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中国企业家都是软弱阶层
王根旺 王根旺

柳传志:中国企业家都是软弱阶层

【柳传志:中国企业家都是软弱阶层 没勇气与政府抗衡】其一是不敢抗争:“面对政府的不当行为,企业家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与政府抗衡,只能尽量少受损失。”其二是缺乏公共关怀:“我们只想把企业做好,能够做多少事做多少事,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笑蜀

在接受《财经》杂志的专访时,联想集团掌门人柳传志先生坦率承认,他所代表的整个企业家阶层,“是很软弱的阶层。”软弱表现为如下两点,其一是不敢抗争:“面对政府的不当行为,企业家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与政府抗衡,只能尽量少受损失。”其二是缺乏公共关怀:“我们只想把企业做好,能够做多少事做多少事,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

强权面前,谁都是弱者,企业家——哪怕是柳传志那样的大企业家——也不能例外。但是,中国企业家其实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在公共空间中也并不是无所作为的。当下中国社会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多元与复杂。这注定了有太多缝隙,可为新思想和新力量的生长提供空间。

如学者孙立平早就指出的,当下中国的一个严重危机,即社会断裂。各个族群彼此远离,彼此隔膜,彼此误读,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累积着怨愤乃至仇恨。其中最危险的断裂,则是中产和企业家阶层,跟底层民众的断裂。

本质上,中产和企业家阶层,跟整个的底层,面对的往往是同一个问题,即法治的缺位,其共同的命运和目标也最需要形成合力。但偏偏在最需要合力之时,社会断裂却在不断扩大。这决非国家和民族之福。

这应主要归咎于中产尤其是企业家阶层。当下中国的中产尤其是企业家阶层的精神气质,与学者金雁在她的新著《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中,所着重解剖的19世纪俄国的军功贵族阶层非常接近。

19世纪俄国的军功贵族阶层,是一个正在觉醒的阶层,是一个开始具有人道与悲悯情怀的阶层,是一个有良知有追求的阶层。所有这些,在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果戈理、赫尔岑的作品中,都有充分的展现。他们可以说是俄国思想启蒙的先驱。但是,他们所有这些努力,并没有能够消弭底层民众对他们的深刻怀疑乃至仇恨。贵族与底层尖锐对立,这种对立甚至有时候超过了专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对立,这是俄国民粹主义狂飙突进,最终引爆“十月革命”的重要原因。俄国的整个军功贵族,先是在革命浪潮中被迅速边缘化,接着被当作革命的敌人,最终被全部打倒。

为什么努力了而没能得到正果呢?换句话说,为什么俄国贵族与底层的冲突不能解决呢?最致命的因素,在于贵族自身的人性弱点,即他们的二元人格。他们的大脑往往是清醒的,但是他们的屁股则坐在既得利益这一边,坐在特权这一边。清醒的大脑指挥不了屁股,反而被屁股所制约。这就导致了他们思与行、言与行的分裂。他们思想上反对沙皇,现实中却受沙皇的恩宠,因为沙皇的恩宠不劳而获、养尊处优。他们明知这不道德,所以他们不断地自责,不断地忏悔。但在行动上,他们却不能果断拒绝恩宠,不能拒绝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没有完成自我救赎,也就不可能得到底层民众尤其是平民知识分子的原谅。一旦革命突如其来,他们就只能被全面清算。

今天中国的中产尤其是企业家阶层,跟当年俄国的军功贵族何其相似?他们往往跟权力走得太近,往往因与权力的近距离而受荫庇,其财富的得来往往不明不白,即往往都有人们通常所说的“原罪”。但是,跟俄国军功贵族不同的是,中国的中产尤其是企业家阶层,缺乏内心的自审,缺乏忏悔和自救能力。所以,中国当下的社会断裂,尤其是企业家阶层与底层民众的断裂,可能比当年俄国军功贵族跟底层民众的断裂更严重。中国底层民众的仇富情结及均贫富的要求,也就比当年俄国底层更强烈。

其实,中国的企业家阶层蕴藏着良知的巨大冲动、善的巨大冲动,只是太缺乏能够容纳这些冲动的制度环境及相应的组织平台。这让我想起了中国的一群顶尖企业家,他们通过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这个平台,承担自己的环保与社会责任。而创办SEE的初衷,是要在资本的上面生长精神。它不止是救世,更是自救,即中国企业家阶层的自我救赎。这种自我救赎之于社会和解,之于社会力量的整合,无疑具有关键的作用。

如果SEE这样的社会实验在社会上充分普及,因而变得很平常很平淡了,那时,中国企业家阶层的自我救赎也就做得差不多了,中国社会的整合与和解的前景就非常广阔了,被清算、被打倒的噩梦也就不会再来。

柳传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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