卷,60分钟后,整个教室变得空荡荡,只剩下握着笔的王石,和一位等待收考卷的老师。

  “我也经历过小学、中学、工农兵大学,虽然不是最优秀的,成绩也是中等偏上。这次算是体会到什么叫后进生。”王石说,他生平第一次感觉脑袋累,是脑壳里那种累,半夜两三点很疲劳,但睡不着。“有点像某种病态,一度担心别哈佛没学到东西,变神经了,想放弃。但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又背着书包去上学。”

  在哈佛的前三个月,他几乎听不懂主讲人在说什么,于是花钱请了一位翻译帮忙做笔记,“自己装模作样地听,听懂一个单词,想一想,接下去,又听不懂了”。三个月后,他开始自己做笔记,让翻译纠正,四个月后,他已经能听懂六七成,便毅然摆脱了翻译这根无形的“拐杖”。如今,王石已可以自如地用英语发微博,“气候组织”创始人吴昌华(微博)欣喜地在微博上回复他:以后出国不用给王总做翻译了。

  房地产开发商眼中的美国

  在哈佛,王石的研究方向是“企业伦理和城市群落研究”。他选择了两门跟宗教有关的课:“宗教如何影响资本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史”。

  “我们现在是西学中用。我们学习西方的东西,更多是技术层面,如何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理解、去了解、去吸收。到最后一定是宗教信仰。”王石这样解释自己选择与宗教有关课程的原因。

  在哈佛期间让他印象最深刻的一堂课,是一名哈佛教授讲述二战后美国信教人口变化。在课堂上,他了解到二战后美国71%的人信仰基督教,80年代初骤降到39%,90年代初又有所回升。他还了解到,二战后出生的美国人有两个宗教,一个是出生时家庭给的,第二个是20岁后独立选择的。上完那门课,王石形容自己“豁然开朗”。

  “谈到西方文明,就无法回避基督教。以前我总是困惑上帝究竟存不存在,现在我发现,这不是要点,要点是宗教背后的文化诉求。”王石说,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源跟基督教密不可分,包括现代企业管理提到的“契约精神”,可以在《圣经》的旧约中找到最早的故事。

  在哈佛游学的日子里,王石无时无刻不在用房地产开发商视角观察哈佛,观察波士顿,观察美国。

  在设计学院的“城市规划课”上,王石不忘观察身处的这栋建筑:一个透明的“大玻璃盒”,冬暖夏凉,可容纳400人。独具匠心的是,这个学校的教室与教室间没有视觉上的阻碍,“梯田”状从一楼一直到达五楼,五楼高高挑空,将空间串联成一体,更像开放式的三角形阶梯图书馆。低年级学生在顶层,便于观摩下层学长的设计活动,学生们随着年级上升,教室逐年下移至毕业。

  在设计学院,王石了解到美国人数百年的城市规划史。他拿波士顿举例,波士顿在城市化进程中,也曾大肆建造高速公路。没想到,交通是顺畅了,却一下子把城市一分为二,造成了城市割裂。后来美国政府不得不花大量财力,把波士顿重新规划。“如何在城市发展规划中避免高速、地铁的劣势?纽约和芝加哥是怎么过来的,遇到哪些情况,如何处理,这是可以借鉴的。”

  在哈佛学习期间,王石也多次走出波士顿,从其他城市获取灵感。2011年3月,王石受邀赴华盛顿拜访了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总部。该环保组织总部的屋顶绿化引入蜜蜂的设计,让他印象深刻。他当即他电话万科的同事,要求在深圳大梅沙总部的绿化中引进蜜蜂。4个月后,万科总部引进的两箱中华蜜蜂开始产蜜,每次可割蜜15斤。万科的员工对自己的办公室屋顶能产蜜感到非常自豪。一位员工告诉《外滩画报》:“虽然蜂蜜的产量不高,每人只分得一小勺,但真的比新西兰蜂蜜还要好吃,蕴含一股自然的醇香。”

  “意识到差距,所以来学习”

  2011年2月23日,王石到哈佛刚刚1个月,便接受哈佛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邀请,在哈佛做了一场名为“人生的三座山峰”的演讲。他指的“三座山峰”,第一座峰指创立万科,第二座指两次登珠峰,第三座指目前在哈佛的游学。

  他对比了“登山”和“游学”的差别。“你问我那个难?登珠峰当然难,但没有我想象的难。哈佛游学也难,比我想象的还要难。”王石说,但是最难的,是管理企业。毕竟,登上珠峰他只用了五年,而创办和管理万科,从1983年至今已近30年。

  在万科深圳总部的王石办公室里,王石的办公椅背后有一辆精致的奔驰模型车。王石说,这是上世纪90年代初由万科一家玩具厂生产的,汽车上印有日本皇室的图案,车门可以打开。“它不是玩具,而是工艺品。它代表着万科的一段历史。”王石把玩着模型车好一阵,久久不愿放下。上世纪90年代,王石的公司业务涉及玩具、服装、饮料、印刷、K金链等十多个行业,1993年,他决心将公司从多元化向专业化转型,原本计划五年完成,后来足足花费十一年。但这场转型无疑是成功的。2007年,万科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房地产住宅开发商。

  “其实去美国游学,一是自我修为,二是为了想清楚,企业的下一步该怎么走。”王石说。

  虽然身在美国,跟中国有13小时的时差,但王石几乎每天晚上都会跟万科总部开视频会议。在一年一度的公司内部沟通会上,他从美国发回视频。视频是在哈佛大学JFK政府学院外的草坪拍摄的,王石的背后,是一群悠闲的大雁。

  在哈佛的演讲中,王石透露了些许对公司“下一步”的想法。

  “在中国,民营企业生存不难,但相对粗放。”王石说,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全美前三大房地产公司年销售量相加还没有万科大。但是从市场规模看,美国第一大房地产公司的销售量占美国总量的6%,但是万科在2010年的销售量为1千亿,只占到中国的2%。“要沉住气,不能急于求成。意识到差距,所以来学习。”

  王石作为万科最核心的人物赴美读书,接班人话题自然也是众人关注的焦点。王石用了一个比喻:“我对万科有感情,但它是我的一个作品,而不是我的儿子。”王石解释,他把自己定位在一件作品的制作者之一,作品的将来如何发展,如何才能更加“好看”,需要一个团队一波一波去打造,而不是仅凭一个人的力量,或者一个接班人。“1999年和2000年,我和柳传志分别辞职,由郁亮和杨元庆接任。三年前,柳传志重新出山,力挽狂澜,效果不错,如果你问我万科遇到类似情况,我会不会出山。我很肯定地回答:不会。”

  王石告诉《外滩画报》,在哈佛他希望学习更多西方的管理思维。“1983年,我到深圳创业,看的第一本书是汤因比的《历史学研究》。2011年,我在哈佛图书馆看两本书:曼德维尔的《蜜蜂的语言》和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管理》,都是英文版,受益匪浅。”

  60岁的新生

  在美国,王石每天会抽出至少40分钟发微博,他说,一来是方便与国内联系交流,二是训练文字简洁表达,三是接受各方批评与谴责。

  他的微博跟国内其他几位房地产大亨相比,显得十分“另类”,既没有任志强(微博)那样的“火爆”脾气,也没有潘石屹(微博)那样爱凑热闹。他发的最多的照片,是关于他家里的两只猫,1条狗和1头小香猪。

  在微博上,他两次提出“人生抛物线”理论。他说,人生就像一颗从枪膛里飞出的子弹,我的最高点已经过去了,现在处在下滑处,应该逐渐淡出人们视线了。

  他的微博头像是一张坐在电脑前面的照片,带着眼镜,嘴角微微下垂,脸庞清瘦,法令纹很深。一位网友指出,这张照片“显老”,建议他换一张。他回复说:变老是规律,下次换头像会显得更老才对。

  “60岁是上老年大学的年纪,却跟16岁的人一块儿混,这是另一种对生命极限的挑战。一种更不动声色的咄咄逼人的表达。”王石说,“哈佛的这一年,我感觉获得了新生。”

  他调侃自己,刚到哈佛时,“我已经是半残废了”。他指的是创办万科后,有司机、有秘书,到哪里都有人接送,自己在不知不觉退化成“城市废人”。

  而在哈佛,王石伴随着各种笑话开始了他的“新生”。

  去银行办信用卡,因为在国内没有办卡的经验,足足跑了五次银行,花了一个月,才办成;

  去超市买东西,搭地铁,乘公交,经常搭错车,搭错方向;

  每天晚上一边温习功课一边烧水泡咖啡,结果那只烧水壶被烧红了三次,塑料(9955,-355.00,-3.44%)壶盖都烧化了……

  王石告诉记者,他的“三年游学”计划可能会延长,哈佛大学的一年延长到两年,接着去欧洲继续游学三年。未来10年,他的身影也会更多出现在国内外高校。去哈佛之前,他已经接受香港科技大学的邀请,出任客座教授。此次回国,他已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微博)基本谈妥,今年秋季就开始在光华管理学院上课。

  一位曾在万科工作多年的员工评价说,王石让她联想到日本建筑师安藤忠雄的一句话:一个人真正的幸福并不是呆在光明之中,而是从远处凝望光明,朝它奔去,就在那拼命忘我的时间里,才有人生真正的充实。“王石给人的感觉,就是他的前面有一束光,指引着他永远向前。”

  B=《外滩画报》

  W=王石

  “中国人最顽固的,不是头脑,是胃”

  B:你去哈佛读书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选“企业伦理”作为研究方向?

  W: 那是2010年初,哈佛的一个中国基金会在北京办一个答谢会,当时执行主任问我有没有兴趣到哈佛游学,半年、一年、三年都可以。我当时就回答“有兴趣,一年”。到了2010年秋天开会了,我却犹豫了,当时就害怕语言不行,过了国庆,没去,过了圣诞,还没去。人家来催,我听了话中有话:我们这儿可是哈佛啊。一咬牙,我就去了。

  你要说冲着什么,当然是圆留学梦。当年改革开放的时候,我接近30,想出去的想法强烈。1983年,32岁,我在深圳创业,想着过渡两年就出去。当初想去伯克利,觉得它是很活跃的学校,没想过学什么专业,只是想去了解西方文化。留学的想法,到50岁才打消。

  这次去哈佛想学什么?不是很明确,但有一点很明确,我不会学工商管理。1983年到深圳,我既搞经营,又搞管理,自学能力相当强。我花了3个月读了经济学原理、宏观和微观经济学、工商管理。每次到香港,我都是买书,买台湾的繁体版。比如说会计学、记账方法,我都是自学的。

  B:为什么选择哈佛?

  W:正好因为哈佛发邀请。只要是名校,伯克利,麻省理工,台北大学……我都会去。

  B:哈佛的学习氛围究竟有多浓?

  W:哈佛是研究型的学校,讲座交流特别多,各个系、各个学院都有。比如说,我在亚洲中心,牵涉到亚洲专题。日本海啸发生,一个月之后,日本中央银行来了一个副行长,讲海啸之后日本金融政策;比如一个有关2012年台湾大选的讲座,一看主讲人:蔡英文。再比如说BP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事故调查总检查人、麻省理工的教授的一个讲座。再比如说,我上一门课叫做“资本主义思想史”,上课的老师就是《货币战争》里提到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罗斯查尔德的后裔。你会发现,哈佛的讲座,牵扯到整个世界热点事件主要的当事人、事后主要的负责人、核心人物。每个礼拜,我都觉得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B:听说你在国外只吃西餐。为什么?

  W:就吃饭来讲,出国吃西餐,不是说这次去哈佛,20多年都这样。改革开发80年代,我跟大家一样,一定要吃中餐。但很快,我就决定,只要出国,不吃中餐。饮食文化是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中国人思想接受西方西方,饮食却不接受。中国人最顽固的,不是头脑,是胃。

  我们万科流传着一个笑话:想惩罚谁,就让他出国跟着董事长。咱中国人三天不吃中餐,难受死了。

  B:在美国游学一年,觉得自己有什么改变?

  W:昨晚我还跟一些企业家朋友吃饭,他们说感觉王石变得更随和,更包容,仅此而已。

  B:你曾经说如果让你选择一个宗教,你会选基督教。这跟你这学期学习的课程有关吗?

  W:这句话直接拿过来讲,肯定引起误会。对于宗教,我的态度是你可以不信,但你要尊重那些信的人,接受一神论背后的价值框架、价值体系,它到底对这个社会起到怎样的作用。

  如果你要说必须从众神当中选择一个信仰,我选择“基督教”,更多是从文化、音乐、艺术上的考虑。我喜欢基督教堂的建筑形式,哥特式,阳光从玻璃窗照进来,给人积极、温暖、向上的感觉。还有基督教的音乐,绘画,我都非常喜欢。

  B:你在哈佛这一年,是瘦了还是胖了?

  W:我的身体变化,在过去两年。2010年第二次登珠峰,瘦了15公斤,下来的时候是57公斤。2011年初到美国,差不多恢复到70公斤。在哈佛头两个月,又掉到67公斤,这个体重,比我1983年刚到深圳创业时,还瘦4斤。很有趣的是,一回到城市里(回到中国),体重很快就涨了,我现在是73公斤。

  “我无意当意见领袖”

  B:你在微博上说你佩服意见领袖,任志强,茅于轼,赵晓(微博),韩寒,“在各自领域有独到见解,敢于发出不同声音。”你觉得自己是意见领袖吗?他们需要怎样的智慧?

  W:我当然不是意见领袖。首先,意见领袖应该是公共知识分子,比较独立,二是以公共利益着眼未来,第三是有独到的见解和影响力,在学术上有一定修为。

  我是企业家,本身就有利益冲突。你知道任志强的公司叫什么名字吗?很简单,即便很关心这行的记者也很少能说上来,这说明他更多影响力来自个人,他的言论不会对他的公司有什么影响。对我来说,任何时候大家提到王石,就会联想到万科。意见领袖显然不适合我,我也无意成为意见领袖。但我是上市公司的公众人物,更重要的是做了什么,而不是说了什么。

  B:你曾在微博上写道:人们很介意自己的归宿,但其实从宇宙看,每个人只是一颗粒子,在哪里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去了美国之后,你开始更多以宇宙的眼光看待世界了么?

  W:哈哈,我没有这么大的视角。我去美国有两点感觉。第一,每个人的主流看法:美国标准即世界标准。去美国之前,我还没有这么强烈的感觉。美国建筑标准有LEED,英国的标准比LEED更严。但美国人觉得,LEED就是最好的。到了美国,我反而不认可这个了。第二,在美国的环境下你会用另外一个角度,更客观地看待中国房地产市场。比如说,从全球眼光看,中国发展非常快,中国改革开放需要经济增长来支撑。就像骑自行车,你速度慢了,就倒了。如今全球经济一体化,西方经济萧条,如果中国把速度降下来,全球都成问题。

  B:万科有建立“儿童医院”的计划。你在美国也考察过好多家儿童医院。有何借鉴?

  W:美国的儿童医院当然先进。但我觉得发展中国家的例子,更有借鉴意义。比如说曼谷,当地的医疗制度值得借鉴,只要是贫穷的孩子,都可以去看病。第二,医院的公益性做的非常好,很多孩子从外地到曼谷看病,父母是陪着来的,但没有地方住,医院还想出办法很好地安置病患父母。

  再拿美国举例,美国儿童医院医疗设备都是以儿童为标尺的,比如说核磁共振,就是迷你版,医生的座位很低,不会让孩子感觉不舒服。另外,医疗技术的先进性就更不用说了。

  万科做儿童医院可能走三种路线,一是给穷人看病,二是给富人看病,但看病赚来的钱支持穷人看病。三是不确定给谁看病,但只采用高尖端技术,治疑难杂症。富人付钱看病,我们为穷人设立一个基金,看不起病的人可以申请这个基金。

  “人生舞台的终点是隐退”

  B:你相信2012年世界末日吗?如果离开末日还有三天,你会做什么?

  W:那是无稽之谈。西方宗教本身就有“末日说”,以前有,今后还会有。地球有诞生就有结束,但那个末日是无限的,对我们来说,可望不可及。但你的末日是什么?你的末日,不是可望不可及的,可能就是明天,最多再有30年,肯定会到来。

  你说离末日还有三天最想做什么?很简单,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不会有什么重大变化。因为这是你的末日,不是世界末日,别人仍在正常的生活。我想最好的结束方式,就是不要对世界造成影响。

  B: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的?

  W:作为一个人生舞台,年纪大了,就要隐退。在哈佛的经历,我要是愿意到处公开去讲道,利用各种公开场合,像郎咸平(微博)一样跟电视台签约,我相信我还是有这个影响力,电视台会感兴趣的。但是我选择更多的方式去学校,跟学生交流,而不是做一个公众人物。

  B:我看到你转了一条微博,说的是乔布斯晚年住在一个中产阶级街区,行人从他家走过还能看到他在灯下工作。你的晚年生活,愿意过有好邻居的中产阶级生活,还是住深宅大院,与世隔绝的生活?

  W:我想是后者吧。这跟个人习惯有关。我本身不大善于交际,也不喜欢热闹的交际场所。所以我登山,和大自然打交道。现在不登山了,我更喜欢和植物、动物打交道。

  B:你有没有想过像乔布斯一样,把传奇的人生经历,写一本自传?

  W:我怎么能和他比呢?我觉得乔布斯是继爱因斯坦之后世界级人物。他属于英年早逝,留下那么多财富,让别人怀念他。而我们更多的时候,是享受生活,没有必要到最后写这样的东西。你是要给别人看呢,还是要总结自己?我觉得乔布斯更多是要让别人看,他本人非常低调,做到现在,真正出名就是这五年时间,在他生命的末期,他找人写自传,更多的是做为一种财富,让别人了解他,而不是产品本身。

  B:这是四个苹果的世界。第一个诱惑了夏娃,第二个砸醒牛顿,第三个握在乔布斯手里。第四个在哪里?

  W:不知道啊,一定会有第四个。

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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